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和杨泥老师聊到家事，她建议我写写父亲。她凭借着优秀编辑和作家的双重经验，感觉到我的父亲应该是小说里“好的内核”。那时，父亲刚去世不久，和他相关的一切，都让我痛到无法碰触。二〇一五年冬，到鲁院第二十八届高研班进修，恰巧杨泥老师又问我有没有写东西。我决定动笔。我以为一年多的时间能让我淡忘许多。开头写下第一句，我才知道那伤痛，不但没有减弱，还因为某些回忆、反思，心生愧疚后变得更为强烈。它就像一道伤疤，慢慢查看伤情的痛，要远大于突然被划伤时的痛。从未有过的艰难书写，几乎鲜有清晰地看见电脑键盘和屏幕的时刻。我第一次体会到别人所说的字字血泪的感受。但我想坚持写下去。我坚信写下去是一种我知父知的忏悔和交流——我作为父亲的女儿，一名作家，竟然从未书写过和父亲相关的文字。正如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从未带父亲进医院查过身体。在他去世后的日子里，都成为我的懊悔和疼痛。坚持的结果，就是患上严重失眠，直到被眩晕缠绕，不得不停下。
    我梦见过很多次失去母亲，在梦里哭得肝肠寸断，但我从未恐惧过失去父亲。回想原因，可能是因为他的身体向来很好，再就是我们的家一直都是母亲在当总司令。我曾以为，父亲在我们家的作用不像别人家那么重要。在我四十多年的成长经历中，记不起父亲任何的教诲。所有的人生道理都是母亲讲的。小时候，每每我和姐妹犯了错，父亲只是对母亲说，你也不管管你闺女。惹他生了气，他也不对我们发脾气，只对母亲吼：你看看你养的好闺女！好像我们仅仅是母亲一个人的，和他没关系。等我长大了一些，成为众人眼里懂事乖顺的好孩子时，我骄傲地意识到父亲没我懂事，不如我让母亲省心。比如，弟弟用自行车链条和火柴头制作的洋火枪，炸伤了村里好几个孩子的手指，我听了就能帮助母亲监督弟弟，而我的父亲会和弟弟一起偷玩。结果就是，惹得母亲用树枝进行教训，看着他和弟弟仓皇逃跑的样子，觉得父亲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父亲还有诸多的不乖顺，比如喝酒，他酒精过敏，三小盅白酒就能把他撂倒，浑身红得跟过了油的大虾。走亲访友前，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喝酒伤身子，不要喝，实在躲不过就喝一小盅。父亲每次都答应，每次都食言，每次都昏醉不醒。每次母亲都唠叨着给他喂水喂蛋花。
    还有，比如抽烟，比如不洗脚，比如生病了不吃药，比如饭菜馊了还非要吃。又比如天黑了不回家吃饭，这样的时候，母亲就会跟我嘟囔，天黑了鸡都知道上宿，狗都知道回窝，你大咋不知道回家吃饭呢？这样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人去坡里喊他回来。这个任务大都由我来完成，姐姐帮母亲干活已经累了，弟弟是男孩子舍不得使唤，妹妹太小。夜幕四合的田野里，只剩父亲一个人。我朝他喊，大，娘让你回家吃饭！他应着，却不马上响应，还会扣留我，要么让我坐到犁耙上（用我的重量帮助犁耙把土坷垃压碎），他双手拽着肩膀上的绳子拉，身子弓得头几乎着地，要么让我帮着收拾工具。想到饭桌边的姐姐和弟弟妹妹，我心里总会生出些小小的不情愿。
    等我们姐妹长到为人妻母，父亲依然没有进步，他依旧不说任何关乎人生哲理的话，也不和我们聊天。只在我们偶尔聊到小时候的游戏时，他才会参与谈话，甚至会和我们来一次实践——挤窝窝、打拐，等等。当我们谈到哪里有好玩的，哪里有新奇的事物时，他一言不发却听得孩子般投入，眼里放射着快乐欢喜的光，好像他已看到、玩到。我们许诺带他去的时候，他脸上的快乐和欢喜就一下子收起来，坚决地说我才不去呢，有什么好看的。他怕花子女的钱，怕花子女的时间。如果我们带着孩子回家，他除了给女婿续茶外，就只专注地瞅看孙辈，津津有味，那笑在脸上一波又一波，还试图加入他们的游戏，不管是扒沙子、爬沙堆，还是荡秋千、打币翻宝。
    说不清从何时起，我们姐妹开始用疼爱孩子的方式疼爱他。尤其是妹妹，她称呼他小老头，常常摸着他的光头和大耳朵，谆谆叮嘱：小老头，你别空腹喝酒哦，小老头你少抽烟，小老头你要听话，我下次给你买啥啥啥……
    二〇一三年春节，父亲病了，真的病了。这年国庆节，我和姐姐弟弟妹妹等六个大人三个半大小子去割稻子，不足七分地。烈日下，我们戴着遮阳帽、套袖，抹着防晒霜开割，腰累得疼痛难忍，皮晒感觉得要爆裂，忙活了大半天才完工——我的拇指关节因此劳损，直到四年后的现在，仍未彻底痊愈。回到家，我们七嘴八舌地诉苦，父亲定定地看着我们，脸上竟然浮现出愧色，他对母亲说，你看看把孩子们晒得，哎哟，我这病生得……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九个人的辛苦原来都由父亲一个人承担着，而且还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我才回想起，作为农民的子女，我没有正式干过一次田里的活；我的姐姐弟弟妹妹，在他们是学生的身份时，都没有干过。我记得母亲不止一次说，只要你们自己肯努力学习，我和你大拼死也不会扯你们后腿。拼，原来这样辛苦。拼死，原来是一次次肉体辛苦的极限。天黑了不回家，原来是因为不得不。只有如此，才能让他的子女安稳地坐在教室里，才能让他的妻儿在饭桌边等他。我的父母，比别人家要辛苦很多，因为他们除了种地，还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搞副业，蒸馒头、炸油条、养猪、养兔子、开代销店，等等。母亲指挥到哪里，父亲就不情愿甚至抱怨，最终还是心悦诚服地坚守到哪里。二十年，他们的早晨，基本都是从子夜开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母亲对父亲有成百上千个不满，却又千方百计地疼惜他、爱护他。她和他，一起活，一起拼，她懂他的沉默，懂他的付出。
    不管如何努力，病魔还是带走了我们的小老头。
    父亲走后，一向坚强的母亲脆弱了，时常掉泪，每逢春节就要大病一场。每逢去埋着父亲的那块田里干活，母亲就边清理父亲坟上的杂草，边朝他诉苦——我都快累死了，你倒好，天天躺这里，没事干，也不帮忙，哪怕拔拔这些草呢。原以为两个人一起担到底的日子，他突然撤退了。她当了几十年的总司令，突然没了唯一的老兵。她的习惯还在，他也必须在，即使他撤退了，远离了。
    而我，从此以后见不得瘦弱的老头。每每看见，就会恍惚，心痛。曾经开着车，走到十字路口，看见斑马线上一老头像父亲，不由得猛踩了刹车，愣在那里，招来后面司机一通带唾沫星子的臭骂。今年初春，表弟从老家领了一个喉癌的患者来济南求医，本打算帮他们联系上专家就离开的我，陪了整整一天，因为病人是个很瘦的老头。一墙之隔的小区看门人，声音像父亲，每每听见他说话，我就会站到三楼的窗前，引颈去看，听。
    沉默的父亲，用他的离去，开始了无法替代的存在。
    去年上半年，我断断续续地写完《芝麻花开》，发给杨泥老师。她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可每次打开文稿，我都会难过不已，修改不下去，干脆放了起来。直到年底，才勉强修了一遍。再联系杨泥老师时，她已退休。感谢杨泥老师的建议和督促，感谢徐则臣老师和《人民文学》的赏识，让芝麻得以花开，让我了却了为父亲写点文字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