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二十几年，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自身，都称得上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正如这个世纪波澜壮阔的前半叶，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一样。不同的只是，前半个世纪的中国，是革旧世界的命，摆脱封建和殖民的积弱，建立一个现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而1970年代后期的中国，则是自我革命，面对社会主义实践自身的问题，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回归初心。
    翻天覆地的革命是血与火的考验，体现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精神；而正视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的自我修正，则是认识与反思、自我修复能力的见证。它们都需要思想与行动的能力，但拨乱反正的时代对知与行的合一显然有着更高的要求。
    在中国这个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大时代，毫无疑问，张胜友是一个弄潮儿，一个充满时代激情的大时代的阐述者。无论是他1980年代具有广泛影响的新闻通讯、报告文学作品《文艺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一包就灵》《命运狂想曲》《世界大串连》《擎起达摩克利斯剑》等，还是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称得上家喻户晓的电影、电视政论片《十年潮》《历史的抉择——小平南巡》《让浦东告诉世界》《风帆起珠江》《闽商》《百年潮·中国梦》等解说词，都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行程的生动讲述。在这些作品中，张胜友不仅为人们提供了许多生动典型的历史细节，而且以充满激情与诗意的政论风格，体现了大国家、大时代、大变革的精神风貌。张胜友紧贴时代的脉搏，让文学这一传统的形式，借助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介,实现了新的腾飞。他的作品不仅走进了千家万户，获得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获得专家学者的好评，算得上是当代主流文学中最成功的作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张胜友的成功，不只是思想与语言领域中激扬文字的成功，同时也是自身改革理念、勇于开拓变革上的成功。他不仅通过阐发现实社会中改革开放的典型事例去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而且自身也是躬行体制改革的“吃螃蟹的人”。其中最著名的事例就是他分别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社长，把“吃皇粮”、旱涝保收的事业单位，变成了既产出高质量精神产品又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文化企业，从而开创了当代中国出版业体制改革的先河。
    不只是一个用语言表达梦想的作家，也是以行动改变现实的实干家；不只用语言想象与阐述时代，同时也用切实的行动投身于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这是张胜友不同于同时代其他中国作家最重要的特点。在绵延几千年的文学传统中，大多数文人墨客都不是行动能力强的人，所谓手无缚鸡之力，只能纸上谈兵。即使在现代社会，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也尖锐提出过知识分子思想与行动脱节的普遍问题，认为“我们的优点正是我们的弱点”，只会凭良心说话，却对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能为力。因此，像张胜友这样知行合一，在语言想象与社会践行两个领域都能建功立业的人，特别难能可贵。张胜友在写作与实业两方面取得的成就，既体现了张胜友的才华、卓见和胆识，也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方式的崭新实践。我们不仅要深入研究张胜友的文学成就，也要关注他取得成功的现实启示。
    就最直观的表象上看，张胜友用报告、政论影像作品在我们时代建功立业，并在出版业干出大事业，是因为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然而，时代的阳光公允地照射每一片土地、每一株花木，广袤土地上的花木却不见得都能长成大材。更何况，人与时代的关系，不是施予与接受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动关系。因此，俄国革命重要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在分析时代与个人关系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时代的因素而忽略个人的特殊性，因为时代给个人提供了舞台，而个人也会反作用于时代。杰出人物与时代的相互影响关系，从根本上看，是个人才能与时代的契合关系。普列汉诺夫提出：“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能运用他的这种才能来对事变进程发生重大影响，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比别人所具备的才能更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如果拿破仑所具备的不是那种军事才能，而是贝多芬那样的音乐才能，那他当然就做不成皇帝。第二，社会制度不应阻碍恰恰具备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336页）
    无可置疑，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折，给张胜友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抱负的大舞台，让张胜友从一个小裁缝变成了著名作家和文化企业的改革家。但张胜友之所以不像大多数同代人那样在被动适应时代中沉浮，而是能够主动自觉地参与历史变革的进程，在时代变迁中华丽转身，从一个落魄的回乡知青到一个著名大学的“老生”，再到《光明日报》的著名记者，最后成为作家出版社的掌门人和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却是他个人的才能与品格在起作用。《我的财富是经历》是一篇令人难忘的自叙传，其中有两个细节非常值得注意：一是他学裁缝时不循规蹈矩遵从三年出师的潜规则，半年时间就独立门户；二是他刚分配到《光明日报》文艺部当记者时，单枪匹马赴冰天雪地的沈阳采访，写出了让人刮目相看的长篇通讯。这两个细节都说明张胜友有超越常人的才能，但更重要的，是他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品格，别人不敢做、做不到的事，张胜友可以而且能够做到。
    如果说，开拓精神和坚韧品格是张胜友获得成功的第一个重要因素的话，第二个成功的因素，就是张胜友有大处着眼又小处入手的处理问题的能力。无论写作和从事实业，张胜友都能胸怀大局，着眼社会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对发展趋势有着惊人的敏感，因此，无论在哪个行业，他都能开风气之先。这虽然与他早年在大报从事的记者职业或许不无关系，但他从不孤立地看待问题，凡事都有全局的眼光和视野，体现着一个做大事的人的胸襟。可贵之处还在于，张胜友做大事，写大社会、大题材、大主题，从来都是具体入微，十分注意角度、方法和技巧，因而不失文学的意义和魅力。这是他的许多作品被作为范文收入教材的根本原因。张胜友有一篇题为《记忆》的回忆少年生活的散文，虽然没有收入教材，但他处理题材的才华同样令人难忘。这篇散文把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生活凝聚在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细瘦”的情景中，就像把所有爱恨情仇凝聚在一根针的针尖上一样：“每逢周六下午，我和弟弟便携手沿着这伸入田畴的青石小路走去。我们的手都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我们的腿也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连我们的身子也都像芦苇秆子那般细瘦。我们携着细瘦的手，迈着细瘦的腿，晃悠着细瘦的身子，蹒跚地渐次渐远地走向村口，去迎候将归尚未归的父亲。”
    这篇《记忆》以及被选入高考作文参考教材的散文《父亲》，写的是铭心刻骨的个人记忆，但它们同样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是作者唱给渐行渐远的时代和逝去亲人的挽歌。由于写的是难以忘怀的个人情感和经历，它不仅更为情真意切，而且无意间彰显了张胜友获得成功的第三种因素：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是他认同与献身改革开放时代的最大动力。张胜友青少年时代的艰难境遇和他后来的成功，印证了爱瑞克森一项关于少年厄运如何影响人生的研究成果：不能笼统认为少年的苦难都是成长的财富，它也可能作为消极的因素形成“自我的迷惘”，要使苦难转化为人生的正能量，“必须找到一种独特方式，使他能以此来重演过去，并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媒介，在尽可能大的规模上创造新的未来。”（《历史与生活历史》，第453页）不难看出，苦难让人懂得了热爱与珍惜，而热爱与珍惜驱使他去追求和改变，而苦难中磨练的个人精神品格成为他不断前进的保障。时代的桂冠是给时代的知音和有准备的人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