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金星 新一年的春运即将开始，又快到了纷纷返乡的时节，或许也会是“在乡”“怀乡”题材作品又一次喷涌的时节。回顾一年前，2016年春节前后，广东学者黄灯原刊于《十月》杂志当年第一期的散文《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在网络上以《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为题，成为这一年“返乡”主题讨论的焦点。2015年春节，则是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爆红”网络。
    “返乡”与“乡愁”，年年有，年年讲，却依然有无尽的可能，能容纳最多人的精神激荡。或许正是因此，《回馈乡村，何以可能？》在2016年末的温州瓯海获颁首届琦君散文奖。散文奖因以命名的已故作家琦君，生长于温州瓯海。近年来大陆读者比较熟悉的，是由她的《橘子红了》改编成的同名电视剧，而在台湾，她一生致力最深的，却是众多爱国怀乡思亲题材的散文。
    琦君曾说，“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一个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不再笑，我宁愿搁下笔，此生永不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这段有关“根与故乡”的叙述，想必会激荡起众多“返乡”“怀乡”写作者的共鸣。受奖的作家与颁奖的嘉宾，可能也正是在这种共鸣中转入以“文学的乡愁”为主题的晤谈。《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谈起一同在场的作家韩少功1985年在《作家》杂志上发表的文学评论《文学的“根”》。这篇后来被视作寻根文学“宣言”的文章里，曾用大段落讲述乡土对中国作家创作的意义。与琦君对“根”的相比，《文学的“根”》或许不那么抒情。但抒情与非抒情的并存，恰恰是“返乡”无尽可能的表现之一。
    从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再到如今的日常生活观察、文化研究，“返乡”成为人们思考现实时不竭的触发，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不知道这一年“返乡”，文学又会给我们什么答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