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末，近四百万字的《郑君里全集》八卷本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这套图书由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史研究人员历时四年多编纂而成，其内容涉及上世纪20—60年代的话剧、电影以及相关的文化艺术领域。
    普通读者也许不熟悉郑君里，他是一位活跃于中国20世纪30至60年代的戏剧家、电影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
    1928年，郑君里进入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此后至40年代中期，他至少参加过二十六个团体超过七十种话剧的演出。1932至1937年，他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主演了《野玫瑰》《火山情血》《奋斗》《人生》《慈母曲》《联华交响曲》等22部进步影片，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郑君里多以普通劳动者或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映现于银幕，他英俊的形象和不甘压迫的个性给影迷留下深刻印象，在影坛素有“伟大的老虎”的绰号。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加入了上海救亡演剧队、抗敌演剧队、孩子剧团、西北巡回教育班、中国电影制片厂等机构，在前线和大后方从事国防影剧，编导完成了《西北特辑》《民族万岁》《野人山》等纪录片。抗战胜利后，郑君里转入故事片的编导创作，先后进入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完成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与蔡楚生合作）及《乌鸦与麻雀》《我们夫妇之间》等影片。50年代初直到1965年，他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主要导演，编导了《人民的新杭州》《宋景诗》《聂耳》《林则徐》《枯木逢春》《李善子》等作品。
    但这些仅仅道出了郑君里不凡人生的一半。他勤于笔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文字。据统计，可单独出版的学术著作（含译著）就有八种，其中，《现代中国电影史》《演技六讲》《演员自我修养》《角色的诞生》《画外音》等，都是戏剧和电影领域的殿堂级读物。此外，郑君里发表和未发表的论文、笔记、教案、小说、杂文等超过百种。
    郑君里离开人世时还不满五十八岁，却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如果细探他的人生，有人可能会疑惑，一个未经“正规”高等教育的人，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才会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像他这样多产并擅长理论研究，且在多个领域达到相当高度的艺术家，在近现代中国的文化艺术版图上鲜有人可出其右。
    郑君里不是天才，他的成长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1911年，他出生在上海的城市平民家庭，父母以摆水果摊维持生计。他出于对戏剧的热爱，中学没毕业就加入了南国艺术学院。这所“学院”并非正规的学历教育机构，而是田汉先生创造的半工半读的戏剧团体。郑君里以他的勤奋很快在戏剧、电影界崭露头角。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郑君里的译著、诗歌、小说辞藻华丽拗口，深受当时南国社唯美主义和具有浪漫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写于1928年的哀情小说《姑姑的爱人》在感情色彩上偏重于感伤情绪，带有神秘感的气氛渲染，追求一种微妙、迷离的内心体验。1931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舞台装置的主潮》可能是翻译外国戏剧资料的一篇习作，今天读起来语句不顺、晦涩难懂。1930年之后，郑君里的政治态度跟随着田汉发生了“转向”， 这一年，他加入左翼剧团联盟，成为其中活跃的主将之一。郑君里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理论研究都突破了个人的圈子，文风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此后，他的理论和创作更加关注现实的需求，他的艺术与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30年代初，郑君里在电影表演上小有成就，因为骄傲而受到编导们的冷落。此后，他不但深刻检讨自己，也开始关注艺术与国家民族命运的问题，发表了《中国戏剧运动发展底鸟瞰》等论文，还一度埋头研究电影史。1936年，郑君里发表的《现代中国电影史》对1932年之前的中国电影史进行了梳理，并做出了精妙的归纳和分析，虽然只有六万字，却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电影史著作当中结构最具现代意识、观察角度最为全面、求证最为可靠的一部。这部电影史沉寂了几十年，直到1989年，《电影创作》连载了其中的章节，并以《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冠名，才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热议。人们惊叹于其成书之早：二十四岁的郑君里能够“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引证了大量翔实可靠的影像及文字材料”。 他没有简单地将电影仅仅定位于艺术，而是将其归纳为近代商品和技术的产物，民族文化与社会价值的载体，并“从经济和文化的交汇点”审视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富有创建地指出中国电影初期的种种现象及成因。郑君里在文中涉及的中国电影美学和电影本体问题，直到今天看来都是相当先进和精辟的。
    1937年，二十五岁的郑君里出版了著名的表演理论译著《演技六讲》，这本书无论对于当时还是今天有志于表演的初学者来说，都是一本不可错过的读物。1935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开始受到中国戏剧工作者的重视。郑君里和戏剧家章泯着手系统翻译斯氏理论著作。《演员自我修养》正式出版至今，至少有过十个版本。在郑君里的笔下，舞台和银幕是自由的天地，是神圣和迷人的所在。《角色的诞生》是郑君里经过多年的表演实践，结合了自己翻译外国著作的理论积累，借鉴了很多同行的经验写成的，他试图建构属于中国的表演理论。1948年，有人预言郑君里会成为“中国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他对戏剧理论以及表演理论的研究，经历了从“拿来主义”、博采众长，到自成一家的线性轨迹。洪深先生曾谈到，“如果郑君里不翻译《演员自我修养》”，“就写不出《角色的诞生》；但后书确有它自己的贡献，有很多话是未经前书道出的”。
    正如夏衍先生所说，郑君里取得的成就“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电影艺术的高峰，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一席”，而他的遗作《画外音》正是我们理解这一论断的重要窗口。《画外音》是一部导演阐述的合集，记录了郑君里拍摄六部电影的种种心得，其中列举了大量创作过程中的实践经验。本书可读性很强，充满了令读者赏心悦目的列举和解说。每一部作品，他都从文学剧本、主题思想、历史背景、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现场调度、摄影美工等方面娓娓道来，全面记录了创作过程中的各种构思和讨论，可谓呕心沥血。
    完成于1943年的纪录片《民族万岁》是郑君里艺术创作中的另一座奇峰，不但是一部情绪高涨的抗战宣传片，也是一份珍贵的社会历史影像档案，特别是对抗战时西部各少数民族民俗民风的记载更为精彩，具有不容置疑的人类学价值。
    习总书记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郑君里用一生证明了他不愧是一位紧跟时代、敬业爱国的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脍炙人口、深入人心。1969年4月23日，他罹患肝癌病逝。虽然他离开这个世界已近半个世纪，但是他的生命却以另一种形式长存于世，那就是他的电影和著作。郑君里的电影常映不衰，被选为经典影片多次参加各国举办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二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当中，没有看过郑君里电影的人可能极少。他的文字，为后人的艺术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提供着丰富的营养。
    2016年12月，正值郑君里诞辰一百零五周年，《郑君里全集》的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对于后来者，《全集》不但是一份精神财富，更是一种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