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宝权先生
    戈宝权先生和我母亲很熟，听说1949年前他经常没事就来我们家。当然，说没事还是有事的。外公耿济之还在东北工作时，他受外公嘱托，经常来我家问寒问暖，趁便就在我们的客堂间（也是外公的书房）里翻书看，一翻就是大半天。久而久之，他对二姨产生了爱慕之情，二姨也挺喜欢他。
    戈宝权先生和我母亲耿静芬兄妹相称，妈妈很喜欢这个老实巴交、富有智慧的兄长， 称其戈兄。她见此情景很是高兴，有意促成此事，便经常让他单独和二姨在一起。但此事由于一些原因没有成功。后来，戈宝权先生被派往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一去就是好几年。而二姨直到近五十岁时被送到黑龙江“屯垦边疆，保卫祖国”，生活艰难，才找了一个老伴。
    戈宝权先生从苏联回国后，有一天来我家对外婆说想去万国公墓看看外公的墓地，我们全家都陪他去了。那时我已懂事，叫他戈伯伯。记得他带了一本书恭恭敬敬地放在外公墓上鞠了三个躬，佇立好久才转过身来，眼中闪着一丝泪光。很久以后，妈妈回忆此事对我说，你戈伯伯待人厚道，感情很深。他那时是周总理派去接收中国驻苏使馆的，他对外公以前的同事都很照顾，将他们安排得很好。甚至连妈妈小时候在赤塔领事馆里一位教语文的启蒙老师毕伯伯，他也安顿好了。
    后来戈伯伯又来过几次。有一次是请外婆给中苏友协图书馆捐书，外婆把外公的很多宝贵藏书捐了出去。妈妈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说她当时真有点舍不得，这些书可是外公近三十年译作生涯中天天打交道的朋友，很多都是她陪着外公在苏联买的，外公当时在书店里找到这些书时的音容笑貌都仍然在她眼前……
    另一次，戈伯伯和妈妈、二姨带着我到汾阳路三角花园瞻看普希金铜像。我们跟着戈伯伯绕铜像转了一圈，他看得非常仔细，还轻声念着铜像基座上的中俄文字，显得很激动。在铜像前坐了一会后，他给妈妈和二姨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惹得很多路人驻足倾听……妈妈很开心，我感到太惊奇了，原来戈伯伯是一位诗人，他朗诵得很有感情啊……
    戈宝权伯伯认识外公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时他们都在苏联。他的叔父戈公振先生（上海《时报》总编）是外公的好朋友。戈伯伯一直尊外公为长辈，视作他的良师益友，经常帮助外公收集资料，做些研究工作。1935年，我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先生陪同梅兰芳访苏，在赤塔见到外公前来接站。颜大使久闻外公熟谙俄国文学和文艺界，不禁大喜，立即要求外公随行。戈伯伯当时是天津《大公报》驻苏记者，一路上拍摄了外公为梅兰芳演说现场翻译的历史照片。
    戈伯伯是颇有成就的俄国文学翻译家，是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中国的介绍者。他和外公都热爱俄罗斯经典文学，对苏联文学不太感兴趣。赵家璧先生编辑《世界短篇小说》时，起初考虑身在俄国的外公对掌握最新的苏联文学资料有着便利条件，便邀请外公主编《苏联集》，同时邀请曹靖华先生主编《俄国集》。曹靖华先生却说“耿先生很爱旧俄东西，而自己则酷爱新俄东西，对旧东西实在感觉不到兴趣”，要求与外公对换。这正合外公心意。外公一生热爱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戈伯伯在这方面帮助外公做了很多工作。由于他经常来往于中苏两国之间，因此也成了外公和郑振铎、茅盾等朋友之间的“信使”。
    至于翻译，戈伯伯主张直译，他说语言要朴素简单，要让读者“听懂”，“这是最要紧的”。要做到让读者一听就懂，确实要比让读者“看懂”难得多。“看懂”，一遍看不懂，可以再看一遍，有时间还可以来回看，可以查字典看，现在还可以在网上查询着看。有时译者自己翻译不清楚的一个句子，会让读者纠结很久……但要达到让读者一听就懂，不仅要求译文语言精炼简捷，更重要的是译者自己要花更多的时间对原文反复推敲，达到非常深刻、整体的理解。“不要把这些事情推给读者去做。直译不是硬译，难度很大的”。戈伯伯翻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普希金著）和《海燕》（高尔基著）就是他直译风格的典范。
    这也正和外公一贯提倡的直译一拍即合。文如其人，朴实无华，直接简炼。此外，语言随时代而变化，也要求译者不断考量自己的译作，该修改就得修改，该重译就得重译，以适应语言的时代特征。这样的译作才有生命力。
    外公最初译就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在1921年，十四年后他花了很大精力进行重译。这是他“为读者想，为作者想”的努力印证。这也许是翻译工作者永远面临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不仅在“外译中”存在，在“外译外”也存在。近年来，杰出的俄国文学英文翻译家康斯坦斯·加内特（1861-1946）翻译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就不再被认为是最佳翻译了。而另外两位译者李察·佩维尔和拉里萨·伏尔诺克宏斯基的新译，则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明确无误”的，他们在译文中没有试图用优美的词藻来掩饰陀氏原著中的语言特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戈伯伯还有过一次交往。那是十年浩劫过后，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文代会，号召文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戈宝权伯伯和赵家璧先生参加了那次文代会，会后非常兴奋，感到文艺的春天真正来到了。他俩不约而同想到了老友耿济之先生，便先后来我们家探望。我当时正在搞科技文献翻译工作，家璧公公来访时我在家，但与戈宝权伯伯失之交臂。戈伯伯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来我们家后，他深情地写了一篇纪念外公的长文。那时我和母亲正在整理外公遗著，完成了《耿济之年表》初稿。戈宝权伯伯收到书后非常高兴，接连给母亲来了三封信，提出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和他写的纪念文字一起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三期。
    
    戈宝权先生与耿静芬的通信
    2000年，戈伯伯离开我们而去了。今天，我的耳旁又响起了戈伯伯在普希金铜像前给母亲和二姨朗诵的那首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写于2016年5月15日戈宝权伯伯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