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曾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热门话题，“三农”问题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对所谓农村题材或者乡土文学创作传统及其发展可能性的研究也在文学界持续升温，异常热烈。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既具有现实政治意义，又可能包含创作启迪性的文学探讨。也许我们不会重蹈覆辙，使它简单地、一窝蜂地成为一种文学题材的项目招标、重复建设和草包工程，成为一种过分高调、过度排它的主旋律而尖锐刺耳，让人反感。
    在各种观点纷争中，事实上有一种意见或者观念已经逐渐地深入人心，那就是如何叙述、如何呈现新农村新乡土的真实境遇，如何避免传统的、习惯的叙述套路与模式，以及可能导致的新的创作倾向与弊害，更重要的是怎样有效地创新乡土文学的叙事方式，焕发其艺术活力，这才是我们需要面对、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也可以说，借助于这样一次“文学政治”的积极契机，乡土文学写作真是应该进行一番自我清理、自我整治和自我提升，开展深入的理论梳理和实践探讨，以开拓出新的创作空间和叙事方式的可能性。
    对乡土文学的创作传统需要加以认真的反思，这是因为从“五四”到“文革”再到当下，乡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历史风雨的冲刷，累积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产生了大量经典性的作家作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定的叙述套路和成规化的写作模式。从大的发展脉络来看，有许多评论者将乡土文学粗略地区分为：一种是批判性地审视乡村世界的“启蒙叙事”，一种是将乡村田园牧歌化以对抗现代都市的“田园叙事”，一种是以政治化的阶级视角表现乡村世界的“阶级叙事”。这三种叙事又分别对应着启蒙主义、审美乌托邦化和阶级斗争及图解公式化的叙述模式。显然，在类似的理论区隔的背后，在它们那些代表性作品的背后，既显示着乡土文学的历史性成就，更可能包含着对乡土文学未来指向而言的某种明显的精神局限性。
    乡土文学期望取得突破，就应该打破既成的叙述套路和写作模式，创新乡土文学的叙事方式。要寻求这种新的写作可能性，我以为，最重要的还不在于眼下有论者所说的，怎样培养和扶持新的创作力量，怎样贴近生活，关注民生，重新召唤起作家表现乡村世界的道义激情，而更在于我们怎样重新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重新认识现实的与文学的“乡土”，重新发现现代中国的生活本质，重新凝聚破解城乡对立的新的社会想象和价值认同。这当然肯定会是一个艰难摸索、非常复杂的过程。
    如何重新认识与理解现实的与文学的“乡土”？
    改革开放以来，高速运转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中国社会的现实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先的乡土经验早已令人质疑，所谓传统的乡土记忆、乡土叙事已经不再能够对应于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本身。当今的文学也已越来越表现出对传统乡土叙事及其经验方式的颠覆与消解，产生了许多难以规约、需要重新把握的新的生活样态、新的审美因素与精神体验。传统乡土叙事方式已经无力应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境况，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作家的创作视角与价值尺度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原来的认识角度、叙述模式，停留于既有的文学话语背景上，局限于陈旧闭塞的思想文化资源，缺少对于复杂现实境遇的提问能力和反思能力，那就不可能产生新的创作突破，开拓出一片文学的新乡土。
    当然，我并不像有的评论者所说的，认为传统乡土叙事的终结就意味着城市经验、城市叙事的代兴，或者城市叙事必将全面取代乡土叙事。这样的看法还是把城与乡的想象经验对立化、绝对化了，是一种比较偏颇的对立观和取代论。事实上，传统的乡土叙事本身也是作家文化想象经验的虚拟构架，是一种将真实的“乡土”他者化的审美性营造。在过去整个世纪文学叙事的流变中，就既充满着对于现实意义上的“乡土”的冷峻的审视与痛切的批判，也充斥着对于精神意义上的“乡土”的感伤哀愁与情感美化，其构建的各种叙述模式常常都会不自觉地落入某种成规化的观念框架和美学风格。即使在当下，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把特定的乡土生活世界进行不切实际的、过度的、浮泛的浪漫化、想象化、审美化，甚至渴望以之来提振都市文明；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严峻状况的一种无形遮蔽，甚至是一种精神盲视。这种对乡土的浪漫化、神圣化、审美化，与把都市简单化地描述为轻义重利、庸俗化、媚俗化、缺乏精神意志的漂移之地，实际上都是落入了某种将对象物他者化的观念幻象，进而导致难以挣脱的精神的与叙事的窠臼。从这样的视角来看，传统的乡土叙述模式是否能够契合现实中国的复杂境况，藉以发现其生活本质，这倒确实是值得我们重新探究的。
    有评论家在评述贾平凹的《秦腔》时认为，乡土中国的生活现实已经无法被传统的叙事方式所虚构了，像贾平凹这样的“乡土文学”最后的大师也已经没有能力加以虚构，那是否就意味着传统乡土叙事的终结，或者说到了它的尽头了？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它看作是我们重新认识、理解与发现“乡土”的一个契机，至少可能开启了一种拓展乡土文学叙事方式的可能性。
    如何重新发现并返回现实的与文学的“乡土”？
    我们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的传统，即使处在今天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乡土”依然是我们绕不开去的一个本质性概念。乡土文化从来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性与主导性的文化，深刻地浸润着我们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是，多年来现实中国发生的急剧变化毕竟改变了人们的地理概念、生活方式，改变了文化观念与情感心态，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乡土”的一般认识和理解，以及对于“乡土”的观察视野与角度。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也使得我们很难再为“乡土”的内涵外延划定一个固定的、清晰的、明确的边界。现实的“乡土”不再等同于乡野荒原，文学的“乡土”更被泛化成一种文化意象，“乡土”可能是某种破解了城乡对立的想象与现实的聚合地带。
    现实中国的发展变化需要我们重新理解、重新发现“乡土”的现实内涵和文化意义，体认和把握“乡土”作为一种文化意象的流动性、无定性、复合性，并为乡土叙事的延展、开拓及其新的可能性重新寻求一条返回之路。文学的“乡土”也不应该再继续原有的叙事方式和写作模式，继续将乡土世界他者化、幻象化，而亟待还原并回到真正的乡土生活本身。
    我想，最重要的是，当下文学的乡土叙事需要突破所谓经典性的叙事方式的局限和规约，呈现出乡土世界的本真性的生活原态，刻画出乡土生活在现实中国的磨砺挤迫中的消解与落败、本原与质朴、艰难与纷乱、奋争与无奈的真实境况。这需要一种新的独特的视野，也需要一种锐利坚韧的勇气。它不应该成为一种规范性的表达，或者呈现的依然是一种被陌生化、边缘化的存在，被任意遮蔽与删改、放逐与压抑的存在。
    在中国乡土现代转型的艰难过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研究的新问题、新现象、新经验层出不穷，需要探索。譬如雷达先生多年前就提出，对中国农村来说，现代性，现代有尊严的健全的人格意识，当代农民的精神建构和新的精神个体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如果单纯沿用以往的思想话语资源以及文学叙述方式，近年来的乡土文学写作是很难就此作出有积极意义的、建设性的应答的。
    在这些年的乡土文学创作中，尽管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口碑颇佳的作品，譬如贾平凹、王安忆、阎连科、毕飞宇等人的长篇新作，但可能总体上更多其他作品表现出的还是某种乡土世界的生存焦虑及道德悲悯，衰旧溃败的生活经验及心理挽歌，或者是权威化、故作姿态的人文关怀，历史终结性的宏远的深度哀婉。我想，还是应该有这样一种乡土叙事创作，能够为我们的文学带来新的转变和启示，带来清新敏锐的生活气息，它们能够破解传统的叙事模式和现实想象，探入乡土生活纷杂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着现实中国的整体脉动，凝聚着新的社会想象和价值认同，并且有效地丰富和拓展人们对乡土中国的独特理解与感悟。惟其如此，文学“乡土”的书写才会真正成为对现实“乡土”的一种还原与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