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老舍，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他作品中浓浓的京味文化和民族精神，但同时，他对人类的理解和悲悯，对人性的思考和探索，以及他曾经在海外居住和创作的经历，也让他和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国际性的视野和不受时空限制的当代性。
    在老舍先生众多作品中，《二马》特别能体现其“京味文化”和“国际视野”。1924年夏, 老舍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语教师。五年的侨居生活，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二马》是老舍继《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后的第三部小说，也是他回国前在伦敦写的最后一部作品，成为他早期长篇小说的代表作。
    《二马》讲述的是1926年，一对中国父子老马和小马前往英国伦敦，与两个英国女人——房东温都太太和她的女儿产生了感情。老舍用充满幽默的笔墨描绘了老马和小马在伦敦的境遇。老马虽然上过洋学堂，还入了洋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迷”。与父亲相比，小马愿意融入新环境，他执拗地努力着，却似乎都不顺遂。他们寄居在英国女房东的家里，在异国生活中，房客与房东，中国人与英国人，父与子，母与女，鳏夫与寡妇，小伙与姑娘，“老房着火”的黄昏恋与失魂落魄的单相思……老舍在小说中设置了一组组镜像般的意象，折射着人世间百态。
    与人们熟悉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作品相比，《二马》的笔触细腻幽默，既是北平与伦敦的嬉笑故事，又是傲慢与偏见的中西演绎，其中英文化差距和冲突可谓中国新文学的全新题材。当京片子遇到伦敦腔，不仅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也有老舍对整个民族和时代的思考。老舍曾说到自己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不是由于某人某事的值得一写，而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所以一切人差不多都代表着些什么；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
    小说《二马》在当年就很受欢迎，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就曾写道：“《小说月报》上正登着老舍的《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所以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二马》。”1999年，《二马》被改编成电视剧，沈好放导演，陈道明、梁冠华出演。2016年，被誉为“老舍专业户”的戏剧人方旭将《二马》首度搬上了话剧舞台，兼任编剧、导演和主演。在今年的首届老舍国际戏剧节上，《二马》又作为重头剧目再次上演。
    方旭认为，《二马》这部作品至今依然具有普世意义，那就是人和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由于不理解、不了解造成的相互隔膜或者偏见，以及一个人群对另一个人群的所谓傲慢的那种“心理优势”，他认为，这些到今天都没有改变。“我们在全剧最后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今天确实有钱了，但是精神呢？梦想呢？精神匮乏和信仰危机，实际上是当代中国人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想在剧场里和观众探讨的。”
    因此方旭在剧中增加了不少和当下相关的内容与流行语，比如戏中的老马常说的是老舍原著台词“俗气”，而小马则有一句颇具时代感的口头禅：“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方旭希望能将过去和今天做个勾连，让今天的观众也有思考的空间。“戏剧有当下性，这是做戏剧创作不能忽视的特性。我们做作品，要与今天的观众在精神思想层面上可以沟通，才有现实意义。”
    在舞台呈现上，方旭从原作中的幽默元素出发，以游戏的态度对《二马》进行极富创意的二度创作。一组移动的英国旧报纸和一串悬于半空的英国女帽为背景，雨伞、手杖等形式感极强的道具，节奏明快的碎片化表演形式，都增强了喜剧效果。
    而最令人惊艳的是，作为一部“全男班”演绎的作品，《二马》中所有女性角色也都由男演员反串表演。曾在北大中文系就读又有戏曲功底的青年京剧演员刘欣然扮演温都太太，以其不俗的演绎，将这位英国房东女人的外在形体和丰富内心都刻画得颇有味道，与方旭扮演的老马有不少出色的感情对手戏。
    整个演出表演跳进跳出，极富游戏感，而这也正是方旭所追求的。在他看来，戏剧可爱之处就在于假定性，观众来看戏剧，虽然知道台上都是假的，但情感和感受是真的。所以他相信，加强这种假设的前提，加重这种游戏感，台上台下都会喜欢。
    看了《二马》的演出后，老舍女儿舒济说：“方旭们在话剧舞台上，把《二马》的中英民族性里的褊狭与浮浅消解在笑声中。”而该剧艺术顾问斯琴高娃则笑称：“如果老舍先生看了，一定会乐出声儿。”这也许可以说是对话剧《二马》的最高评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