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同彬，生于1981年3月，曾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现任《钟山》杂志社编辑。著有评论集《浮游的守夜人》、《重建青年性》等。
    （原载《青年作家》2016年第8期，《青春》2016年第8期）
    1.秩序在收割一切，收割一切可能对秩序造成威胁的各种力量，青年、新人就是这样一种具备某种潜在威胁的虚构性力量，一种正在被秩序改造并重新命名的新的速朽。收割的前提是培育，是拔苗助长，是喷洒农药、清除“毒草”，是告诉你：快到“碗”里来。
    2.对青年写作者和文学新人的滔滔不绝的赞美、期许，广泛持久的扶持、奖赏是制度的代际焦虑的产物，是当权者繁衍权力的某种古老形式，也是现代中国“青年崇拜”、青年想象的文化心理的现实投射，如今更是蔓延为成年人、老年人重要的恶俗文化行为之一。赞美青年，是无限正确的政治“鸡汤”；讴歌青春，是经久不衰的代际“春晚”，它们的共同目的是去锻造青年的皮囊如何与苍老、丑陋的灵魂完美融合。
    3.文学权力与政治权力强烈的同构性，文学权力显著的区域性、机构性集中，导致青年写作、文学新人在被制度命名和生产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源源不断的、难以抗拒的吸纳性、诱惑性、抑制性和同质性的挑战。当然，由于青年、新人在这一挑战中几无胜算的可能，因此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合作，是共谋，是争先恐后，是不择手段。
    4.新的文学写作者与前辈写作者（尤其那些掌握更多权力的）及相关机构之间有着一种微妙而暧昧的依存关系，其中涉及权力的承传，涉及互相调情的必要性，涉及一场有关宫廷、庙堂的舞台剧中恰当的角色分配。年轻人“因接近权力而欣喜”，因掌握权力而迷狂，在此过程中，如何迎合、顺应，如何低眉顺眼以避免被视为异端，已经逐渐成为青年写作者基本的成人礼。如今，在权力和固有的秩序面前，他们已经迅速变成一群文学“乞食者”，或者是安静排队领救济的精神的“穷人”，或者是那些趾高气扬的文学大人物的“仆从”。
    5.新世纪以来，文学“存在”越来越无法在精神那里得到充分而诚恳的认证，只能依赖于“事件”。此处的“事件”不是巴迪欧、伊格尔顿、齐泽克等理论家论证的哲学的、文学本质意义上的理想“事件”（如齐泽克认为的，生命的意义应当依赖于具有不可预知性的“事件”，它可以是革命，也可以是一触即发、灵魂出窍的爱情），而是新闻性的、世俗性的、生产性的“事件”，是简单的、消极的——尽管我们据此证明文学的繁荣。比如写作、发表、出版、讨论、奖励，还有会议、论坛、活动、节日等等。青年写作者、文学新人（诸如所谓80后、90后、70后、韩寒、郭敬明、周小平、冯唐等）就是在“事件”中催生出来的，他们是无聊而热闹的文学“事件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他们在“事件”的漩涡中丢失自己、重塑自己、成为自己。
    6.职业性成功已经成为青年写作者们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梦想，这导致文学写作与其他职业之间的区别被“残忍”地取消——尽管文学仍旧依赖某种虚构的“区隔”来标记自身贫乏的独特性。同时职业思维也让文学新人们在“出名要趁早”的金科玉律的蛊惑下，迅速堕入日复一日的生产性庸碌之中。各种同质性的、重复性的、交际性的人情稿、急就章、“投名状”被连夜加班加点地生产出来，与此相继伴生的传播、荣誉、奖励等，已经让很多文学新人迅速成名、迅速体会到职业成功的快乐，同时也迅速在这种快乐中衰老、衰朽。所谓创作、写作构筑的不是新的代际的充满生命活力和叛逆、革新精神的“界碑”，而成了领受或承继前一代际的话语权力和世俗利益的快捷通道。
    7.“成功”赋予青年人荣耀、权力，也赋予他们某种老气横秋的、世故性的自大。这一自大在写作中体现为某种不加反省的惯性的、重复性的平庸（反正有人赞赏并随时准备予以褒奖），和以信口开河、话语膨胀（如各种断言、命名或自我标榜的热情）为表征的狂妄、自负乃至自恋；在文学交往中则呈现出某种仪式性、仪态化的模仿，模仿那些成功的前辈和大人物（文学大人物则模仿政治大人物、商业大人物）的腔调、姿态、神情，甚至某些不可告人的癖好。因此，在中国“成功”就基本上等于变大、变老，变得足够“大”、足够“老”，你才有可能“成功”。
    8.文学不可避免的“大学化”（或学院化）是当前青年写作面临的一种特别的困局。无论美学的、创作的、批评的、研究的诸种话语，还是作家或成功作家的身份认证、作品评鉴，乃至文学场赖以存在的所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均是依赖大学的知识生产维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及其相关专业、相关话语，是构筑文学这一观念体系的根基，它掌握的庞大的文学权力及其与相关机构、制度的共谋，是当前文学创作出现大面积的同质化、板结化的重要的原因。因此，青年写作者、文学新人等新的代际主体，也不过是大学的、学院的产物，不管是青年作家还是青年批评家、研究者，无不如此，他们是大学的孩子，大学在生产他们、成就他们，也在扭曲和摧毁他们。认命吧，事实证明，这一现状无法更改，想当年竟然有人扬言：为了文学，取消大学中文系；或者写《中文系》这样的诗：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或者讥讽大学是一头得意洋洋的蠢猪（于坚）。当然，他们现在沉默了、明白了：没有大学，何来文学？没有大学，谈论文学都无法启齿；没有大学，作家都找不到“自我”。
    9.中国当代文学在“八十年代”（1980年代）充分敞开，并趋于基本“完成”，此后，文学观念无论如何创新，文学实践无论如何左冲右突，从根本上跳脱不出八十年代的主要的文学精神（亦或文学迷障）；此后，文学主体从主体时代进入遗产人时代，也即1980年代之后的文学代际的各种主体的唯一身份是：八十年代文学遗产继承人。引申钟鸣的说法（“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个深梦”）：八十年代，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个美丽又残酷的“深梦”。如今，经历过那场“深梦”且充分享用着相关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作家们，依旧在文学的旧梦中不愿醒来（有的在假寐，有的压根就没睡着，深度睡眠的蠢货很少），“坚强而执拗”（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美好品质）地追求着文学梦：哦，文学，哦，艺术，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而作为遗产继承人的文学新人、青年写作者，深知这一旧梦的“梦境”之重要性，小心翼翼地、“别有用心”地与那些旧时代的作家们一起梦呓（遗）、一起游戏、一起推杯换盏。因此，新的代际主体倘要从精神的根砥标记出真正的“新”，就必须挣脱“八十年代”，从那个温暖又晦暗的深梦中醒来，并充分自省：一个真正严肃的时代必然不是文学时代，一切严肃的思考从文学出发都是南辕北辙的，甚至是错误的；或者更为直接、更为清醒的认识是：文学，并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太不重要。
    10.在此，不得不承认，我们所使用的青年、新人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生理性概念，他们的多数书写几乎不涉及政治、道德、美学、形式和文学本质方面的任何特殊性、独特性。当前，最让人沮丧的是，文学新人之间缺少分野，缺少对立，缺少各种形态的冲突，缺少因审美偏执和立场差异导致的“大打出手”，这和前辈们曾经有过的某种革命氛围、野蛮风格大相径庭。就已经发生的矛盾和有限的冲突而言，涉及的基本是和话语权、利益有关的诸种晦暗不明的欲望，除此之外，他们在多数情况下是和睦的、友好的、礼尚往来的、秋毫不犯的、在微信朋友圈随时准备点赞的……
    11.“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毛主席）
    “中国青年当正视自己的祖国。”（周小平）
    “我们承受青年犹如承受一场重病。这恰恰造成了我们所抛入的时代——一次巨大的堕落和破碎的时代；这个时代通过一切弱者，也通过一切最强者来抗拒青年的精神。不确定性为这个时代所独有；没有什么立足于坚固的基础，也没有什么立足于自身坚定的信仰。人们为明天活着，因为后天已经是非常可疑的。”（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