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话》系统阐明了创造历史因而也是创造文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将此前“颠倒着的”历史观念和文艺观念“颠倒”了过来，正如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所重申的：“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结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文献，自发表以来已经得到了众多评注和广泛研究，这部经典文本在中国当代文艺建设中已经产生了无可置疑的深刻影响。然而，如果仅以现代、当代中国文艺运动的内部为着眼点观照《讲话》，或是仅仅把它当做特定时代、特定形势下党对文艺问题的政策表述，我们是无法看到《讲话》的真正历史意义的。只要我们转换一下视角，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坐标的“中点”、以中国近代乃至现代历史运动整体为参照，来回看《讲话》，就会发现，这篇著作及其对当时文艺实践做出的总结、概括和表述，是现代中华民族复兴的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表述了准确、有效和符合历史实际的文化战略——延安文艺的文化战略：“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讲话》正是针对这一根本目的的文化战略表述。
    一
    “延安”，它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地缘政治名词。延安在这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间的节点。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最终在“延安”获得了最广泛的民众支持，调整、建成并巩固了她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架构，为1949年以及更长远未来的社会主义胜利开辟了实现的路径，即延安道路。延安道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创举就是通过有效的政治动员使更广泛的知识人与工农相结合，使前者得到改造，使后者得到提高，甚至“合二而一”，完成中华民族历史复兴的主体建构。“延安文艺”，也不再是一个特定时空中的艺术实践方式，甚至也不再是一个文艺理论的概念。延安文艺是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历史经验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化的具体实践，是对鲜活的本土经验、具有生命力的民族经验、人民性的大众经验和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经验的融汇与锻造，并有效地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化的表述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讲话》可以理解为是一部具有表层意涵和深层意蕴的理论文本。就表层而言，《讲话》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延安文艺实践的理论提升，针对在文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具体地解决“民族的、大众的和科学的”新文化建设问题，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以及“怎样为”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做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毛泽东在《讲话》中对这一服务对象做了分析性的说明，他们是领导革命的工人阶级、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的农民阶级、革命战争主力的武装队伍和城市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那么“怎么为”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出身小资产阶级和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彻底改造世界观，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在感情、态度上认同人民群众，真切地体验群众生活，才能如实地分析群众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才能深入地学习、研究不同社会阶层的真实状况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创造出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内容丰富、情感真实的、具有建设性的文艺作品。
    二
    《讲话》在对这次历史性的座谈会加以引言并做总结的过程中，对人民主体文艺观、文学艺术源泉论、民族形式论、文艺舞台上的人民群众主角论的阐发，其背后是具有深刻意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和全新的文化表述方式。无论中外，那些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无论是古典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总是拒绝或羞于承认文艺的“功利性”，不是把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当作一种附带功用，就是用思辨式哲学将之表述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首次完整地表述了“功利性”不仅是文艺诸多功用之一，而且是文艺形成、发展和提高的核心动力，“革命功利性”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艺发展、提高的根本动力源泉。《讲话》的这一理论判断来自两个经验基础。一个是现实的经验基础。当时，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长征的苏区文艺工作者、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文艺知识分子、进步作家在民族救亡的历史洪流中从事文艺创造，并走上联合、组织和接受党的领导的历史轨道。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重要作家艺术家组织有“中国文艺协会”、“特区文化救亡协会”（后更名为“边区文化救亡协会”），1938年左右，随着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到达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1938-1940），这些党的和进步的文艺知识分子在联合、组织和不断改组中，形成了一个自觉或半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在斗争中为民族、人民前驱的文艺工作主体，并在“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后，更名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在延安构成了与“鲁艺”同时活跃的“文抗”的文艺工作者群体。无论是“鲁艺”，还是“文抗”的知识人群体，都在具体的历史任务面前，从旧式的文艺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在与人民群众的精神、情感、经验相结合的过程中探索、创新以人民群众为主角的新的、成功的民族艺术形式。《讲话》对文艺本质上的功利主义的理论判断，也基于对文艺发展规律的历史的认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稔熟于中国传统文学谱系的历史的知识分子必定熟悉，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从先秦到晚清，它的经典系统从内容到形式无不印证了“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文艺概莫能外：先秦“子学”虽称九流，但出于学官，西汉辞赋则是汉帝国文学，尤尚踵事增华，东汉以降直至魏晋诗翰风流亦属大族世家专利，唐诗宋词无非士人雅好，元曲杂剧方兴正与市民文化相应，明清小说兴盛恰是阶级意识新变的后果。这一规律，不仅表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而且也反映着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生产是社会整体生产关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生产主体（艺术家）和生产资料（文化资源）及生产方式、流通和消费方式都是受到社会基础性生产配置的制约的。自觉不自觉的众多追求进步的、经历了五四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感知到了这一点，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透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同志才在不同场合多次说过，传统文艺经典作为总体是“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1957年3月21日），其物质社会环境决定了它们的生产主体和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必然是以特定的历史统治阶级政治服务为根本目的的。
    三
    从《讲话》的这一深层意蕴而言，首先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40年代由“延安文艺”这一具体问题所做的系统表述，似乎不存在“经”与“权”的二分。因为，《讲话》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规律总结（“经”）的基础上，准确地表述了反帝反封建建成新民主主义文艺（“权”）的正确方针。其次，我们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可以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虽然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权”的条件与时俱变，但《讲话》系统论述的“经”的方面却历久弥新，因为它“实事求是”地系统阐明了创造历史因而也是创造文艺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将此前“颠倒着的”历史观念和文艺观念“颠倒”了过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中所重申的：“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结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认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惟其如此，《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才能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双重历史任务，从夯实历史主体的“文化领导权”角度把文艺创造上升到文化战略的高度予以科学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