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青年学者黄平曾指出：“以往的研究者轻易掠过的是，读者们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热爱，不是出于文学的理由，而是首先将其视为‘人生之书’”，因为这部在当代中国大众读者中影响巨大的作品，“为底层读者提供了一种超越阶级限定的想象性的满足”。（1）也就是说，《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始终“常销”并对一代代读者发挥近乎“励志圣经”的文化功能，首要原因在于：它通过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等人物形象塑造，讲述了一系列“经由与内外困境斗争，获得世俗成功/人生意义”的故事，从而为1980年代以来的民众——尤其大量底层青年人，提供了鲜活生动且看似可效仿、复制的人生样本，让他们从中获得虚拟性精神满足或代偿性心理抚慰。基于这一理解，黄平断言：“只要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平凡的世界》就会一直‘常销’”。（2）
    无疑，黄平这一将生产、接受与其历史语境相关联的思考方式颇具启发性，发现了以往研究忽视的、进入相关问题的别一种视角和路径；而且，迄今为止《平凡的世界》始终“常销”的现实，也验证了并还在验证着这一判断的正确。（3）但我在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与《平凡的世界》多年“常销”亦即一直在为庞大的读者群体提供“想象性满足”的同时，随社会结构固化且城市/乡村、富人/贫民、上层/底层二元对立越发激烈和尖锐，这些在困境中挣扎却似乎看不到改变自己身份、阶层属性向社会更高位置流动可能的底层人，是否会一直沉浸在《平凡的世界》（及其他类似作品）构筑的虚幻成功场景（故事）之中？他们究竟有没有摆脱此类作品提供的文学想象转而直面现实的可能？抑或这一声音/维度事实上一直存在却因为居于弱势而不被注意或无法彰显？尤其是1990年代迄今，随中国社会巨大转型带来的、与《平凡的世界》描述和产生的1980年代显著不同的历史/现实语境、民众精神图景和生存/文化逻辑作用下，此类作品的“励志”、“造梦”文化功能和提供的“奋斗—成功”话语模式，会不会在与无情现实的碰撞中逐渐弱化、失效？
    《平凡的世界》问世以来一直受到高度评价，这也是大众读者的主流声音。值得注意的是，其间也有微弱却始终未被湮灭的另一种声音存在——比如从作品产生之初就有读者认为，这部小说虽然具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特征，却与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相去甚远。尤其近年来，这一声音有愈来愈强的趋势：21世纪以来伴随网络在中国社会迅速普及，不少读者甚至借用网络文学概念提出，《平凡的世界》其实可以作为一部典型的YY（意淫）小说来读。（4）
    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汉作家方方于201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值得我们予以关注。
    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方芳讲述了一个出身贫寒农家的大学生涂自强为能够在“花团锦簇”“光芒璀璨”的大城市占据一席之地努力打拼，却终遭失败和毁灭的故事。小说塑造的城市“蚁族”涂自强这一人物，在极端的物质、精神困境中不屈不挠，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应对家庭背景等不利因素带来的各种磨难和艰辛。就出身背景、阶层归属、人格构造和精神品质而言，涂自强完全是《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在21世纪中国现实中的“隔代兄弟”。但这篇小说给读者带来的阅读体验却与《平凡的世界》完全不同：如果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等不屈服于家庭出身和个体身份的低下卑微，试图以奋斗改变命运的努力，能够让人从中汲取勇气、力量而对读者发挥“励志经典”、“人生之书”作用的话，《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却如小说题目所示，这个年轻人所有的自强不息拼搏奋斗被证明都是徒劳无功，扎根都市的理想与其被病魔侵蚀的肉身最终一起陨灭，给读者留下的只是无尽的“个人悲伤”。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发表后受到广泛关注，先后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重要刊物转载并入选多种年度文学作品选本，此后发行的单行本也登上各大销售排行榜，在社会尤其是青年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反响。不可否认，就艺术成就而言，这篇小说并不完美，甚至颇多可指摘之处，（5）但在文学严重边缘化的当下，一个纯文学文本的影响力能够如此广泛地延伸到非文学领域，其中肯定别有奥秘。福柯曾有言：“重要的不是神话所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如果将《平凡的世界》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样两部诞生于不同时代语境下的作品在“神话讲述的年代”与“讲述神话的年代”间建立关联，将文学文本置放在作为其产生背景的整体“历史文本”中考察，我们便会发现：从“平凡世界”到“个人悲伤”，这两部颇具个案意义的作品背后，能够显现出1980年代至今与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相伴而来的，底层群体在现实、精神境遇及思想状况等方面的流变脉络与走向。
    02
    众所周知，在《平凡的世界》所讲述并作为其产生背景的1980年代，对“现代社会”的向往追求是最高亢激昂的时代主调，“四个现代化”辉煌前景的允诺，成为激发民众豪情壮志、调动其干劲热情的有力手段。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连原本只具有物理属性的“时间”，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意义。（6）与对“进步”、“现代”的迫切吁求一致并形成动力学关系的，是承载重大历史使命、表征时代前进方向的强大“主体”得以建构生成——尤其是以“超越过去，面向未来”为基本理念的“反思”、“改革”等文学潮流和作品，对强有力的历史主体的呼唤和想象，成为其极为醒目的思想、艺术特征之一。
    按照戴锦华的理解，“在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史中，所谓主体，指称着自由精神，一种主动精神的中心，一个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为之负责的人。或者说，所谓主体就是人类自由意志的最高呈现。”（7）应该说，强大历史主体的出现和人之主体性的确立，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性阶段的重要标志。1980年代的中国，尽管距离真正的现代社会路途遥远，但这并不妨碍具有强烈“主动精神”的历史主体在文学中大量涌现，这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共同精神吁求。且不说蒋子龙、柯云路、张洁等作家笔下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领军人物以及贾平凹、张炜等塑造的那些代表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后革命”新人——这无疑都是呼应时代要求又推动社会前进的“新时期”历史主体；就是文学追求志不在此的路遥和他的《人生》尤其是《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安、孙兰香尤其是小说着力刻画的孙少平，作为与家庭出身、身份归属和个体命运展开坚强抗争的奋斗者，他们都可以说是“控制自己的行为并为之负责的人”亦即戴锦华意义上的“主体”形象。
    以孙少平为例。近年来，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路遥作品较为明显的“成长文学”特征，而《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无疑可以算作路遥塑造的展现“成长”主题典型之一。（8）作为一个出身于“老根子就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的农村家庭孩子，孙少平没有因此丧失进取意志和抗争勇气而自暴自弃，而是在不断超越家庭背景、身份地位和思想观念局限的过程中逐步蜕变与成长。
    小说一开场便确定了孙少平“成长者”的角色设定。他从贫穷、闭塞的山乡圪崂来到了县城这样一个“大世界”求学，这里的一切都让他这样的“闯入者”获得近乎“奇观化”的人生初体验：
    他在这其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炭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他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9）
    此后，孙少平一步步从原西县城走向地区首府黄原，继而走向离他的村庄更遥远的西北“煤都”铜城，后来他又来到省城西安……依据小说的叙事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意志坚定目光高远的他必定还会走得更远，伴随一次次新奇体验带来的精神和思想冲击，他也一定会继续不断实现人生的自我超越。
    但是，除了一往无前的信念、坚韧刚毅的意志和善良正直的品格，孙少平这样的“成长者”几乎没有任何现实资源可以依恃，这注定了他的成长之路也是一条遍布荆棘的苦难之路。也正是在艰辛的劳作以及与苦难的搏斗中，他逐渐认识到苦难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意义，从中体验到人作为主体的崇高和伟大，并由此实现人格建构的完善和人生境界的升华。在写给妹妹的信中，孙少平说：“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不要怕苦难！如果能够深刻地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10）孙少平对自我身份、社会地位及阶层属性的天然弱势有着清醒的体认，可他并没有因命运的不公怨天尤人更没有就此沉沦，反而执着地从苦难中寻找正面价值和积极意义，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激励自己奋斗的精神资源，试图实现对命运的自我掌控。在对底层家庭、卑微身份和现实苦难的抗争中，一个面对困境不屈不挠迎难而上的男子汉、一个大写的“人”（亦即1980年代中国文学中常见的伟岸主体）的形象由此建构成形；对这样的“作为人类自由意志的最高呈现”的“主体”而言，历经各种现实及精神“苦难”的淬炼，也相应成为其自我实现的先验条件与必由之路——“不经苦难，怎得辉煌”，不正是1980年代最主流的“宏大叙事”之一？而这一话语模式，形成于当时中国的历史语境，又与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激荡共生。
    可是，热烈的1980年代很快过去，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出现了显著变化：“‘市场’丛林法则，城乡二元对立、贫富差距剧烈、社会福利缺失、资源高度集中、利益集团僵化——‘底层’的流动越来越艰巨，越来越依赖于‘超强度劳动’”。（11）与现实境遇的恶化相应，底层群体的精神状况也日趋破败黯淡。以往他们虽然生计维艰苦难重重，但是“心若在，梦就在”，他们确信只要足够努力就有改变现状的可能；如今随资源分配失衡和社会结构固化，与国家共同体“分享艰难”只后他们却陷入现实和精神双重困境，更严重的是，通过艰苦奋斗改善处境并向社会更高阶层流动的希望也越发微茫甚至完全破灭——《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之所以能够引发广泛关注唤起强烈共鸣，或许最重要的原因正在于，其质直粗粝的笔触所探察到的，乃是现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
    小说主人公涂自强，面对资源匮乏导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创伤，始终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和顽强不息的斗志，他应对苦难的超然姿态和坚韧毅力，比《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别人（尤其是那些有财富有背景的城里同学）来说，涂自强节俭苛苦到极致的低质量生活，是他们绝对无法忍受也是在遇见涂自强之前无从想象的；但对涂自强而言，这却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他对此安之若素甚至甘之若饴：
    见他不作声，赵同学于是说，别沮丧呀。上天对人其实很不公平，以前我没这认识，自从与你同学后，就有了。
    涂自强笑笑说，我都没这么想。大家对我这么好，我反而觉得上天待我不薄。
    赵同学说，你越这么说，我就越觉得你的运气不好。
    涂自强说，我自从上了大学后，一直觉得自己运气相当好。比起我的哥哥姐姐，我已经是活在天上了。
    赵同学笑了笑，说，得亏了你是个乐观派，换了我，怕是已经自杀几个来回了。（12）
    与《平凡的世界》对待“苦难”的态度不同，在涂自强这里，“苦难”已不再具有任何精神价值和美学意义，它既不是人物成长的必经阶梯和熔铸其意志品格的试金石，也不是“底层人”人格完善精神提升的催化剂，苦难就是苦难本身，它残酷无情地戕害、摧折人的身体和理想，涂自强已不可能再如孙少平那样将其超拔到“苦难哲学”的高度。相应地，21世纪中国的涂自强，也不再如1980年代的孙少平那样，能够经由苦难烈火的反复淬炼，最终成为闪耀着精神胜利光芒的强大历史主体。在澎湃翻涌的时代大潮中，卑微如蝼蚁、渺小似尘埃的涂自强完全丧失主体精神，沦落为逆来顺受麻木无声地承受接踵而来的苦难反复打击的被动客体——就像卡夫卡的悲叹：“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小说结尾，“赵同学”收到了涂自强的遗信。方方写道：
    赵同学读信时，泪水滴在了纸上。他想起他这个一直在闷头努力的同学。他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13）
    ——“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这正是当下时代涂自强（们）惨淡处境与悲凉命运的真切写照。
    03
    一直以来，《平凡的世界》都被视为“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之一。“接地气”的人物形象、中规中矩的线性叙事方式、“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互动共生，都充分显示了小说对经典现实主义写作伦理和美学原则的秉承与坚守——但这并不是《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小说在展现当时中国自然与社会现实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对人物在现实生存根基之上的另一重“精神世界”的关注与呈现。“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具有“不平凡”的魅力，除鲜活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便在于小说展示的那个激情涌动、理想高扬、气势磅礴的“精神世界”产生的巨大感召与鼓舞力量。换言之，小说构建的由形形色色普通人组成的“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等都是居于社会底层的渺小人物，他们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物质条件困窘、生存空间逼仄，然而他们品质卓越、人格高尚、情感细腻丰富、心灵境界阔大——每一个本色、质朴的小人物身上，都充溢、闪耀着“精神至上”的夺目光彩。
    这光彩首先来自书籍（文化知识）拓展出的，在他们封闭、狭隘的现实生存之上升腾起的广阔精神空间。1980年代，随政治上“拨乱反正”和“社会主义新时期”到来，一些知识分子试图寻回曾让他们无限荣光的“启蒙者”角色自我认定，引领民众与他们一起重建对现代文明和科学理性的信仰。这一价值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需求一致，因而得到其鼓励、支持和配合。在这个被称为“新启蒙”的历史时期，“书籍”（及其象征的“知识”、“文化”）成为判断时代和人文明程度的圭臬，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成为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金句之一。《平凡的世界》中，为孙少平开启瑰丽辽阔的精神世界并源源不断为其提供强大内在支撑的，正是书籍（知识）具有的神奇力量。小说这样描写孙少平初次文学阅读带给他的美妙感受：
    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漂浮的，又是幽深而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14）
    经由这次前所未有的心理体验，孙少平的世界豁然开朗，他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超拔于低劣、局促、寒碜的现实生存空间的全新路径。自此之后，他如获“神启”，“每天都沉浸在读书中”。
    贫寒的农家子弟孙少平在爱情上成功“逆袭”，获得身为“官二代”且自身条件突出的田晓霞青睐，主要也是因为，这个物质匮乏出身低微的青年人却拥有阔大深邃的精神世界。孙少平在现实资源方面几乎一无所有，然而他目光高远思想深刻，拥有刚健进取、自尊自强的精神品质，对知识、文化和理想更是有着热切坚定的不懈追求。孙少平与田晓霞之间在现实层面的差距不啻天渊，但精神层面两人却能够平等对话并由此惺惺相惜。即便孙少平中学毕业回家当了农民，他依然坚持读书习惯，以此做到“身在村子，思想却插上翅膀，在一个更为广大的天地里恣意飞翔”；后来他成为靠出卖苦力艰难求生的“揽工汉”，也没有被繁重不堪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压垮而放弃对书籍（精神生活）的热爱与执着——春寒料峭的高原四月，他宁愿独自住进尚未完工还没安装门窗的新楼房里忍受刺骨的寒风，为的便是拥有一个独立空间让他“一个人住着能看书”（15）。对孙少平来说，极端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都不算什么，但没有条件读书（亦即精神生活贫乏）却让他无法忍受。我们还记得孙少平结束在县城的高中生活回双水村之前，田晓霞对他说的那些话：
    “这当然没问题。……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着个褡裢，在石圪节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为几根柴禾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囤……”（16）
    孙少平当然不会“堕落”如斯。对书籍（知识、文化及精神世界）的坚定追寻，让他从闭塞、落后、贫瘠的小山村一步步走向外面“辽阔的大世界”，并帮助他赢得田晓霞的爱情——这种爱情美好地有些不现实，却正是1980年代中国主导价值理念与文化逻辑的文学映射——那时，“神话讲述的年代”与“讲述神话的年代”，在内在精神层面还是能够相互契合的。
    时过境迁。随19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语境变迁，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样的超阶层之爱的神话，尤其在90后“白毛女”已经愿嫁黄世仁（17）的畸形现实参照下，人们读出了路遥描绘的1980年代爱情故事的苍白、虚妄和一厢情愿——这可能正是《平凡的世界》在当下会被视为“YY小说”的现实与精神根源。
    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设置等方面，《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与《平凡的世界》呈现出明显的“互文性”，却又是对后者主题内涵和故事逻辑的拆解。与《平》相似，《涂》也写到了爱情：涂自强在食堂帮工时遇到了一个与他家庭背景、生活经历都极为相似的女生，这个女孩在涂自强清教徒般晦暗的生活中投下了一抹玫瑰色的光亮。尽管两人有诸多共同语言也互生好感，但女孩还是选择了一个开着“锃亮的银色小车”的“年轻男人”。涂自强尚处萌芽状态的爱情绮梦，就这样被冷酷现实碾压成为碎片——对穷人而言，爱情、理想和精神的光芒，远远敌不过更紧迫的实际需求：
    女孩脸红了一下，拉了涂自强到一边，说，我知道你的心。但有些事没有办法。我们两个在一起，谁也改变不了命运。我们都太穷。而我们俩分开来，各自寻找自己的天下，或许，我们的一生都会改变。
    涂自强说，什么是各自的天下？
    女生说，我是指各自去找有实力的人。
    涂自强说，什么样的实力？
    女生脸红了红，说，当然是经济实力。
    涂自强说，有钱人？（18）
    面对除了真挚的感情外一无所有的涂自强，女孩会为自己的功利选择脸红，但她却无比清醒地知道，如果选择涂自强，他们这样两个出身卑微的底层人走在一起，“谁也改变不了命运”。与其这样，还不如“各自去找有实力的人”做靠山——当年《平凡的世界》极力张扬的顽强进取自我超越精神品格、描绘的非物质、跨阶层的纯净爱情，在当下显得是那么地迂阔和不切实际；而1980年代中国曾成为社会共识的“奋斗—成功”话语模式，似乎也已不再那么具有说服力。
    当然，也有人不愿或不能如这个女孩这样现实，即便是在并不认同奋斗精神的时代，也依然有涂自强这样主动（或被迫）坚守底线自强不息的青年人。但是，涂自强（以及与他境遇相同的奋斗者）也会不再如孙少平（们）那样，在现实生存基础之上还有辽阔、丰富、充实、绚丽的精神世界作为其心理支撑和力量之源。对涂自强（们）来说，“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便意味着一切”，他们积极进取坚持不懈，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活得更好一点（甚至仅仅是为了能够活下去）的生存本能，附着其上的各种超越性价值与意义已被剥离、抽空而褪去耀眼光华。悠游安闲的诗意生活和瑰丽多彩的精神世界固然无限美好，但在冰冷的生存逻辑和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却如镜花水月般虚幻而脆弱，身处底层的涂自强（们）完全没有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虽然他也想去图书馆，望着一整排一整排立在那里的书，他是多么如饥似渴，心里莫名就会激动。但是，他却有更重要的事。这事便是他必须让自己吃饱。食堂更适合他的现状。
    ……
    宿舍里的几个同学闻讯，议论道，你这也太实惠了吧。赵同学说，在图书馆打工，又干净又能学到东西。一个陈同学说，你们乡下人就是目光短浅，精神食粮永远比物质食粮重要。还有个李同学说，完全不可理喻，难道就为了多吃点饭？（19）
    对那些能够吃饱或吃好的同学而言，作为“精神食粮”的书籍（知识、文化）以及由此打开的那个广阔绚丽的精神世界自然更为重要，这也是《平凡的世界》讲述和产生的1980年代社会共同的“神话”之一；但在21世纪的涂自强这里，精神世界的“大”与“小”甚至“有”或“无”，都要由现实生存空间决定——套用现代作家萧红的话来说便是：“穷人的天空是低的”。
    04
    2015年2月，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首播，迅速引发收视热潮，继而又在多家网络播放平台推送，同样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此后，这部电视剧接又连斩获白玉兰、飞天、国鼎、金牛、金熊猫等国内重要的电视奖项——这意味着，这样一部时代背景、故事内容、艺术风格都与当前大众文化环境不太合拍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却获得了市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认可。
    关于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及文化功能，法国电影理论家鲍德里有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说法，叫做“意识形态腹语术”：“所谓‘意识形态腹语术’，是指意识形态似乎并不直接言说或强制，但它事实上是在不断地讲述和言说，只不过是成功地隐藏起了言说的机制和行为，成为某种不被感知的言说”（20）——对于与电影同源同类的电视剧而言，“意识形态腹语术”这一概念无疑同样适用。我这里关注和思考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弥漫着“个人悲伤”氛围的时代，从小说文本到电视剧改编，《平凡的世界》是怎样在不同的整体语境下重写历史和重述“神话”，如何启动、发挥电视剧的“意识形态腹语术”功用，以影像方式为民众尤其是底层群体在个人与其生存状况之间提供一种想象性图景，以此抚慰他们的现实与精神创伤，建构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体认同？
    作为一部年代剧，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与小说一样，以恢宏的气势、逼真的影像和扎实的细节，“复现”和“召回”了中国民众对那一时期的个体与集体记忆，展现/重述处于巨变格局下的中国1970—80年代断代史。值得注意的是，较之小说，电视剧强化了孙少平、孙少安等底层奋斗者的个体命运与中国当代历史、政治变迁之间的“同构”关系：描绘底层奋斗者不屈不挠的努力改变自身处境和命运的“小历史”，与讲述国家、民族如何摆脱政治误区“拨乱反正”走上正确发展道路的“大叙事”，被紧密绞合扭结在一起形成电视剧相互映射同步推进的叙事线索。孙少安作为双水村最吃苦耐劳且精明强干的“能人”，从集体劳动时期，就确立了要凭一己之力改变家庭的“烂包”状况，并带领生产队甚至全村人过上好日子的信念。为此，他受苦受累拼死拼活，冒巨大风险利用政策漏洞想方设法帮助村民提高收入。但是，错误的大政方针和严酷的政治形势，让他的努力化为泡影，除一次次遭受严厉批判外，他和村民们的处境毫无起色。直到“新时期”到来，党和政府推行的全新政策让这个肯吃苦又有头脑的年轻人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剧中，不时在双水村和石圪节公社上空高音喇叭中传出的有线广播，作为国家机器和政治意志声音的现实载体，多次强行楔入和覆盖底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段分别发挥阻挠或推进孙少安这样的奋斗者前进步伐的强大功能。孙少安事业的成败与政治路线的正确或错误息息相关甚至完全受其宰制，个体命运与政局国运在根本上血脉相连。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正是21世纪全新语境下以大众文化产品形式对当代中国个体与国族共同“奋斗—发展—成功”神话的重述。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平凡的世界》创作于1980年代中后期，就思想内涵、价值理念而言，无疑是一部“政治正确”的作品。但其对1970—80年代之交中国乡村政治和生活状况的真切描述，却在无意间触及了当时基层社会刚刚出现的一些根本性难题，比如“三农”问题、城乡对立、乡村底层青年的现实出路、利益驱动下底层群体的价值失范和道德滑坡……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中国迅猛崛起，这些问题不但未能解决，反而日益激烈和尖锐并逐步演变成社会机体的巨大病灶——那些在现实中挣扎生存却最终湮灭的“涂自强”们，正是这些症结侵袭产生的部分恶果。但是，就电视剧而言，要更有效地发挥其“意识形态腹语术”功能，就有必要擦抹掉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互龃龉、冲突的“杂音”——事实亦是如此：小说曾触碰到的这些实际问题在电视剧中已基本被淡化、转移和遮蔽，而其处理方式主要有如下两种。
    首先，是对小说原本固有的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价值理念“强化”与“放大”，这主要表现在电视剧对小说提出的“劳动”思想、观念的重申，以及对“底层人”尤其是孙少平、孙少安等底层奋斗者道德优势的突出。在小说中，关于“劳动”命题的严肃议论比比皆是，比如“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有无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21）、“只有劳动才可能使人在生活中强大。不论什么人，最终还是要崇尚那些能用双手创造生活的劳动者。……如何对待劳动，这是人生的基本课题”（22）、“要想求得解放，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舍身投入劳动”（23）……此类具有强烈形上意味的“劳动”表述和“学说”，在电视剧中以孙少平书信、对话及画外音等方式重新剪接编辑，并与影像相互组合而产生了比小说枯燥的文字表述远为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尤其是这样一幕喜剧性场景：那些与孙少平一起来到大牙湾煤矿、曾经优越感十足的干部子弟，因为不下井劳动挣不到工资，以致吃饭都成了问题，他们争先恐后将手表、收音机、衣服、木箱等“时髦”物品廉价卖给孙少平以换钱糊口——略显夸张的视觉呈现不仅验证了小说提出的“劳动”学说的真理属性，而且给电视观众提供了一种“底层人”靠劳动和汗水便足以跨越阶层阈限、转而凌驾于权势者之上的共同想象。事实却并非如此：1990年代以来，有价值有尊严的“劳动者”已随经济发展全面转移成为作为社会发展“原材料”的“劳动力”（24），这一客观现实告诉我们，路遥当年借小说大力宣扬的“劳动”学说，或许只能产生于并属于1980年代；而2015年的电视剧再次强调这一“神话”的合法性，并以影像方式制造“劳动”改变社会阶层结构的幻觉，目的正在于象征性地弥合因资源、财富急剧分化带来的巨大社会裂隙，试图以此抚慰、疗愈底层群体严重的精神创伤。此外，较之小说，电视剧更强烈地展现和突出了“底层人”的道德优势，比如孙少平的诚实、正直、善良，孙少安的勤勉、公正、古道热肠……上述优秀道德品质，让这些奋斗者赢得了身边几乎所有人的认可与尊重，心甘情愿为他们的跋涉前行尽可能提供帮助和支持。但是，这一“底层人得道多助”的叙事逻辑，终归还是属于澳大利亚学者杰华所说的“素质话语”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底层群体虚幻的道德优越感，却回避、掩盖了实际存在的真问题：“‘素质’配置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集中关注人类的属性以及如何改善他们，而将注意力从源自政府创造或认可的结构、制度和实践的缺陷和不平等中转移开。”（25）
    其次，是对小说原著故事情节的“重置”与改编。电视剧重要的一个情节变动，发生在孙少安砖厂扩大生产却惨遭失败之时。小说叙述中，孙少安为帮助那些贫苦无依的村民解决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贷款购买新设备并雇佣他们到自己的砖厂上班，他的善举赢得了村人热烈的赞颂；可制砖失败孙少安破产后，那些拥戴他的村民马上转变了态度：“叹喟者有之，同情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敲怪话撇凉腔者有之”（26），当初因被雇用对孙少安感激涕零的一些人也对他白眼相向，甚至不顾及其死活纷纷上门逼讨工钱。在电视剧中，这一情节却被大幅度改编甚至对小说叙述完全逆转：孙少安破产后，村民都对他满怀同情，非但没人讨要工钱，反而在孙少安从岳父家借到钱给他们发工资时纷纷拒绝接受；当银行限期要孙少安归还贷款，村民又自发轮流请村支书田福堂到家里吃饭，求他帮忙去找县长为孙少安说情；有些村民甚至搞起了一场对孙少安“个人主义”的“批判会”，埋怨他遇到困难不让乡亲们知情却选择自己支撑……小说对人情浇漓世态炎凉的叙述被电视剧展现的重义轻利温情脉脉的画面取代，1980年代至今底层社会中始终潜在且已急剧扩大的历史与人性暗陬，被有意识忽略和遮蔽。依据小说原著的叙事逻辑，我们有理由相信乡村新兴资产者孙少安经由这次破产风波冲击，势必会对自己以往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共同富裕”的理想痛切反省，并在199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与那些薄情负义的穷苦乡亲渐行渐远，甚至最终演变为贫/富二元对立——这也是“新时期“之后的社会发展现实；电视剧却用“道德情义”的黏合剂将孙少安这样的新富群体与乡村贫民胶着在一起，以跨阶层的互助扶持将其建构成牢固的道德/利益共同体。众所周知，我们当初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预期目标便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以此为参照会发现，电视剧这一改编格外意味深长：尽管3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共同富裕”或许仅仅充当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遮羞布，并导致一系列结构性社会问题，但影视作为可以不断复制、再生产国家意识形态的最佳装置，却以看似“真实”而“正确”的影像发挥其隐蔽、高效传达意识形态诉求的实际功能——具体到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来说，便是以逼真的场景与细节还原偷天换日，“改写”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重申当初“共同富裕”的允诺，以此强化广大民众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依附性与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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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1980年代“平凡世界”的故事一直在被反复讲述和阅读，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被以新形式赋予新内涵，从而更有效发挥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但在“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时代，底层人的“个人悲伤”并不仅仅是个体的悲伤，更是忧愤深广的群体之殇与社会之殇。底层群体需要“人生之书”和“励志圣经”来“画梦”，用虚幻的精神世界之光照亮晦暗破败的现实，并借此慰藉他们的心灵创痛，但更需要文学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直面现实揭示问题，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民众（包括底层群体）赢得美好未来，发挥其“以虚击实”的介入性作用——这种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新文学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之一。
    注释：
    （1）（2）（11）（24）黄平：《从“劳动者”到“劳动力”——“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3）从当当网、京东商城和亚马逊中国等国内从事图书商品网络营销的重要商家发布的销售情况来看，《平凡的世界》近年来始终居于“最畅销图书”之列，一般稳定位列10—15名左右。
    （4）根据网络通行的解释，所谓YY小说，就是“内容多为实现在现实中没法实现的事情，是想法天真、内容庞大、故事情节严重不符合事实逻辑，借此来释放年轻人压抑情绪的小说。”在豆瓣、知乎、百度贴吧等影响较大的网络知识平台，多年来始终都有读者将《平凡的世界》视为YY小说。豆瓣读书用户“南风”甚至提出：“（《平凡的世界》）最终沦落为一部底层青年的YY史。没有了对现实的警醒与批判，就只剩下了麻木与欺骗。”
    （5）2015年10月，在笔者参加的山东大学文学生活馆组织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温儒敏先生提出，在他看来《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篇小说人物性格不丰富，比较概念化，情节发展人为安排痕迹重，故事生硬，整体来看并非一部出色的作品。在我看来，除上述不足外，近年“底层文学”常见的“苦难叠加”问题在这篇作品中表现地也较为突出。
    （6）参见张喜田：《1980年代改革小说中的时间政治——一种意识形态研究》，《文艺争鸣》2009年第12期。
    （7）（20）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第188页。
    （8）相关论述参见马桂君：《〈平凡的世界〉——中国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式成长书写》（《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6期）、徐勇：《潮流之外与牢笼之中——个人主义话语、〈平凡的世界〉与“后文革”一代青年的成长史》（《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王国彪：《平凡的世界中不平凡的成长故事——“高加林家族”论》（《名作欣赏》2006年第6期）等。
    （9）（10）（14）（15）（16）（21）（22）（23）（26）路遥：《平凡的世界》，华夏出版社，1986年，第10—11页；第746页；第11页；第669页；第318页；第913页；第892页；第893页；第989页。
    （12）（13）（18）（19）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3中篇小说卷》，吴义勤主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11页；第157页；第105—106页；第98页。
    （17）参见张丽军：《90后“白毛女”为什么愿嫁黄世仁——兼对历史文本化、意识形态化文学叙事的反省》，《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8期。
    （25）[澳]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