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夏天，我收到《人民文学》编辑宁小龄的信，他在信中谈了对我的小说《飞翔的女人》的看法，并提出修改意见。此前，我曾收到他给我的退稿信。虽是退稿信，但对于彼时的我，仍像暗夜中的星光。正是这些微弱的点点星光，激励我一次又一次拿起笔。终于让我修改了，这是个好兆头，心情当然特别激动。虽然发表了几篇作品，但从未上过《人民文学》。那时，我住在坝上县城，做教育行政工作，忙得没早没晚，修改只能在夜晚进行。回家先睡觉，十一点爬起来，改到三点左右，再接着睡。没有疲惫感，文学是我最强最韧的动力。同年12月，《飞翔的女人》在《人民文学》刊载，并被《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我也在那一年调离县城，到市文联工作，从事专业文学创作。我因此结识了更多的良师益友。因天性不擅长表达，没说过什么感激的话，但心里记着。我觉得对写作者而言，感激的最好方式就是创作。时间较过去充裕了许多，每天都可以写。在乡下工作多年，丰富的生活资源足够开掘。往往一篇作品在写作途中，另一篇的构思已经形成。我的多半小说都是写乡村，一是熟悉，二是有情感因素。写乡村容易来电。我不担心资源枯竭，那么一个无比巨大的矿，怎么挖都可以。比如《目光似血》，本不在写作计划中，秋天回老家住了几天，小说的雏形便有了。
    小说可以写，可以发表，但问题一直不断。在与宁小龄交谈时，他说我的小说基调过于灰暗，他编过的基本如此，尤其这篇《目光似血》。我想了想，别的小说似乎也这样。一个原因可能我是悲观主义者，另一个原因或是我没有悟到文学的真谛。在日后的写作中，我尽量让小说的调子亮一点，竭力发现俗世的光亮。这需要特别的视角，特别的心灵感应。小说的两端，一端向下，一端向上。向下是俗世生活，小说离开俗世，也就没了味道。当然有些作家完全靠智慧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另当别论。但小说的另一端一定要向上，向上亮就有了。我在一个场合这样表达：既能匍匐大地又能飞翔于天空。匍匐很容易，飞起来很难，常常扑腾半天仍陷于泥沼中。
    那几年，我发表了不少作品，自觉有一些收获。2005年，河北作协召开了我的作品研讨会，专家们予以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如饥似渴的我，尤如甘露。如铁凝说我的小说用料太多，要警惕资源的浪费和丧失。李敬泽先生说我只顾往前走，很少停下来，小说的空间拓展不够。有些我当时就明白了，有些是后来悟到的。但悟到未必能做得更好，每迈一步都极其艰难。数量并不能证明成绩。好在我从未停下来，边写边琢磨，哪怕一点点进步也是好的。
    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面临的问题相差无几，一个是写什么，一个是怎么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是不能剥离的正面和反面。但在写作中，有一个侧重的问题。我之前更侧重写什么，因为矿藏丰富，我只需要从中挑拣，哪个更深刻，哪个更特别，许多构思来不及写，便记在本子上，这些资源属于我，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开采。后来更侧重怎么写，一个原因是生活资源在减少，我不敢如过去那么浪费。我想起铁凝曾经的警告，任何资源都不能没有限制地恣意开发。很多好东西被我糟蹋了。本来可以打造成一块玉，却以另一种面貌呈现于世界，这是作家的罪过，至少是失误吧。另一个原因，是想法和视野确实有了一些变化，且不说往前走了还是往后退了，变化总不是坏事。比如，同样写乡村，初始的写作我是站在乡村打量世界，后来是站在外在的角度观察乡村，现在我喜欢站在两个点上互相打量。有些是不自觉的，有些是刻意为之。
    时隔多年，《长江文艺》选载《目光似血》，我又细细读了一遍。如果重写，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不会把那么多的人和事拉进来。但重写是不是就比现在好呢？真说不好。写作与创作，一字之差，终究是不同的。技术并不等同于激情，所谓的火候，其实综合了多方面因素。或许，这就是写作的乐趣，在写作中发现，在发现中写作。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