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与“越界”都是中国台湾学界常用的概念。我想从“乡土文学”之变这个具体的范畴来考察两岸青年乡土题材写作中“在地”与“越界”的表现与思考。两岸青年一代的乡土写作可谓既有“在地”的差异，当然也存在着彼此向对方“越界”的会通，我们不应该自我设禁在地理或空间的定义范畴上，而尤其要发掘其蕴含的文化动机和社会意义。
    “在地”与“越界”都是中国台湾学界常用的概念，事实上，我第一次频繁地听到“在地”这个词也是2002年在中国台湾的暨南大学参加王德威老师召集的一次青年学者的汉学会议，那次会议有4位大陆的博士生参加，在与中国台湾同龄的同行交流时，我最大的感触是，如果没有中国台港文学的专业背景，那双方关于当下文学的话题基本上形不成交叉，原因很简单，彼此都对对岸的文学现场缺乏了解，也就很难达成什么共识。会场上不时出现的“在地”一词，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注脚，限于阅读的视野和专业的壁垒，除了两岸都耳熟能详的那些较为年长的前辈作家，我们和中国台湾的同道，无法跨越在地的文学场，获取一种越界的自由和视角。今天，我们与来自中国台湾的做文学评论的同行又坐在一起，我脑中再一次浮现出“在地”和“越界”这对概念来。必须感谢《桥》，因为这本刊物的出现，我们可从“在地”观对岸，可以越界，可以建立一种真正的文学会通。
    接下来，我想从“乡土文学”之变这个具体的范畴来考察两岸青年乡土题材写作中“在地”与“越界”的表现与思考。
    乡土文学素有常项与变项，“常”中包括超稳定的以宗法为基础的伦理结构，相对稳定的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雷德菲尔德之“小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作为安妥个人乡愁和人类家园意义的精神象征，远离工业文明、洋溢自然灵魅的风土人情色调，以及被批判的矛头所指的无意识的浓酽的封建意识和乡村权力秩序。“变”所瞩目的则是上述“常项”在与现代化的猝然相遇中所经历的价值位移与嬗变，它既代表打扫落后残余的积极指向，也每每承担乡土风情光晕耗散的消极后果。“常”与“变”的错综实际正表征了乡土文学之批判与抒情两种价值立场的错综，启蒙与眷怀、质疑与留恋、疏离与回返、审视与依偎，面对乡土的诸多复杂对立之意绪，都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而新世纪乡土写作最大的“变数”在于，在城市化、全球化和消费主义浪潮的觊觎之下， 随着“常项”出现了丁帆提出的“本质性的解体”和“本质性的转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定义的“乡土本色”几已不复存在，游荡在城市里的庞大的乡民，使得乡土文明的承续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也很难再被整合为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于是，“守土”的乡土经验逐渐被转化为“虚土”、“无土”与“废乡”的体验。具体而言，这些纠结于新世纪乡土之“常”与“变”的疑惑，是在发展主义与守成立场、进城与返乡这两大叙事维度上呈现出来的，而且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坚持自然守恒的常态立场看来，是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变化导致了全球发展的不均衡，是无止境的贪欲和城市化扩张毁灭了乡土静谧玄远的诗性，以现代化为主修辞的新思维已经渗透到乡土边地，与乡土行将崩散的旧有价值体系缠绕在一起，给乡村对现代化的理解与想象蒙上一层幻觉，反过来继续强化了新思想对乡土的塑造，让人们以为一切都可以纳入到一个统合的、均质的现代进程中去，但这种理解显然也规避了前现代形态的乡土转向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及民生问题。对于这种两难情境，徐则臣、梁鸿、田耳、付秀莹、罗伟章、刘玉栋、魏微、叶炜、马金莲、甫跃辉、郑小驴、小昌等大陆“70后”和“80后”作家对此都有回应和书写。比如梁鸿的非虚构力作《中国在梁庄》以丰富微观的细节展现出现代化进行时中乡土的真实样貌，在主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叙事之外，留存下了角度独特的时代档案。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不认同现代化均质逻辑、统合逻辑思路的乡土守成主义者又该提供怎样独特的价值支点呢？阿帕杜莱在《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一文中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潮流当中，文化并非只趋向同质化，反而在各种流动与断裂的因素当中往往可见到异质性的产生。在文化霸权主义的同构型扩张中，也可以看到区域文化的独特性被保存和重视。说白了，我们期待的是，由“常”为“变”后的乡土想象在两难之后是否会呈现多元缤纷的面向呢？对此，台湾的“新乡土文学”作出了自己的回应。
    乡土文学是串联中国台湾文学的重要线索，新世纪以来，乡土文学内涵和外延的嬗变也是中国台湾文学的热点题目。先是2004年，范铭如在《轻·乡土小说蔚然成形》一文中，将袁哲生、童伟格、甘耀明、张耀升、伊格言、吴明益、许荣哲等“70后”为主的作家的乡土题材小说概括为“轻质的乡土小说”，“轻质”即题材的轻松，叙述的轻逸和情感上的轻快，其对应的是中国台湾乡土文学传统中沉重的原乡情怀和“感时忧国”精神的沉淀，这个命名已经凸显出中国台湾乡土写作的一种范式转换。稍后，郝誉翔的《新乡土小说的诞生: 解读六年级小说家》明确地将前述诸人的小说命名为“新乡土”。2009年，李瑞腾《联合文学》“新十年作家群相”专号中发表《新世纪·新世代·新乡土》，再次确认伊格言、童伟格等“70后”作家的作品为“新乡土”。此外，周芬伶和陈芳明等批评家还提供了“后乡土”之说，亦可佐见“乡土”这一概念的流动和再生能力。换言之，以“在地”为标榜的乡土写作本身即蕴含“跨界”的势能和冲动。
    有意思的是，中国台湾新世代的乡土作家在反思全球化批判视野、建立现实的伦理关怀、构建新的乡土历史意识上与中国大陆的同辈同行不谋而合，但是落实在书写实践上，两岸确有一种代际的差异，中国大陆的新乡土写作关怀的焦点更近似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乡土，当然，这种关怀是以更为冷峻甚至绝望的方式呈现的。其中缘由，首先当然是因为两岸现代化的进度并不统一，中国台湾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早于大陆，因此中国台湾新乡土文学书写的重心其实已经不是人与土地这种传统乡土写作的本质性话题，而是殖民与后殖民、生态保育、族群认同、全球化、个人成长等多重议题的缠绕。其次，这种主题的发散和离析还带来了乡土叙事的失焦现象，因为基于现代/乡土二元冲突所产生的“紧张感”的消失，对新世代乡土小说而言，“由此形成的‘戏剧化’情节结构不再是主导性叙事模式，而从创作主体这一方面看，由道德嬗变带来的‘疼痛感’也难以在文本中见到明显的形迹。事实上，总体考察新世代乡土小说，不难发现，在新世代作家的视野中，并无一个突出的、具有吸附力的乡土叙事焦点，平面化的‘失焦’状态成为新世代乡土叙事的共同语境和整体表征。”
    回到我们开头的“在地”与“越界”的话题上来，两岸青年一代的乡土写作可谓既有“在地”的差异，当然也存在着彼此向对方“越界”的会通，正如有学者所论，乡土作为“一种时空向度的指标，文化、意识形态力量的聚散点”，对此，我们不应该自我设禁在地理或空间的范畴上，而尤其要发掘其蕴含的文化动机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