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骚》写作年代问题，宋代以前基本是清楚的。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均明确记载：屈原放逐，著（乃赋）《离骚》。刘向《新序》更是明确指出：“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当怀王十六年，张仪相楚，也就是说，屈原《离骚》是在怀王十六年被放逐后所作。可以说，这是宋代以前楚辞学界的普遍看法。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继承了太史公和刘向的看法，认为《离骚》的内容是屈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而朱熹《楚辞集注》则提出《离骚》并非屈原“逐”后所作而是“疏”后所作。尽管朱熹提出的实际是个伪命题，因为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曾经明确指出，在先秦时代，“疏”是“放”的一种形式；但是，由于朱熹肇端发疑，明人汪瑗、清人蒋骥等骚学名家相继对此加以发挥，以致其后在《离骚》写作年代问题上的歧见更显纷纭，近代以来尤甚。《离骚》写作年代竟然成了一个大难题，严重影响着楚辞研究的深入。
    不过，经过近几十年的激烈争辩，问题越来越清楚，即屈原于怀王十六年放逐后作《离骚》这个观点应该是最符合历史记载的。有些学者曾经借口“文本为重”，提出过一些质疑，如作品中的“江南地名”“叹老心情”和“一死决心”等，但早在20世纪，汤炳正、胡念贻等骚学名家均已对这些质疑一一反驳，十分有力，今人没有必要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纠缠。而且，恰恰是《离骚》的文本有力地证明，《离骚》作于怀王时期。因为作品中所写当时楚国的君王，也就是诗人要效忠的君王是怀王而非顷襄王。这点对于判断《离骚》的写作年代十分重要。《离骚》中明明白白写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历史文献证明，对屈原“数化”，即时而信任，时而猜疑的，是怀王，而非顷襄王。因为顷襄王从即位到顷襄王三年“怒而迁”屈原为止，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重用屈原，根本不存在“数化”的问题。相反，怀王生前确实对屈原的态度有过多次变化，时而信任，时而怀疑，《屈原列传》等史料对此均有记载。另外，《离骚》中表达出的对当时楚王的感情是那样的热烈、忠诚：“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诗中这类热情洋溢的诗句显然只能适用于怀王。因为屈原在顷襄王朝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顷襄王也一直没有重用他，所以君臣之间不可能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而作《离骚》时的屈原与怀王君臣关系已十来年，怀王还曾几度信任、重用过他，君臣关系自然非同一般。这些诗句有力地证明，《离骚》写作之时，怀王还活着，正处壮年，还在执掌楚国的政权，而且屈原对他充满希望，还愿意为他驰骋效劳，当开路先锋。所以说，除历史文献证明外，《离骚》文本也证明刘向的观点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