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谈写作《心灵外史》时，企图涉及的问题，以及实际遇到的问题。
    构思的初衷来自于层出不穷的貌似“与信仰有关”的古怪事件：这边儿演员坐床了，那边儿麦当劳里打死人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事情看似跟我们关系不大，但好像也和现实生活有关。比如我这个年纪的中国人，大概都能总结出一张身边某类妇女的扎堆儿路线图：最初是在遵循“大师”的教诲采纳吐气，打通任督二脉甚而上通宇宙神明；后来改为大搞地下资本主义，既神秘而又精神亢奋地口吐莲花，拉拢你和她们一起去贩卖牙膏鱼油花蜜粉；经历了短暂而热烈的红歌阶段，最近才演变成了广场舞。广场舞的动静虽然最大，常常大到扰民的地步，但却变成了某种国泰民安的象征——却也最形而下了，相当于作家从“寻根文学”直奔“下半身”。当然，现在的年轻人有个特别不好的风气，就是没事儿老爱拿老太太“打岔”——其实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用另一套标准分析，多半儿属于弗洛伊德病例的中国翻版。将这些综合考虑，似乎是能写点儿东西的。
    按照我一贯的着眼点，又既然是当下题材，那么它大体上还应该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而非高蹈的、号称奔着灵魂去的“精神写作”。这也许还跟我们民族不问鬼神、未知生焉知死的传统有关。别跟我说聊斋西游封神榜，那些作品打着“神仙的名义”其实还不是“人民的名义”——终归也就是一“名义”。然而毕竟牵扯到了人的精神领域，我仍然得把“谈玄”与“务实”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当。这体现在小说里的两条线索，一条是实线，讲两个主人公之间的纠葛，一条是虚线，讲人们“想要相信什么但却没得可信只好逮着什么信什么”的荒谬悖论。但这时又有新的问题：实线的逻辑链条能否主导虚线，或云已然成为文学领域里的“政治正确”的温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否能够替代哪怕是弥补人物终极领域的困境？有了现世的“浓浓的人情味儿”，我们是否就不用眺望彼岸了？具体到小说的结尾，我是否需要一个温暖的团圆的结局？这些问题仿佛类似于鲁迅应不应该在夏瑜的坟前加一束花，但本质上却不是一个问题。本着自以为真诚的态度，我认为人在两个维度里的需要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我也还没达观到把“活着”本身当作终极意义的境界。本质上，这篇小说仍是不甚成熟的考虑结果。因此某次跟十月文艺的韩敬群老师聊天，他说不妨叫做《心灵外史》，外史不是正史，符合小说的内容与作者的状态，我觉得非常合适。
    另一个问题在谋篇上。小说初稿接近二十万字，发表之前，《收获》的程永新老师提议删掉几万字，因为杂志只能容纳十五万字的篇幅。哥们儿也是当“编鸡”的，知道拿版面说事儿，一种可能真是版面的问题（比如我在《当代》干活儿的时候删减过的作品，我这么说很狡猾吧），另一种可能就是给我留着面子呢——要真写到删无可删的份儿上，版面就像乳沟一样，男人也能挤出来。我觉得这篇小说面临的处境肯定是后一种。既然学艺不精，那该删就删，切忌沦为矫情——明明就是个瘦身，非要夸张成阉割——有本事拿两个版本给读者比比，群众没准儿会刻薄地指出：“阉就阉吧，您也就是个宦官之才。”而把初稿的《心灵外史》去掉几个收得并不漂亮的支脉，留下主线再看，这篇小说的效果还真比原来好得多。可见不光是版面的事儿，相当于帮我提高了。出单行本的时候，我仍然倾向于用《收获》上的版本，顶多还原几句自以为是的“精致的下流”。
    以上是这篇小说从构思到成稿过程中的几个环节。翻回头去再看，最主要的感触恐怕还在小说这个文体所应该具有的两种特质之上：现世的关照和高远的遥望。前者似乎更可控，也更力所能及，后者虽然不可或缺，但人人选择的遥望方向却又不同，本质上难以调和，因此只能说，有就比没有要强。就像我们这些无信仰者绝对没有资格嘲笑、怜悯小说中“大姨妈”的精神状态，因为谁更可悲还说不定呢。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现居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2005年起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原创作品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等，译作有《猜火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