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早春的一个深夜，在渭河边清冷的乡村土路上，陈忠实想到柳青和《创业史》，无限感慨，因为他正遭遇着“必须回答却回答不了的一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此时的陈忠实是渭河边一个公社的派驻干部，任务是协助落实“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分田到户的精神。当他看到农民在分到的土地上栽界石刨隔梁或用抓阄的方式各自牵走耕畜时，“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了心里。因为他现在所做的事，正好和柳青当年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作为一个干部，他赞成开放农村市场和按劳分配的包工包产；但是作为一个农民，他的理念和情感都还倾注在集体经济上；而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乡村还停留在其精神导师柳青及其《创业史》描绘的蓝图中。怎样面对三十年前合作三十年后又分开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陈忠实找不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
    “现实”早已不是那个现实，“主义”却依旧是那个主义，这是时下不少现实主义创作面临的尴尬。追溯陈忠实这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可以发现，当下作家面临的并非完全崭新的问题。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陈忠实已很难像三十年前的柳青那样建立清晰的未来指向，《创业史》的知识框架也已经无法解释三十年后的现实，他曾经奉为圭臬的话语体系已经过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当下的现实主义写作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这个时代变化快得像子弹在飞的时代里，在这个现实世界的故事远比作家的想象丰富的世界里，文学到底还有没有能力对当下生活发言？是否还能对现实保持足够的敏感？如何在写作中呼应“现实”，如何达成自己的“主义”？这些问题都是对当下作家的极大挑战，也是我们重新讨论现实主义时必须面对的问题。陈忠实当年的心路历程，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陈忠实能够走出困境，找到通向《白鹿原》的阳关大道，首先得益于他丰厚的生活经验。几十年的乡村生活，是陈忠实乡村小说的丰沛资源，而陈忠实的创作，也恰如其名始终忠实于乡村生活。正是这样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真诚融入和体验，那个一直困扰他的“重大的现实生活命题”才得以在不经意中迎刃而解。这一年秋收，陈忠实自种自收了“抵得上生产队三年或四年分配”的新麦后，看着打麦场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粮袋，听着乡党们欣悦的说笑声，脑海中根深蒂固的由柳青和《创业史》打造的农村集体化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瓦解掉了。这几乎是在生活的驱使下自动冒出的答案，给予陈忠实此后观照现实生活的全新视角。
    当下文学最大的问题就是面对现实的无力和苍白。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真诚信仰，就很难击中现实的内核。最典型的莫过于以重返现实主义为旗帜的底层叙事。多年来有意无意逃离现实的写作削弱了文学对社会和现实的关注，也成为文学走向边缘的根本原因。现在，觉醒过来的作家们转身试图获得一种更开阔的社会视野，但是，面对与自己生活境遇大不相同的底层生活时，发出的声音却不断受到质疑。对很多作家而言，底层题材不过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新鲜资源，是一条吸引眼球的捷径，而底层经验的匮乏和人文关怀的缺失，导致底层常常沦为被消费的对象，成为作家自身道德优越感的参照物。也许当下作家面对的是远比陈忠实当时要复杂的现实；也许陈忠实那样体验生活和把握现实的方式也已不合时宜，因为作为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土壤，社会生活的整体性和典型性，日渐消弭在碎片化和平面化的日常生活中，现实变得不可捉摸起来；也许当下作家发现事物的才能并不弱于甚至可能远胜于前，但常常不得不只是停留在局部和散点上，穿透现实的难度与日俱增。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作家滑行在现实表面的借口，只能说是现实给作家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要求。作家要把灵魂和情感真正融入现实生活，这是现实主义创作最朴素也最根本的一个原则。离开了对现实生活真切的体验和钻研，就不可能产生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在任何时候这都应该是一种共识。
    如果说陈忠实对现实生活的熟悉程度令当下作家们难以企及，是因其得天独厚的农村生活优势，那么，如何赋予熟悉的生活思想的高度则源于陈忠实对思想性的理性追求。作家的思想高度决定了对现实和历史开掘的深度，陈忠实在精神和思想上近乎残酷的“剥离”就是在寻找这个高度。1982年那个深夜，陈忠实深切感受到“思想的软弱和轻”。为了解决这一致命的问题，陈忠实不断返回历史与柳青及其《创业史》对话。卡尔维诺说过，经典帮助你在与它的关系中甚至在反对它的过程中确立你自己。陈忠实这一不断折返并反省的过程，正是以挑战经典的勇气，迫使自己重新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因为既有的“本本”影响太深，这种“剥离”的残酷性无异于脱胎换骨。按陈忠实的说法，整个八十年代，他都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剥离”。“剥离”的实质性意义在于更新思想，对陈忠实而言，这种思考逐渐经由现实生活的命题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正是这种不断追问的理性精神和近乎严苛的自我反思，最终指向了地理上的白鹿原和小说《白鹿原》。
    只有深刻地洞察和透析了现实和历史，才能通达真正的现实主义；而要超越与战胜自己作为个体的有限性，进入历史与现实的纵深处，作家必须拥有深厚的思想资源。这种思想资源并非与生俱来，而是来自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反思意识。面对现实社会的重大转型，当下很多小说却不过是社会新闻的升级版或者世俗生活的浓缩版，无论是表现内容还是价值取向都和现实保持平行，缺乏对现实的反思与超越，缺乏应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的内在资源，成为像李敬泽所言的“像木头一样的写实”。作家们这种普遍的思想贫乏既源于缺乏对于时代的复杂性的洞察，更源于对于思想的漠视。而思想性的获得，往往是在不断的反思中成就。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具有自觉的反思精神，既要反思个人固有的思想和精神，也要反思整个的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还要反思某些热门的流行话语。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反思中，陈忠实渐渐克服了“思想的软弱和轻”。有了思想的烛照，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文化与革命等等大命题才能在字里行间自然生长，举重若轻，小说才有了“垫棺作枕”的分量。显然，这种反思是一个“慢”的过程。对很多作家而言，如何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以文学的方式创造更深刻的真实是亟需解决的问题。问题在于，有些作家已经不愿付出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在这个物欲横流、实用主义盛行的时代去执着地探究生活的真相与历史的本质。
    既能沉潜到生活的深处，又能攀升到思想的高度，二者合力促成了陈忠实艰难的蜕变。王国维曾言：“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也不出此理。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议题，很容易被当成老生常谈，但正是这一论题的不断出场本身说明了当下创作的某些问题。目前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既说明了作为一个理论话题，现实主义还有广阔的讨论空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下创作与人们的期待之间出现了偏差，现实主义文学的探索仍是未完成状态。韦勒克在《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中说，现实主义问题的重新出现顺应了历史上一个“强有力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人们一直以来最关心的还是现实问题。韦勒克警告人们“不要低估这股传统的力量，因为某些简单的真理站在维护它的一边”，这个“简单的真理”就是读者始终对现实主义作品保持着较高的认同感，这也是现实主义之所以一再被提起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平凡的世界》始终高居阅读热门榜单，还是《白鹿原》成为迄今为止不可逾越的当代经典，都证明了韦勒克所言不虚。1980年代，真正的现实主义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就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现代主义思潮中“过时”了。在当初逃离政治的文学自主性追求中，现实主义也被当作脏水里的孩子一起泼掉。如今现实主义又成为频频谈论的时髦话题，我们要警惕新一轮的庸俗化和简单化，就要冷静地回到现实主义的核心问题上深入讨论，而不是在眼花缭乱的各种表述中宣示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