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语言学：现状与前瞻(2)
http://www.newdu.com 2024/07/20 05:07:44 华语桥 郭熙 参加讨论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到了1995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一些。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在主办者的不懈努力下继续照常召开以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继续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从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这方面的论文从数量上看也有所下降。以致有的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日渐失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中国社会语言学。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语言学不仅没有走下坡路，相反，它显得成熟起来。 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以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如高一虹（1996）就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等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都极其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所讨论的问题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汉越（侗台）语源关系的解释》（语文出版社，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周庆生《语言与人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邹嘉彦、游汝杰的《汉语与华人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1）、汤志祥《当代汉语词语的共时状况及其嬗变——90年代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词语现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袁焱《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民族出版社，2001）、于根元《网络语言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等等。此外，《双语双方言》继续按计划连续出版（5-6集）。其他论文集如陈恩泉主编《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等等也为相关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批社会语言学学的英文原著，其中包括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的语言学自选集（北京语言与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这为中国社会语言学提供的理论“外援”。 当然，说这一时期社会语言学从“热”到“冷”也并非没有道理。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郭熙，1996）[9]。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给它以新的希望。它和文化热一样，成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言必“文化”、言必“社会”，成了一种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等的兴起和计算机科学对语言学成果的需求，回归本体又成了中国语言学的一个趋势。或许可以这样说，今天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辛勤耕耘的人，大概是真认准了这条道路。 二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社会语言学表现出了一些特点。 （一）范围广泛 在研究范围而言，中国社会语言学几乎涉及到了语言和社会相关的各个方面。就语言方面来说有语音、词汇、语法、语体、语篇、语域、文字等等；在社会层次方面有性别、年龄、阶层、社群、职业等等；在语言生活方面有规范化、语言政策、语言心理、社会用语、广告、命名、翻译、身势、教学、法律、政治等等；在文化的各个部门有文学、艺术、音乐、戏剧、民俗、宗教、历史、地理、心理等等；在语言研究者的领域方面有汉语理论、汉语方言、民族语言、外语、对外汉语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中只要有用到语言的地方，都已经有人予以注意。它已覆盖一切可能的将语言与社会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真可谓是“多角度”“全方位”（高一虹，1996）。 （二）注重应用 中国社会语言学之所以得以快速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工作者力图改变以往在某种程度忽略社会需求的现象。因此，中国社会语言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应用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在应用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以至于一些语言学者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应用学科[10]（陈章太，1991），还有的学者主张把社会语言学纳入广义的应用语言学[11]（于根元，2000）。从已经发表的论著和许多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中国语言学者的这种追求。语言规划、语言规范化、社会用语以及汉字的运用等问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其中有的已经对国家的语言规划以及政策等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三）紧扣时代 由于主要的目的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所以，在我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中，学者们注意联系社会实际，尤其是当前的社会实际，进行了大量专题研究。例如“文革”语言的研究、新词语和流行语的研究、语言社会变异的研究、语言接触研究、交际中的语码转换研究双语双方言的研究、语言规范化的研究、民谚民谣的研究、语言伦理的研究、媒体语言的研究、网络语言的研究等等。随着学科的深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人们也正在开辟一些新的领域，例如语言消费的研究、各地华人社会汉语协调的研究等等。 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方面来看，中国社会语言学在许多方面都有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下面主要按照1987年第一次社会语言学会议的议题对一些相关的研究领域及其成果做些粗略的说明。 （1）社会语言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 关于学科的性质，主要的观点有一下几种：①“分支”说，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社会语言学就是“社会＋语言学”；②“边缘”说，认为社会语言学是边缘学科（陈原，1983）；③“应用”说，认为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共变、语言与文化共存的一门应用学科（陈建民、陈章太，1991）；④基础学科说，这是针对应用说提出的，认为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主要表现在它的社会工程方面，而它的其他一些方面或许更具理论意义，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方面应该由应用语言学来承担。因此，与其把社会语言学定义为一门应用学科，不如把它看成是一门基础理论学科。（郭熙，1999） 除了上面几种观点外，还有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等的关系的问题。对此，邢福义（1990）[12]、郭熙（1999）[13]进行过集中的讨论，这里不一一说明。 一般来说，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决定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对研究对象大体上也可以据此分为两类。一种主张对象是语言和社会的关系，即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共变；一种是认为应该通过社会来观察语言，社会语言学的归宿仍然是语言。当然，对于社会语言学所说的语言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区分语言和言语，也有的则从整体进行考虑。 就范围来说，看法也不一样。有主张宽的，也有主张严的。主张宽的以陈原（1987）为代表，主张窄的以蔡富有（1991）[14]为代表。陈原认为社会语言学是交叉学科，和许多学科都有接合部，社会语言学都会和它们接合，形成边缘学科。我们则认为，过泛和过窄对社会语言学对发展都不利。选择恰当的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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