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批评中一个非常容易引人误解的问题是，文学批评的写作者差不多只是等因奉此的传令官、不辨菽麦的传声筒，早就拥有了一把事先造好的文学标尺，只要根据这标尺指点江山即可。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这把标尺是天然形成的，其来源是新老经典，诸如经典形象、经典腔调、经典句式、经典遣词……我们在谈论这些经典的时候，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认为经典是固有的，早就立好了各类标杆尺度，只要在使用时顺手拿过来就是。浸淫经典的读者标尺一旦形成，会反过来要求一个作家的新作品必须以不同的方式适应标尺，否则就冒犯了文学的纯正趣味。但标尺向来是对过往的肯定，不是对未来的敞开，就像蒂博代谈到趣味时说的，趣味本身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它“只作用于业已存在的东西，即已经完成的作品”。
    一位按标尺创作的艺术家甚至会缺乏足够的勇气，不敢从事新的尝试。依照标尺创作的作家，会在不经意间变为成见的牺牲品，甚至变成评论的一个固定词汇，用来标示某种别人认可的风格。“当一个作家成为了一个词汇以后，其实是对这个作家的伤害”。我们不该忘记的是，“经典形象……代表了很多人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愿望，经典形象逐渐地被抽象化了，成为了叙述中的准则和法规。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对形象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关注”。经典塑造的标尺本身也会变化，比如很多作家先锋小说时期的创作，曾经挑战了固有的标尺，但当此前的作品成为新标尺的来源时，此后的任何一点改变，都难免会因为与新标尺不符而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其实，经典和标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如果真有一把衡量文学的标尺，这标尺也处于不断生成之中，而不会是自然形成的。
    T.S.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谈到：“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由于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这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 与艺术品一样，标尺的生成，也是一个后能改前的过程，是无数人竭尽心智努力的结果。在经典被创造和创造性辨认（这恰好是文学批评的责任之一）之前，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自然而然的标准。以固定标尺批评新作品的做法，只能算是对过往的维护，不能说是对未来的敞开。
    过于依赖经典的评论标尺一旦形成，会反过来要求一个作家的作品以不同的方式适应标尺，否则就冒犯了文学的纯正趣味。一位按固定标尺衡量作品的评论者，会对饱含异质的作品失去判断力，甚至在不经意间变为成见的牺牲品。这样的写作，多的是批评，就像余华谈到莫言的《欢乐》时写到的，“虚构作品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也确立了自身的教条和真理，成为了阅读者检验一部作品是否可以被接受的重要标准，它们凌驾在叙述之上，对叙述者来自内心的声音充耳不闻，对叙述自身的发展漠不关心。它们就是标准，就是一把尺或一个圆规，所有的叙述必须在它们认可的范围内进行，一旦越出了它们规定的界线，就是亵渎……就是一切它们所能够进行指责的词语”。
    随经典而来的标尺极有说服力，用来比照新的作品也往往显得游刃有余，文学批评写作者自身也会在指责中获得胜券在握的快感。赞扬性的作品几乎成了一个严肃写作者的厉禁，大概就跟无法标出这种批评的优越感有关。虽然“能否获得称赞或获得多少称赞，常被认作衡量一个人才华、品德的标尺”，但人们最终相信，这一切不过是“镜子里的幻象”，还是批评来得更有力量，或者更加表明了写作者智识上的诚恳。
    人们很容易把败坏的赞扬当成赞扬的文学评论的典型，从而忽视了赞扬更为优异的品性，就像为了抵制假古董而忘记了古代艺术品的美。败坏的赞扬不外两路，一是把陈陈相因的滥调作为郑重的发现，一是假想一种作品实际上并不具备的美德。前一路败坏是乡愿作怪，后一路败坏是以紫夺朱。无论是以上的哪种赞扬，都虚伪而不能反映真实价值。长此以往，写作者的内在品质就逐渐“学会了搔首弄姿、跳舞，以及如何使用化妆品，学会了‘用抽象术语的恰当思考’来表达自己，并逐渐失去了它自己”，又怎么可能期许一种有意义的赞扬？
    在一个更优异的写作序列里，因为对象是高于人的存在，人要把最好的自己和自己最好的所有展现给神看，写出自己的勇敢、节制和虔诚，写出世上的美好和庄严。对文学批评来说，跟任何写作一样，“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就像有人反复解读莎士比亚一样：“其结果对我来说就是我再一次确信，任何我所想和所感的东西，不管是高是低，他没有不比我想得、感受得和表达得更好的。”面对那些最伟大的心灵，我们只有一种爱的方式，那就是敬畏，以及练习表达这种敬畏。质实说，文学批评中的赞扬被败坏，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敬畏的缺失——无法准确感知那些高于我们的心灵，因而菽麦不辨地把属于更高级别的赞词奉送给了拙劣的作品。
    建立在敬畏基础上的写作，即便最终无法达至跟那些伟大的心灵一致的程度，写作者起码是在练习用那些更好的东西来校正自己，并一直在往一个更高的方向进步。甚至，这种敬畏会让一个评论写作者拥有一种特殊的预言能力：“如果批评家要承认具有预言性的作品，他本身就必须具备预言家的素质：供他仿效的典范便是施洗者约翰，当年最伟大的先知，他的关键作用在于承认一种比他自身更大的力量。”正是在创造的意义上，文学批评来到了它跟任何一种写作同样的位置——一种文体，一种用于尝试的文体。这个尝试性的文体，呼唤的是一种卓越的赞扬技艺，一种属于创造的赞扬。
    诺斯洛普·弗莱说：“批评的公理必须是：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创造性赞扬是一次有益的协作。一个文学作品朦朦胧胧地传达出对某一陌生领域的感知，文学批评的写作者在阅读时，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有了“发现的惊喜”，并用属己的方式把这陌生领域有效传达出来。这发现跟阅读的作品有关，却绝不是简单的依赖。说得确切一点，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次协作性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寻找的是作品中那个作者似意识而未完全意识到的隐秘世界。评论者与作者一起，弄清楚了某个陌生的领域，从而照亮社会或人心中某一处未被道及的地方——一个新的世界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