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通”和“适”这儿，俗开始呼吸了。
    不论“通俗“还是“适俗”，都首先是生存的技术，其次“通”和“适”显然与审美有关。
    俗就是了，没有文野之争、雅郑之辩，俗是私事。切入了大众生活和社会生活，你才能切身感到：惟有俗是真正“关心”与“写生”的人生艺术。
    好的小说就像自家院子里不打眼处窝着的那一老瓮腌酸菜。老瓮虽说灰头土脸甚至蒙尘藏垢，但这一瓮酸菜远比美国历史悠久。隔些日子，你总会想起老瓮和瓮里的腌酸菜。每次，当你搂底子翻搅起老瓮里的腌酸菜，瓮底早已沉积许久的那股子气浪咕嘟咕嘟地释放出本真本分的“自家”的气味；这气味或隐忍暗香或酷辣刚暴，顷刻使你产生种种复杂的联想。打开腌酸菜的老瓮，很容易沁入时间的深流，任“气味”或者“味气”绑架你挣脱浮华与骄奢的欲望峡谷，进入大众生活、俗世生活本清则静、本真则正的“原生原发”的境界。
    然后，然后你不吭不响地把“镇缸石”（压在腌菜上面的一块石头）压在酸菜上面，并且用瓦盆做瓮盖，扣上老瓮，那股子令你透彻肌骨、灵魂出窍的气味和味气还在屋子里弥漫，并且破门而出，穿街透巷越飘越远。气味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覆盖”理智与思考；气味具有极强的渗入作用，调动情绪与感觉，直达心脾。气味也是任何艺术最撩人的“密钥”之所在，可惜知道的人并不多，因为气味神乎其技！
    到了老西安土语这儿，气味仅仅只指常规常识的物质气息，而把通心透窍或者撩人魂魄的气味一概地称为“味气”！
    老西安人说的“味气”，“气”字要轻读，是“味气”而不是“气味”，其中包含德性、神采、味道、韵味等诸多方面。
    小说往直白里写，像“炒葱花”那样简单。
    “炒葱花”的主角就是青葱一苗、油盐少许。关键在于火候。火候就像戏台上的锣鼓点儿，或徐或疾，要恰到好处！
    炒葱花用急火烹饪，所谓炝锅。炝锅之下，葱花在热油锅里翻个身就得起锅。然后，油香裹着青葱的暗香，急火攻击出的油盐的隐香，荡漾开来——好的小说，你读就是了，评论它干什么？！写什么，怎么写还有为什么写，这是三个问题。
    别老惦着把小说写成“国宴”，更别惦着把小说写成“满汉全席”；吃腻了山珍海味、生猛海鲜的当代读者，真需要通过“吃素”，进入文学体态“增格调”与“减赘肉”境界。
    说到吃素，讲究大了，比写小说讲究。吃素人的心门打开了，直通窍道，能听到雪的声音和土地的呼吸。吃素并不古奥，吃到妙处新妍竞放、晶光迸溅。
    往直白里说，小说的根在民间俗世那里，写出的只能是平易简淡的俗浮世事、浮沉浪事、油盐琐事。讲出的花招花活、孰雅孰俗那是小说家个人的事情。
    过去说书的、唱太平鼓的、打着小锣“说前朝的”，甚至举着牛胯骨“说莲花落”的、打着竹板儿“报升平”的，都是小说家。小说最宜“小猫吃小鱼”，小说也可以是“小胡同里赶猪”，但小说绝不是“盲人摸大象”。还是鲁迅说得好：
    一条小溪，明澈见底，即是浅吧，但是却浅得澄清，倘是烂泥塘，谁知道它到底是深是浅呢？！
    小说家本分了，必然带动整个阅读界的“清静”与“归心”。并且巨大地增容当代文学的尊严和激活读者对“欧风美雨”以及之后的“日蚀韩侵”的抵御！
    写到这儿，我躬身而起，给小说和小说家这个“小”字脱帽致敬！
    小说家不是历史的“书记官”，也不是时代的“秘书”，小说家就是一种中国文人的生存手艺；小说哩，就是熔铸传奇、杂学与语言的“手艺活”。别把小说家“支”太高，也别把小说“架”到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肉架子”上做烤串。小说轰动了，算你命里有，你可以啃着红烧肘子作种种“如是说”；小说放了“哑炮”，算你点儿背。当然你也可以举着牙签肉把玩其间的“柔可绕指”与“余音绕梁”！
    过去商街草市的买卖讲究要有个利益利市的“吆号”，所谓吆号，其实就是醒目的字号招牌。“长发祥”是绸缎庄的吆号，“德茂恭”是糕点坊的吆号，“房打颤”是房屋牙狎客（也就是房屋中介）的吆号，“日升昌”是钱庄的吆号。最属“皮匠作坊”门前的吆号稀奇，没词，皮匠作坊门前就挂窄窄两绺风干了的牛皮和一根被岁月磨砺得油光水滑的“牛宝”（牛鞭）。据老辈子说，牛鞭这玩意儿避邪。你不信我信。
    皮匠人老八辈都是大字不识的睁眼瞎子，门首的招牌匾额再招摇、再有词采也白搭。这两绺子风干了的牛皮和那根梆梆硬的牛宝就是吆喝，有风叮咣响、无风响叮咣。这就是城乡百姓对皮匠铺子约定俗成的认知，但它就是百姓对皮匠铺子的图符记忆。中国人对“约定”有着发自心底的虔诚，而“俗成”之后的皮匠铺子的“幌子”似乎更忠实主子，给了那两绺干巴牛皮一个足够响亮的吆号：皮干板儿！
    是先有“皮匠铺子”还是先有“皮干板儿”，今无考。
    “皮干”二字在西安土语里明里暗里都意指：杂话连篇、语含讥弹、话锋咸酸的说话方式，其间不乏对“皮干”者没有尊严的前提设置。而“板儿”指的是爱“皮干”的人手上的道具，可以是快板儿，也可以是“皮干”的事情。
    约定俗成和入乡随俗，应该算小说家的双脚。“约定”显然有“契约”作用，而“俗成”明显具有传承意义。往实在处说，不论书房还是草市，“契约精神”都属华夏子孙优秀优良的“私德”和“公德”结构出的共同遵行的生存原则；纵是勾栏、“宝场”（赌馆）它也务必尊崇“嫖情赌义”这个约定俗成的行当讲究。
    小说家的“契约精神”是和谁制订呢？当然是和读者，而不是衙门。
    在我的心底里，读者就是我的爷，就是我的天，就是我的地。
    说起皮干板儿，学问大了。衙门的役吏杂差有世代相传的杖责拷打罪囚的刑具讲究，有《狱吏谣》说：外伤五花棍，内伤皮干板儿。另，关中道上的吆车把式尤其讲究要拥有一根能甩得出炸鞭一样脆响响声音的用“皮干板儿”拧成的马鞭子。而那根“皮缠棍”（牛鞭）早就让城里的郎中写进了药方，并且让红馆馆子的大厨请进厨房，有了新的名称“钱肉”。“钱肉”的烹饪技艺已经基本失传，但小说家大可扯开性情壮美“钱肉”的滋味：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钱肉！
    所以，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小说家都得先找到“皮干板儿”。皮干板儿可能是个腰缠万贯的土豪，也可能就是个腰扎草绳的苦讨，但他煮不熟、炖不烂的那股子筋头巴脑的顽皮劲儿，却凝聚着对这个地方的风物土俗及其精神气质的深层蕴藏。
    我想，从“腌酸菜”“炒葱花”说到“皮匠铺子”，也就说清楚了小说家的职能和妙用。再往细处说，那就是腌酸菜、炒葱花和皮干板儿所潜隐的对生活的启示和警醒了。
    小说是病还是药，这得问小说家。在传统中国文化那儿，卜赌同源，药毒一家。
    逢事都得辩证，读书也不例外。
    十字街头，货分东西，人走南北，顶盘挑架的，箍瓮捏笼的，全都是人生，全都有传说。医家有“医不自治”的祖训，松肩拿背的也都有“给后人留口饭吃”的讲究。小说家也似乎有应当遵行的规矩。在“行当祖训”有“医政同理”的说法，但小说家不敢说这话，小说家不是背着个“小”字在讨生活吗？！
    小说之“说”，名堂大了。惊堂木一响，说书匠一字一板地说：说书人的口那是无量的斗！
    或者“无量”到无限，抑或“无量”到虚无。总之，让小说家承载“高台教化”，那是依靠狗拉大车，只能把大车拉到炕洞里去；抑或把小说往“娱乐”和“消费”归类，插科打诨，搞笑搞闹，耍牙耍嘴，那样又明显委屈了小说。
    再次向小说鞠躬，这回是为小说之“说”致敬。
    话必关心方传远，语必入俗始动人。
    俗门打开了，俗人俗事弓马娴熟地朝外面在走。
    天目可鉴，芸芸众生中最苦焦的是小说家，因为小说家从皮面到里子都是一门经心灵、接地气的“关心术”！于心交往，不谋利市，难免居贫清贫，难免寒酸艰辛。小说载道，而道不远人。我以为“饱吹饿唱”才是小说艺术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