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阅读
    从读者的理解力和阅读对象两个方面看，超出个人经验的那一部分，或许是极其重要的。这一部分属于“超验阅读”（这里的“超验”一词不作为一个完全的哲学概念使用）。与这种阅读相对应的，就是那些我们很容易领会的、比较熟悉的内容，可称之为“社会化阅读”。后者尽在我们的经验之内、视野之中，都是日常的关照。“社会化阅读”是经常发生的，这种读物到处都是，极易选取并且早就习以为常了，它们很快就能与读者发生共鸣，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对接。但是，如果一本读物的内容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畴，也就让人惶惑，变得难读，无法吸纳也不能产生阅读兴趣。
    一个人所有的阅读、阅读的重心一直落在固有经验之内，局限在这种“社会化阅读”里，思维就会一点点僵固，境界就会封闭，视野就会狭窄。比如很多人经常谈论经典，不停地谈论俄罗斯文学，谈19世纪以来的一些重要作家，从雨果、巴尔扎克一直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是文学恒星，名高位隆。但是冷静地想一想，关于这些作家作品的谈论，能有多少与之切近和对位？也就是说，我们自以为烂熟于心的那些文字极有可能并没有读懂；或者说我们读懂的部分，永远是个人经验里的那一小块“领地”。这个“领地”主要是社会层面的，它们接近于我们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定见，早就凝固在心中。经典当中所包含的却远比这些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由于它们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经验范畴，所以根本没法领会。白纸黑字放在面前，却视而不见，更谈不上领悟和吸收。我们嘴里谈论的托尔斯泰、雨果、但丁，与真正的雨果、托尔斯泰、但丁们或有一定的关系，但绝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紧密。
    阅读和写作是同一个道理：我们将永远把个人固有经验之外的那部分封闭起来，既未能进入也不曾走出。我们的趣味定格在此，理解力封闭在此，要超越是很难的。
    我们常常强调追求真理，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把真理看成相对之物：此地是真理，彼地可能就是谬误；今天是真理，明天和未来则不一定。这种认识其实是否定了真理的永恒性。但如果没有永恒，生活中的一切追求和意义就不复存在了。我们常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要回到实践。实践是认识真理的方法之一。因为真理是超验的，它无论在实践中是否获得检验，都不影响其存在的基本事实。人可以通过实践和其他手段认识它，但它却不会因为个人的盲区而废除或消失。真理完全可能不在个体经验之内。无论人文领域还是科技领域，道理都是一样的，普遍的法则是存在的。
    天体物理学领域出现了牛顿，后来又出现了爱因斯坦，后者发现了速度和空间的关系，提出了相对论，进一步解释了宇宙间的一些奥秘和规律。但这些规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才有的，他们只是一个认识者。人类对于科学领域绝对真理的接近可能少而又少，未知的才是恒河沙数。在网络数字时代，我们发现和验证了很多理论和规则；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将破解越来越多的法则、定理和规律。
    在人文领域，真理正经历不断的推翻和建立，循环往复。那些不被认识和接近的部分，即处于经验之外。有一部分敏感者探索了形而上的、神秘的存在，试图感性或理性地把握它、表述它。比如《圣经》讲神，讲宇宙中无所不能的巨大力量。神是没有形象的，耶稣是神造出的接近于人的形象。神只是宇宙间的一个普遍法则，代表了绝对真理，突破了时空限制，存在于万事万物当中，比如存在于一片花或一滴水中、一个眼神或一个甲虫中、一粒沙子或浩瀚的天空中。基督教不供奉具体的“神”，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具体的形貌。
    《圣经》这本书是典型的超验读物，有人说它是“神”留下的，或是“神”启示的文字。不管怎么讲，以《圣经》为代表的这一部分关于“神”的著作是超验的。里面有一部分叙述，比如细节和人物我们能看懂，有烟火气，这些部分是社会化的，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之中。谁和谁对话，谁痛苦，谁悔悟，谁认罪，这些都是我们经验中能够把握和想像的。但是它蕴藏的形而上的部分，它所通向的那个绝对真理，却是我们经验之外的。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个“神”，在不停地用讲故事的方法启示我们，以便我们感觉和认识经验之外的事物。
    除了这部分直接关于“神”的读物，还有许多闪烁“神性”的著作，比如康德的作品。我们看《世界哲学史》，知道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哲学家。《理想的冲突》这本书，把有史以来的思想家哲学家历数了一遍。康德可能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关于他，我们看的都是翻译过来的文字，非常晦涩。大概很少有一个哲学家的著作像康德这么难解，他有那么多超出大多数人经验之外的玄思。他是一个天才，超越了大多数人，所谈常常超越了我们的经验。
    如上讲的这些书，需要我们的“超验阅读”能力。
    当代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写作，很大的问题在于局限太大，通常只吸纳经验的、社会化的部分。社会化阅读不是不重要，而是较容易，甚至可以用生活本身替代。通常说的“深入生活”，就是观察社会。可见社会化阅读与日常生活的表相是统一的。但是另一种阅读，却需要打开自己的眼界和视野，它们是陌生的、遥远的，需要极大的想像力和感悟力。
    中外古今几乎所有的经典，在“超验阅读”的层面上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并不是《圣经》等宗教书籍，也不仅是康德这类晦涩的哲思。因为“经验”和“超验”不是截然分开的，“超验”的部分也会通过“经验”去体现和诠释，它不完全是悬浮的。它通过非常具体的生活细节和人物形象，比如用讲故事的方法去预示、感召、比喻和假设。《圣经》除了很容易理解的情节叙事、人物故事之外，还有一种东西悬浮在上，那是让人去悟想的“神”与“神迹”。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有悬浮的部分，这些大多是较难感知和把握的，只有极敏锐的读者才会吸纳和接受；更多的超出一般人生活经验的部分，仍旧是搅拌掺合在社会化的文字之中。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具备了“超验”的高度与气质，具有无限接近“绝对真理”的可能性。
    “超验阅读”也包括了“诗性阅读”，这是一个重要部分。这里不是专指“诗”的阅读，因为不仅“诗”才有诗性。有许多“诗”的诗性其实是很弱的，很多散文作品的诗性却很强。杰作总是具有强烈的诗性。当我们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进入那些没法言说的诗境，即属于“超验阅读”。但在一般的读者面前，一本书所包含的诗性部分，却大致会是封闭的。比如说读孙犁，都能明显感受他与当时一些革命作家的不同，这不同可能就来自同类写作中少见的诗性。谁能够进入它的独有之境，谁就会获得更大的审美愉悦。如果只看这些战争故事，就容易和同时期一些作家混淆。那时的战争故事很多，看后会叠加在一块儿，它们太熟悉了，而作品中洋溢的诗性部分，却需要我们的特别感受力。
    什么是“诗”？很难回答。“诗”是难以条理陈列的，无法作出一是一二是二的逻辑表述。我们似乎知道什么是“诗”，但又说不出。“诗”不是关闭的一扇门，也不是敞开的一扇门，而极可能只是开和关的过程中稍作停留的那一瞬。“诗”不是格言，不是巧妙的词语连缀，也不是一次机灵或聪明。有些得到广泛传颂的诗词名句，有一些可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而是格言妙句。
    这种难以言说之物，当然蕴含在“超验阅读”中，它超出了个人的、可供表述的、成形的经验。它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它是陌生的，而不是熟悉的。除了诗境，还有深邃之思、形而上的悟想、奇情异态，它们往往都要超出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也不尽符合一般的情感模型。它们一时难以清晰地被赋予理性，或在直感中一闪而过，然而却是一般作品中极为稀缺的元素，是杰作与庸常的差异所在。我们平时常常看到一部作品受许多人热赞，其理由就是所写与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样、太一样了。这种认同来自读者现成的表述系统，其实真正打动他的或许还远远不止这些，只是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也无法找到一种语言来传递那种感受。有一些隐隐的东西打动了他，他却不太清晰，无从表达。
    打开一本印刷品，读到的大多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东西：日常事物、权力、社会和异性。不仅内容，就连叙述的语调也差不多。书中的内容虽然也会出现在杰作中，但区别是杰作中还有其他的异质部分，一些特别的元素，如形而上的感召、思想的魔力、字里行间的神思。这些只属于作者个人，是难以重复和模仿之物，阅读中需要努力与个人经验对接。而一般来说，我们读到的只会是自己以前反复把握的、熟悉的元素，它们大致是极好操控和理解的部分。这是一条阅读的近路，更是写作的近路，但非常拥挤，而且只能通向平庸。
    大路与陷阱
    拥挤的道路意味着显豁易行，却最容易引人犯错，它们是隐伏了陷阱的。
    第一条大路是所谓的“批判性”，即愤怒出诗人，鞭挞和反抗。这是文学的天职，所有的代表性作家，从托尔斯泰到鲁迅，从但丁到歌德，都有着强大的批判力。我们常常讲“还是鲁迅时代，还是鲁迅笔法”，可见文学似乎天然而永久地领受了一项任务，这就是揭露假恶丑，歌颂真善美。这既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它的命运。也许有少数人试图绕开，沉浸到男欢女爱和风花雪月之中，结果只能是轻虚无力，属于可有可无之物。强大的批判力庶几等同于作品的价值。可是，当批判与愤怒覆盖和压倒了一切，人性里的全部丰盈也就随之失去。生命中所有的元素都呈现出完整和饱满，都在激越活跃中，才会有出色的创造和发现。意念裸露，愤怒满溢，血脉贲张，自然顾不得自我省察，更多的东西都会在这个过程中被整肃掉省略掉。
    有一位从专制环境中出走的西方诗人说：一部分人的作品中除了反抗、愤怒揭露和批判之外，其他的就没有多少了，变成了一颗干瘪的核桃。更危险的是，这种进击的手段有可能等于或低于对手的水准。他们将自觉不自觉地学习对手，放弃更远大的目标和更崇高的境界。这往往是一个被对手同化的过程，即用硬币的一面去反抗另一面，却没有使自己变为另一枚硬币。
    文学的道德搏击是感人的，但极易失于简单和粗疏。灵魂里包含的东西其实是无比丰富的，如柔情，陶醉和依恋，永恒的宗教感，自卑和怜悯。对星空的仰望将使自己最终超越对手，并由此使自己获救。有些激烈的写作甚至比对手更孱弱，因为“丑恶”历经积累之后，或有了黑暗的密致度和严整性，一般的进击武器是难以穿透的，只余下了自残式的粗造滥制和流痞式的玩世不恭。
    另外一条大路是“爱情”。哪一部文学作品没有爱的抒写？翻开一部小说，会发现纸页间很快就有了“爱”。因为生活中每个人都有爱的经历，人人熟悉爱的表达，理解什么是追求、拒绝、背叛、伤害等等。恰恰如此，出自个人不可取代的爱的体验和表达就困难了。写成一个俗套故事是容易的，爱太多，关于爱的描述太多，一个人需要怎样超拔的格调和非凡的情怀，才敢归拢和收拾这样一些常见的元素。流于庸俗的趣味，烦腻和重复，最终让写作和阅读都变得不可忍受。
    读者永远读取经验之内的爱情故事，一旦稍稍脱离了心理常轨，也就觉得不再可信。我们所能理解的两性关系大致是社会和生理层面的，真正的精神层面难以深入。有些特别的“爱情”无法洞悉，也不敢窥视。大家都在一个拥挤的胡同里寻觅，一个个面孔全都是熟悉的，是不宜也不能再爱的“老人”。一些很熟练的作家其实最怕写“爱情”，尽管他们知道男女主人公一定会相爱的。可是这条走得极为熟稔的、满是脚印的大路是有陷阱的，正是这一点才让他们犹豫不决。
    两条大路，两个陷阱。打开一本杂志翻开一本书，很快就听到了“嗵嗵”的落井声。
    现代之结
    艺术作为一种专业，其本质属性却离单纯的技术操练很远。它是一种生命现象，是人所共有的追求、特质和能力。可艺术创造的过程又充满了对于技术的强烈追求和依赖，可以说每一件成功的艺术品都是辛苦劳作的叠加、一种漫长训练的结晶。比如文学表达，一个人往往需要几百万甚至千余万字的练习，才能做到对词汇的准确把握，才能对它们调度自如，对章法结构、形象描写、人物对话给予有效操控，懂得那种寸土必争的精确和追求是多么重要。语言艺术的磨砺总是回到这种起码的保守，总是强调劳动和经验。离开了这个前提，其他的也就无从谈起。
    有时我们会发现，只有“现代艺术”时而打破这种规律，无论是绘画还是文学，相当一部分“名作”是“一挥而就”的结果，绝非工心细作。这其中有的隐去了极为漫长和辛苦的探索，隐去了痛苦的成长过程，突出的只是瞬间的呈现，潦草、零乱、晦涩、荒诞，而且更主要的是：简陋。它们每每令人心生疑窦，内心深处还是无法消受。作为欣赏者的不安，是因为它们颠覆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关于艺术的顽固标准。的确如此，许多时候“现代”就意味着绝望和嚎叫，意味着粗疏和狂妄，是呓语和谵语。说到底，我们仍然渴望看到艺术家殷实的“劳动”，找到汗水凝聚的痕迹。
    我们时而接受告诫：对于现代艺术尤其要躲开泛道德化的胡同。其实对一切艺术都同样如此。面对急遽变化的世界，最忌犯下简单粗暴的错误，因为它的背后很可能是无知。不过疑惑仍旧无法打消，相当大一部分现代后现代艺术在人们内心深处仍被视作垃圾，看成是以艺术的名义投下的人文脏弹。虽然它也可以给人快感，但这是无以名状的，藏在阴暗的角落，只在放松的时刻涌动出来。有时候我们看到对于“现代”垃圾的赞扬，不是出于阴谋和恶意，也不是出于团体意识，更不是出于褊狭的艺术趣味，而是不约而同集合起来的人性本能。这种赞扬既谈不上虚伪，也算不得无知，而是潜入深处的说不清的东西。垃圾也会给人冲动。
    正因为没有比艺术评判更为复杂的事物，所以论断与表述才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仅仅将其当作一门专业，一切也还好说；可是深入追究之后难免进入生命层面，这就需要思考一些更大更本质的问题。有人常常谈到对经典的执著捍卫，但具体到怎么捍卫却并不知道。这里涉及到人类生存的普遍法则，也就只能由此谈起。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有自己的经典，它们标准迥异。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信奉，关于后现代之类，有人会祭起一大串学院理论，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这是一伙什么也不干、吃饱餍足者的梦语。一摞摞烫金点银的关于现代艺术的理论都是用来镶嵌垃圾的。人类生存的普遍法则渗透在一切方面，当然包括文学艺术。人们信奉的所有经典都来自时间，它们一路走来，确立了高不可攀的标准。
    现代与后现代历经了时空变幻，但古典主义的基本标准并未改变。现代经典仍然需要特异和精妙绝伦。它们可以不具有19世纪前后那些作品的伟大性，却应该足够卓异。没人试图完全否定它们，因为它们充满了魔力。不是现代性本身对审美造成了伤害，而是其他。现代艺术有一种独特的美。
    毕加索蓝色时期前后那些作品棒极了。小丑，流浪的吉普赛人，楚楚动人过目不忘，无论是蕴含的人生经验、趣味、情感和技艺，都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是无可置疑的杰作。它们比起画家本人后来的胡涂乱抹，那些喧声四起盛誉满满的怪异，显然更为可信。有人曾经讲，某些集团出于特别的非艺术的目的，用大量金钱培植荒诞不经的现代艺术。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生气勃勃的现代创造，因为这其中最拙劣的部分既不是它的代表，也不能成为否定现代艺术的口实。
    19世纪以来无论是绘画艺术还是语言艺术都抵达了空前的高度。有人用劳动与价值来论断艺术：黄金作为一种金属之昂贵，是因为储量有限，冶炼不易，凝聚的劳动太多。艺术有不同的论断标准，其中一项正是其中凝聚的劳动。同一个天才耗时一年的作品，怎可等同于几分钟的挥洒。大匠经年累月的工心是无价的，这正是劳动的魅力。文字创造者为一部作品奋斗几十年，一个字一个标点地打磨，与那些匆促完成前言不搭后语、泥沙俱下的文字，当然价值迥异。
    “现代主义”真的让人心中纠结，无奈之下只好交给时间。时间是神秘的。打开中国艺术史，会发现截取一百年，最杰出的人物也就是三五位。一百年是个限制，而经典的特征是不受时间限制。衡量经典的最小单位也许就是一百年。有时候判断简单的优劣并不需要那么长时间，比如清代的两个画家，其中一个是大师，他平庸的邻居就住在不足百米处。他的门口很是冷落，而邻居那儿车马不绝。夫人发出感叹，画家就说：“二十年后不复耳。”只二十年就可以判断了。但对于经典二十年却远远不够，这里最小的时间单位可能是百年，“现代艺术”要经受这个。
    也说世界性
    人们越来越多地谈到了文学的“世界性”，谈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现在到了网络时代，进一步拆毁了边界，鼠标一点即可抵达另一个半球。
    有人认为艺术没有“世界性”，而只有“地域性”，甚至说“全球化”只是一个被放大了的“地域性”。“全球化”的全部规则和面貌，说白了不过是某个地域规则和特征的强化而已。还有人搬出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说法：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对于这句话我们也许从来没有怀疑过，甚至写到了教科书里。可现在是否可以质疑这句话？如果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么一个民族犯了错误，而且是低层次的错误，也会化进世界并被这个世界所接受？大概不会的，经过时间的鉴别之后，它一定要被排斥被忽略，断然不会成为“世界的”。它只是在某个区域、某个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后完全不可能被世界接纳。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不保持一个民族的个性和地域性，又怎么汇成一个“世界性”？从一个角落里滋长的东西，如果与其他地方完全一样，就可以被忽略掉，因为重复是无价值的。所以，在关于“世界性”的论述中或应加一个限制词，比如说“最终不能被忽略掉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才可以汇入“世界性”。因为不能被忽略，所以必须纳入，也只有如此，“世界”才更为完整和丰满。
    由此还可以问下去：为什么不能被忽略？回答是“因为有价值”，其价值就在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滋生出的新面目新方式，既呈现出异质成分，又包含着人类生活的普遍法则。它是地域的、民族的，但体现或补充了人类生活所必须遵循的生存理性。它以自己的独特生长力，强悍地表现了自己的存在，加入一场合唱，更加散发出动人的诗意。按最低的要求和标准，它起码是没有因为特异性而违背人类必要遵守的生存价值和生存伦理。如果地域性没有包含一种普遍法则，在本质上与这个法则相冲突，就一定会被淘汰或最终被淘汰。这可以视为原则和规律。
    当代艺术特别是文学中有大量粗俗低劣的“创造”，它们极度地渲染“地域性”和“民族性”，借此变得触目与张扬。这其中的功利性是极强的，它正以某种“既成事实”混淆“世界性”的含义，博取自己的物欲份额。这等于一条捷径，是艺术中“伪现代”的组成部分。但无论如何这种喧声并不会持久，因为它违背了人类生存的理性和法则，是必然被剔出和扬弃的部分。那样的“地域性”只是一个误区，一条险路，是当代艺术由于轻率而付出的代价。
    附录：
    讨论
    文学史与功利
    一个并不新颖的说法是，写作者只应瞩目于“文学史”，这才是真正的抱负。这其中包括很超越的想法：不在乎各类评奖，更不在乎市场。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大眼光。但仔细想一下，这种设计似乎也有很强的功利性。
    经典是不受时间限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作家要以追求它为工作目标。因为这种刻意的追求往往并不通向经典，倒不如朴素自然的劳动更为可靠。无论如何，功利心还是越少越好。
    一些杰出的人物多么睿智。比如康德说过这样的意思：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可以用这个标准谈谈文学劳作。一个人如果不停地学习，做各种努力，只为了写出“经典”，那么这个过程中自己也就成了“工具”。把自身这个“文学工具”打磨得特别锋利，只为了收获，是个问题。把自己锻造成“工具”，无论这个“工具”多么精美绝伦，整个劳动和创造都不会是第一流的，因为这是一个不断地磨损“工具”的过程。人的探索，追求完美，与世界对话，与形而上连接，应该是快乐和满足的。由无数的快乐时刻相加，就组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这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一些有大志向的写作人认为：一定要把身体搞好，以便进行卓越的工作，写出杰作。这仍然是一种“工具”论，是把自己当成了“工具”。如果反过来：正因为工作使我快乐和健康，所以我才工作。如果写作这种事情损害了我们的健康，剥夺了我们的快乐，为什么还要去做？只有写作使身体更好，写作才变得可爱。保养一个更好的身体用来写作，身体和写作可能都不会理想。与此同理，一个写作者为了写出一部“杰作”才不停地阅读、体验生活、养精蓄锐，最终可能既不快乐，也很难达到目的。
    为了实现一个目标而舍弃了健康和快乐，就是一种崇高的人生，反过来一定是渺小的人生，这是一种误识。最杰出的人一定设法让自己变成“目的”，并因此而筑就一个舒展开阔的人生，与之连在一起的也会是一个伟大的“目的”。人生态度之不同，“目的”也就不同，工作结果差异很大。
    康德个子非常矮，大概一米四或一米五的样子。这个老头特别有意思，每天下午四点绕着镇子散步，拄一根拐杖。镇上人说他比钟表还要准时。这个老人走到某个地方就不走了，站在树下说：我要出汗了。他要等到出汗的危险过去之后再继续走路。他那么小心翼翼，近于怪癖。在外人看来他活得多么不快乐，因为他们进入不了他的内心。伟人的内心是非常曲折玄妙的。一般人觉得很快乐的事情，他极可能不感兴趣。他在斗室里阅读冥思，很快乐。他的这种生活就是“目的”，那一刻就是“目的”。“目的”不在第二天，而在稍纵即逝的当下。原来一个人的“目的”是由一些瞬间累叠而成的。
    写作人为了“文学史”而工作，那种事太遥远了，实在划不来。
    遵守规范
    文学语言的生动性与规范性发生冲突时服从哪一个？这等于说，有时候一种表达必须突破语言的规范才能达到“火候”。可是规范必要遵守，在规范的前提下写出“个人”，这才是写作的难度。写作者不能守住语言的规范，就是没有操守。作者漫长的写作训练，就为了既严格规范又个性强烈。有一些作品的语言粗糙不堪，甚至连句子都不通，还被一部分人推崇，这只能是时代怪事。做到规范而生动，需要一个漫长的训练过程。可能写上几百万字还不够，有人写了千余万字，仍常常出现病句，有些标点用得也不对。
    语言训练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复杂漫长许多、艰苦许多。一般来说不要讲文学创作，就连写一篇通顺得体的小文都很难。一篇文章的完成要经历无数的判断，每个标点词汇都要判断，是很麻烦很困难的细致的工作。
    “有机”的人
    一个作者关在屋里，只靠电脑网络或书本搜集信息，从这些地方去吸取所谓的“生活营养”。这就像一棵庄稼，只靠吸取催生剂化肥之类，远不是“有机”的。人和植物一样，必须扎根于真实生活的沃土中，经历具体的喜乐悲欢，比如长期在田野里，经历个人奋斗、挫折，有各种人世间的坎坷欢乐。这一切综合起来，才是一个“有机”的人。现在一些作者的人生知识、文学经验之类多来自书本和电脑，不过是现代传媒中的交叉感染，跟生活隔离，跟土地隔离。这是极不可靠极不健康的。
    “罪感”与理想
    泛道德主义，包括理想主义，都是值得怀疑的。尽管好心人给部分作家加上“理想主义”的标签，实际上并不能起到肯定的作用。这需要深长思之。他们强调的“道德”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抨击和揭露，或对某种信念的坚持。泛道德主义的文本中隐含的发言者往往不是“我”，而是“我们”。作者是代表一部分人发言的。他为什么不说“我”？因为具体到自己就得负责，就得“打铁先得自身硬”，需要检视自己，需要严苛的自我批判。这涉及到一个人的“罪感”。写作者没有“罪感”，即没有反省力，那种一再倡扬的“道德”也是不成立的。
    “理想主义”不能等同于“理想”，它极有可能是令人生疑的东西。一种追求一旦变成了“主义”就会凝固起来，显示出强求一律的粗暴性。“理想”则是追求完美的信念，是让灵魂向上的不间断的努力。它形成“主义”也就有了停滞和间断，于是也就大打折扣了。它从此不再鲜活和生长，也不再有人性的温度，变成了概念化的东西，是从生命中抽离出来的冰冷的东西。
    “你是我的小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有那么强烈的揭露性和批判性，写了那么多黑暗、阴郁和冷酷。写人性的黑颜色，他大概做到了极处。即便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仍然饱满丰腴，具有一切大艺术家的那种丰富和完整。他从来不会因为愤怒而变得干瘪和空洞。他既接受了人生最沉重的任务，也还有欢愉，有爱，有特别的情趣和巨大的幽默。这一切并不影响他的批判力，尤其没有降低他的道德感。
    他写到：老卡拉玛佐夫和儿子同时爱上了一个年轻女人。老人给她写了一封求爱信。陀氏在这时候一定是厌恶和蔑视的，或许也感受了一丝滑稽和同情。厌恶和憎恨并未淹没一切，心地甚至是柔和的。老卡拉玛佐夫已经行动不便，像一截枯木，却在信中肉麻之极，“爱你，爱你，拥吻”之类。信纸封起后，总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再次打开，又添上一行小字：“你是我的小鸡。”
    这一句抵过千言。如果是一般的作者，这信封好之后也就不再打开了。大师却让它重新打开了一次。
    （本文为2015年5月29日于苏州大学文学院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