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宝贵的特质是生活经验，这是不可多得，不可复制，也不可传授的。它源自中国社会的激烈变革，每个人置身其中，共同经历着起伏跌宕。这就决定了新时期文学的写作者多是有着丰富的阅历，在普遍性的命运中，建立起各人的经验，再从自身的个别经验出发，映射旷世人生。生活是小说最丰富的资源，就像自然养育庄稼，生活养育故事。同样，就像自然的生产需要人工推动和改良，生活所原生的产出也是粗糙和杂芜的，需要文明进化，然后才可称作小说或其他艺术。中国新时期文学传统中的作家，就像是一片肥田，水土特别丰饶，无论良莠，一并蓬勃茂盛。当代西方小说家能够将一个小小的动机，堆雪球一样堆成一个大雪人。我们的作家则是笨拙的匠人，手艺不怎么样，可是舍得用料，因为富足啊，任他们怎么七劈八砍，总是铺排得开，总是够用。免不了堆砌庞杂，然而，到底是质地厚。这些小说大多是饱满的，完全看不出斧凿的痕迹，也没有经过稀释，充盈着活力，自生自长出枝杈藤蔓，野蓬蓬的一个存在，不是凭借写作技巧可企及的。
    我举三部小说作例子，展现这种经验性写作的面貌，三部小说分别出自于三个年代的作者。
    第一部，《无边无际的早晨》，作者李佩甫，出生于1953年。小说通篇就是在写一个“恩”字。主人公的名字叫国，一下地就成了孤儿，也成了整个大李庄的孩子。如何养育国？队长老黑宣布一项决定：喂一次奶记三分工。非但不欺凌，反而格外惠顾。国由队长老黑亲自带，派活儿时，他鹦鹉学舌地下令；庄稼成熟，农人有夹带，队长用国的小手去搜摸，摸出来便由国押着去游村。忙的时候，就把国托付给梅姑。梅姑还未出阁，是村里的人尖子，多少少年仰慕。国能够让梅姑牵着手走路，夜里钻在怀里睡，惹得人们又嫉又恨。活命了，又有了身份，接下来是教化。没有爹娘管教，村人又都纵容他，自然就少了约束。先偷大食堂的馒头，再摸鸡蛋、芝麻……犯到镇上去，伸手向饭馆里的钱匣子，被逮到乡里派出所，全村人都着了慌。人领来了队长召集辈分长的族人商议怎么责罚国。最初决议游乡，可梅姑反对，说：“小小年纪，丢了脸面，叫他往后怎么做人呢？”梅姑的意思是什么？打!梅姑说：“只当是自家的孩子，你给我打!”这顿打不为了羞辱他，是要他忘不了是非。所以，极为郑重而庄严。活命，身份，教化，三者施行完毕，大李庄基本完成了对国的养育职责。
    国十三岁考上县城中学，要离开故土，队里置办了被褥行李，每家每户都凑了份子。大李庄几百上千年的伦理守则帮助国进入自己的命运，引他走入另一个空间，一个主流社会。在那里，有着与大李庄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生、价值取向。一个农家子弟进入那个领域，除去自身的聪明才智，能胜于人的就是传统乡村的道德资源。李佩甫无意去剖析制度，进行价值判断，他只为一个情怀萦绕，就是“恩”。这便是小说与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它是从客观性以外的立场出发，与概念无关，这又是中国当代小说的最优。同时，对于文学批评，也造成难度，无法找到一个入口，楔进分析的武器。只能复述，当复述完故事的全部，意义才能呈现，这意义且又是无法命名的。
    张贤亮《河的子孙》里，为了出一个人充右派份额，最后圈定无家无业的羊倌，怎么去顶右派的罪呢？宰羊。于是，老队长带了羊倌，月黑风高时走入羊群，身背后是黄土的山崖，面前是黄河的浊浪，羊群骚动着。古华《芙蓉镇》里，一男一女两个罪人，在黎明前的镇市上扫街，整个镇都睡着未醒，天边晓月挂在一角。宗璞《三生石》，菩提去医院复查回家，一个人坐在公共汽车上止不住地哭泣，渐渐地，前后左右的人相继哭泣起来，为了各自的理由，等等。此时此刻，概念还没来得及形成，现代小说技法也还没来得及干预情感的自然流淌，这些场景带有古典的意味，大约需要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笔下去寻找源头。那时候，生活就像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遍地泉眼，地力充沛，在以后的一百年二百年里，观念渐渐将它们犁成沟渠田畦，产出过度，耗干膏腴，小说愈见干枯。而中国特殊的命运使这开发晚于世界一步。于是，厚积薄发，喷涌而出，泥沙俱下，精芜皆存。《无边无际的早晨》写作于新时期文学的成熟阶段，承接了传统，又还未及盛极而衰。
    第二篇小说，《远方的现实》，作者王大进，出生于1965年。两相比较，除去具体个人形成的差异，还可看出时代社会变化在写作上的影响。如国所遭际的激荡的感情已经平伏下来，生活似也不再具有如此强烈的浪漫性，《远方的现实》里的人和事，如同小说的题目，是在更为实际的境遇里发生展开。
    褚宝成是一名普通市民，称得上幸福。供职的机械厂在国企改革大潮中不断裁员，他每一次都化险为夷。还娶了个漂亮媳妇，有了女儿，成为典范式的三口结构家庭。一个市民对生活的观念或许缺乏一些抒情性，却也自有凡俗的乐趣。变化的时局里，妻子姚美芹的大集体所有制工厂生产萎缩，人员分流。她去了一家花店工作，又去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酒吧上班，酒吧经理跳槽，老板让她来管理酒吧。姚美芹与老板有了一腿。姚美芹的世界变大了，机会处处，可又好像变窄了，每一个机会都与男性有关。世界向她敞开，同时又像是她向男性敞开了。原先她的美丽物质化地被使用。在一个利益社会里，每一件存在都是以交换的实用性为价值，美貌也纳入这个体系。
    姚美芹脱离单位，来到社会上，身份属性似乎全消解了，只余下一种，就是性别。隐藏在性别属性之后的，其实是一个被消费的对象。在被消费的处境里，也是有阶层的，那就是根据与性别最有关的条件来划分，一是年龄，二是姿色。对于这点，姚美芹是清醒的。姚美芹对社会的认识比褚宝成深刻多了，相比较，褚宝成简直是个孩子，是国有企业长期的优越性宠坏了他，还是男性中心的优越性宠坏了他，宠出一身臭脾气。姚美芹给自己的定位是：“人家‘小蜜’是他的正餐，而自己不过是他酒后的点心。”而褚宝成却没有这样识时务的觉悟，当他知道姚美芹红杏出墙时，就提出离婚。
    离婚先是在不无造作的克制中，冷静地进行，谈判好诸种琐细，终于按捺不住情绪，爆发冲突。这一幕写得相当惨痛，夫妇俩从恶语相向到拳脚相向，然后一并大放悲声。彼此都是极可怜，又极可恨。在一段极其阴郁的日子之后，他们达成一次和解。事情不会有任何改变，维持现状最理性，也最可忍受。伤心中，双方都默认了现实，接下来的对话就言不由衷了，谁都不会相信自己说出的话，但都得作出相信的样子。作者深谙人情世故，将如此复杂为难的事态描写得细致入微，不动声色，甚至比年长他一轮的李佩甫更加沉着老到。李佩甫与新时期文学发轫阶段更为接近，那个时代充斥着批判的激情，许多正面的价值都毋庸置疑；王大进的时代要杂芜得多，也现实得多，认识与表达的任务更加艰巨。大约也因此，李佩甫更接近诗人气质，《无边无际的早晨》中许多篇章都有一种颂诗气息；王大进则更是小说家，小说是需要处理俗情的。两位作者12岁年龄的差距本来算不上什么，可中国当代就是处于激变中，五六年都可成新世代。于写作者来说，现实生活的材料极其丰盛，问题是如何严格地攫取。
    在这里，壮烈的悲剧被零割了，割成琐碎的世俗故事。新时期文学中那些旷世的激情场景不再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尴尬人生。但有一点却没有变，那就是现实的严肃性。在这现代及后现代观念充斥的文学世界里，作者并不企图将严峻的生活缓释在理论中，而是保持着朴素的视听，然后诚实地表达。生活其实已经有足够的意味，无须套用观念。任何先进的观念，在生活跟前也是滞后的。生活本身那么富于情节，倘拿来作象征的符号实在太可惜了，反而会限制辐射的广度和深度，遮蔽了最生动的面。
    第三部作品是乔叶的《紫蔷薇影楼》。乔叶是70年代出生，社会又发生了大变化，《远方的现实》里姚美芹所负担的道德成本，在《紫蔷薇影楼》中已经兑了现，更为年轻的乔叶也更为冷静，不再有王大进那样的伦理焦虑。乔叶写作的年代，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一系列思想解放阶段：伤痕，反思，寻根，先锋——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松弛下来，脱缰掉头，从某种程度上，似乎与五四新文学接上了轨。作为女性写作者，因历史身份的遗存，处于边缘的位置，先天与社会主流保持距离，心理上就拥有更大自由度，所体察的世态人情也有可能更加切入肤表，进入核心。而无论李佩甫、王大进、乔叶，于现实都有着极为感性的认识，当我讲述他们的小说时，更像是讲述一段人生经历，写作的技能被世事人情淹没，体现出更强烈的不是写作的逻辑，而是生活的逻辑。
    《紫蔷薇影楼》写的是刘小丫做了五年小姐，决定金盆洗手，回到正常的人伦社会里来。刘小丫干上小姐这一行，是一个过程，我以为过程中最重要的一节，是如何克服廉耻心。贞操观念其实是抽象的，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难以突破的是更为具体的障碍，与异性，而且是陌生的异性，肉体接触的难堪、羞怯、惧怕。可是这一切在深圳那个新型城市里全都顺利地迎刃而解。刘小丫先是一家玩具厂的女工，长时间流水线作业，低廉的薪水，都不是困难，最不可忍的是搜身。下班都有保安在门口搜身，趁机就占女工便宜。受辱的遭际，刘小丫没忍下来，愤然离开玩具厂，事情却悄然拉开了序幕。认识了陈哥，替她找了个“消遣”，陪人观光，只是消遣。刘小丫先是和男客人一起吃饭，坐车，闲扯，肩挨肩，手搭手，每到上床之前，刘小丫就刹住了。但这样的厮缠磨蚀着身体的敏感度，甚至取消性别的界限，再说，还有另一件东西在作着平衡，就是钱。于是，真的很自然地，在一个大价码之下，她付出了初夜，进入序幕后面的正剧舞台。“初夜”这个说法，在此并不以贞操的概念出现，而代表着一个嬗变，小丫从此便入了行，成为一个职业小姐。在这项交易面前，小丫显然要比姚美芹坦然得多，生意也是过了明路的，不像姚美芹，名实分离，十分纠结，争取权益时也不能理直气壮。小丫则是亲兄弟明算账，在小姐的道路上一帆风顺。这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乔叶的说法是相当物理性的，她写道：“白和黑放在一起，格格不入。但当把其间的色彩渐变过程一个细格一个细格地展开，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事情。”
    做了小姐的小丫要做回正常社会的一个女性。正和姚美芹走了反向，姚美芹的故事是怎样从正常人生走出来，需要解决道德正义的问题，刘小丫要从“小姐”生涯里退回来，她面临的也是道德，但无关乎正义，而在于个人幸福。刘小丫需要处理的，看起来是和姚美芹同一个伦理命题，事实上却经过了二次否定，包含更多哲学社会学内容。小丫真是比姚美芹进步多了，论年龄是下一代人，但阅历、经验、思想、觉悟，都远远超越了姚美芹们，社会在飞跃性地发展。
    刘小丫要回到正常女性生活的理由源于对“小姐”这一行的认识。洗手不干的理由很简单，可说来容易做来难，有许多技术问题。她早有打算，归根结底就是两条，一是钱，一是人。钱，小丫有。就好比杜十娘有百宝箱，才有勇气从良，可惜遇人不淑。找个丈夫，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过上人伦生活，才是真正回归正常社会。所以，顺序也许不一样，但常伦中的女性地位似乎还是差不多，不同的是，刘小丫更有主动性。刘小丫为将来丈夫定的标准是：“有点儿穷，又不甘心穷。想干事，又没多少能耐干大事。挺厚道，又不是不知道心疼人。肯吃苦，又没有多少臭脾气-——最重要的一条，喜欢她，对她死心塌地。”有了定位，刘小丫便出发寻找猎物了，按着规划蓝图建立起新生活。
    特别强调一下“影楼”，它是有些接近梦幻空间，是一个小型梦工厂，是一个可以想象自己是另一个人的地方。选择影楼作为刘小丫的新生意真是太对了，故事在影楼里发生，本身就具有了某种含义。刘小丫按设计建立了生活，一切都在掌控中。她有钱，但不能让张长河知道，存在父母名下。交钱给母亲的一幕是辛酸的，作者没有说钱的数目，但可以想见是母亲这一辈子从没见过的多，她必须再三声明：“妈，你放心，你放心，清白的，是清白的。”母亲只是落泪。如果不出意外，刘小丫和张长河就能和许多男女一样，平静地度过一生。可是怕哪出来哪出。她在深圳服务过的一位客人，正是同乡。她与客人相对第一眼便彼此认出了，接下来的麻烦可想而知。互相都是对方的软肋，客人是县里一名公务员，嫖娼的劣迹无论于仕途于家庭稳定都是可怕的威胁，刘小丫就更不能让深圳的过往有半点透露。如何互相辖制，自然需要条件来安排情节，显示出作者对现实生活人情世故的理解，还有结构的游刃有余。但这都不是最有意味处，最有意味？在哪呢？是与客人周旋中再次接触，做小姐的某种微妙兴味竟回来了，但又不是完全地回来，而是挟裹着一些新鲜的刺激。在这家乡的小城里，到处都是熟悉的人和事，两个男女间的交易就有些私通的色彩，不免染上几分情义。都是从沉闷的日常生活中逃脱。当客人的妻子听到风声，向刘小丫发难，刘小丫沉着机智地将对方制伏，反被动为主动，化险为夷。事过之后，刘小丫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并没有胜利者的心情，反感到疲倦，她忽然想起了深圳，和姐妹们在一起的日子，不乏一种自由的单纯的快乐。丁玲写于1929年的短篇小说《庆云里的一间小屋》，写的是上海上三堂子里的妓女阿英，积攒了钱可以赎身从良，却拿不定主意。她犹豫的有三点，一是靠男人养，养得起吗？二是一个男人有什么意思，她是需要性的乐趣的；第三，她与姐妹们议论起男性来，不顶把他们放在眼里的——于是，无论是从生计、身体，还是精神的高低，阿英都觉得良家妇女不如娼门来得实惠。所以，我前面说，乔叶这一代的写作，因是在新时期文学拆除层层藩篱、开拓道路之下，便越过关隘，而与五四启蒙文学衔接上，说是掉头不错，说是前进也无碍，总之，乔叶们的写作更直接地面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