我是农民的后代。当初在村庄生活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赞美或者是记录这里。后来好不容易不用“捧牛屁股了”（村里人以此借指务农），我却跳上往城里的客车逃跑似的绝尘而去。但是，我发现自己到城里做的事情，特别是纸上写的却多是农村，那块土地、那个村落以及那些人们。人走得离村庄越远，笔却又靠她越近——后来我就认命而又幸福地决定：我就站在里下河，写自己的村庄和土地。这就像是一个顽劣子弟的浪子回头，好在我还是回来了。
    《李光荣下乡记》是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的姊妹篇。《李光荣当村官》的故事基本上是一种有根源的想象。虽然我知道主人公与故事并不失真，但是整个故事仍然是虚构的。情节是虚构的，之所以不失真，那是因为细节是真实的，作为一个农村人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李光荣这个小说我打算写成一个系列，第二部本来是打算写计划生育题材，大纲和故事都琢磨好了，动笔写了几万字突然插进来一个故事，那就是关于现在《李光荣下乡记》中所讲述的一个民族乡的故事。这种偶然的遇见恰恰说明了我自己写作的一种状态：很多故事都不在于寻找，更多的美好是不期的遇见。
    这一点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问题所在。
    我乐于遇见是因为，我坚定地相信生活永远比我们所想的要精彩。好东西不是你坐在书斋里想出来的，而是热火朝天的现实交代给你的。我平素的工作是写公文，有些朋友会请我帮忙写一些事迹，也就无意间接触到了菱塘回族乡的故事。这个里下河惟一民族乡的子民“下马为垦”在大湖边生活了千百年，如今依旧生机勃勃而又安静恬美。于是我便带着“深入生活计划”这样一个任务愉快地走进了这个古老的村落。我所有的采访都是自主的，几乎没有借助任何外在的力量，因为我知道我不是来工作的，我是来寻找故事的。听故事的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个世界上那么美好的秘密，为什么一定要让你知道呢？所以遇见是一种绝大的幸福。所以我在村子里几乎被忘记的一处宋朝的古庙里越墙而过之后，跪在破败的时空里虔诚地磕了三个头。后来不久这座古庙就被拆建装饰一番，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故事就这样被水泥粗暴地遮挡了。
    《李光荣下乡记》就是讲的这个村落的几个人的几个故事：终身传教的阿訇、桃李满天下的老夫子、古庙里的老方丈、神居山脚下的好人以及这块土地上起家的企业家和新农场主，这些人构成了一座村庄的前世今生，由我这个外人为一座村庄作立传式的书写，我自然是幸运的。
    但是这部小说的本身有问题。小说不全是讲故事，长篇小说也不应该是讲一个很长的故事。更何况主人公李光荣在这个里面就像是冰糖葫芦的竹签，他串起了诸多的果子，加上糖汁的包裹似乎形成了一个整体，但是这些个体故事之间是有隔膜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不需要巧舌如簧地去辩解和掩饰。当然这个问题是我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解释了这个问题，之所以要专门讲这个问题，说明我确实不想掩饰逃避，而是真诚地想把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以后在写作的时候注意这些问题。
    里下河这里的人住在水边，性格里多了一点水的深情和散漫。这种散漫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是特点也是缺点。那种“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大概已经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对于语言、书写等等都有莫大的影响。这种散漫的节奏影响了我，我也乐意用这种语调和节奏书写，这就造成了书写上重视故事内容，却忽视或者说没有能力调动机巧的情节去推动故事。小说写得像散文，形式上很好看，内质上有问题——这就是小说究竟是追求形式美、气质美还是实质的美？这里其实又出现了另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小说好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答案。如果说我把自己的里下河在场写作的身份加进来考虑，似乎也能找到一些可靠的依据。这个依据自然就是汪曾祺。我所在的城市地处里下河腹地，正是汪曾祺先生的故乡高邮。汪先生的文字不是乡土的，他讲的是市井甚至至少是精神上的贵族。但汪先生的文字有一种特别的地域气息，这种气息是下河古镇上独有的：恬淡、安然、趣味。这些词还可以举出很多，但无一可以复制，可见其独特。
    写《李光荣下乡记》再次暴露了我在小说写作上的问题。我倒又似乎在反思中开始顽固地强化这个问题。特别是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的写作，我们本来就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地身在现场，至少在逼近和表达现场。现实的力量让写作无需要机巧与设计就已经非常的震撼人心，而出于技术层面的巧合和精彩，恰恰会让小说范畴的真实感显得不可靠。小说也是世界，它也需要可靠性和合理性，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的写作，脱离了这个基本要点的话，会不会因为追求“好看”而弄得“不好看”呢？其实小说主人公这个“光荣”的名字已经够虚化了，没有哪个“80后”再用这么有特征的名字，如果再让他们出神入化就有些不像话了。毕竟我写的是农村，写的是土地，写的是切切实实的当下。
    最近关于《李光荣下乡记》的几个采访中，无一例外地被问到“‘80后’写农村题材”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80后”早就不代表年轻了，而写作也很难用代际去分辨清楚。我知道很多人想问的是我为什么要写农村，这个只能实话实说：我大概就只有这么点本事。土地给了我生命，村庄给了我记忆，我觉得这是我无法放弃的现场，不管城市化进程如何加快，乡土就是“最中国”的，而土地始终会是最光荣的——能做这样一件光荣的事情，那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