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踵事增华 自成一派——郑张尚芳与《上古音系》(第二版)(2)


    广征语料 证成其说
    从入声是否独立、是否用等韵条理作为证据等标准来看,清代古音学家可分作“考古”、“审音”两派。虽然各有成绩,但因缺乏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工具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理念,无法在分辨音类之后再推求其音值。中国音韵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过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和进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各家对于研究材料的视野大大拓宽。如蒲立本将汉代汉字的各种外语译音,作为构拟其上古音声母系统的重要参考;李方桂根据苗语方言、藏语汉字译音,构拟了上古的清鼻音、清流音;包拟古利用汉藏同源词,作为构拟上古st-类精组字的证据;斯塔罗斯金用现代闽语,构拟晚期上古音;龚煌城除提出近400个汉藏同源词,还据此提出一系列上古音以、云、来母,以及流音韵尾、重纽介音、词头等的拟测问题。
    郑张先生充分吸收各家古音构拟的合理之处,同时扩大比较范围,广征有价值的语料,以证成其说。比如,提出古突厥语有舌根音k-、g-和小舌音q-,分别跟前、后元音搭配,证明上古见系k-的非三等一度有过q-变体;援引湘西苗语、道孚语等有k-、kw-、q-、qw-四种声母的对立,指出构拟上古圆唇舌根声母kw-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的资料,证明云母在上古应具有喉音成分;根据藏文dr-应来自更早的gr-和苗语方言中ts-来自更早的pj-等,认为上古tr-、tsr-、tl-之类复声母的拟测,仍应具有更早的非舌齿复辅音来源,以及用苗语方言材料,提出部分精组字应来自上古的送气擦音sh-的假说。
    在韵母构拟方面,用壮语汉借字、朝鲜语、白语等,论证上古之、职、蒸部主元音;用藏文-r、-l尾和泰文-j尾与汉语的对应,证明上古歌、微部字应具有-l尾,汉代变作-j尾;用藏文、梵汉对音、朝鲜译音、现代汉语方言等材料所见的浊塞音韵尾,佐证上古入声字应具有-b、-d、-g塞韵尾。以上种种,可以说都是书中提出的创见。
    闭门造车 出门合辙
    清儒的上古音研究,固然多有发明,只是仍属草创,各家之言,后出转精。直至民国章太炎、黄侃等先贤,上古韵母系统才基本得以奠定。当然,并非没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声母、声调系统的探讨亟待全面展开。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上古音作系统构拟的,国内有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陆志韦《古音说略》、王力《汉语史稿》,海外有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藤堂明保《中国语音韵论》、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等。最近对上古音作系统研究的专著,则以该书与白一平、沙加尔的《上古汉语新构拟》为代表。若以上古韵母主元音的数量为标准,高本汉、董同龢、陆志韦属于元音繁复派,王力则主五元音说,李方桂提出四元音说,郑张先生与斯塔罗斯金、包拟古(与其学生白一平)三家各自探索,相继提出六元音说,可谓是古音学界“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一则佳话(藤堂明保也提出六元音说,但具体内涵与这几家有所不同)。所依据的材料和方法各有侧重,如斯氏倚重《诗经》押韵、谐声字、亲属语与现代闽语等材料;包、白两位,前者以同源词为主要依据,虽主六元音说,但未作系统构拟,后者所用材料系统全面,而且能够运用梳理统计方法,加强论证。
    郑张先生将各种语言事实(包括谐声、词族、异文、押韵及甲骨文、金文等汉语内部资料,藏缅、侗台、苗瑶、南亚、南岛等外部资料)寓于适切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如结构主义、历史比较、田野调查、文献考证等)中,读来令人信服。值得称道的是,书中还提供了5个非常实用的表格,分别是“郑(张)、高(本汉)、王(力)、李(方桂)四家上古声韵母对照表”、“郑、高、王、李、邵(荣芬)五家中古声韵母对照表”、“汉字谐声声符分部表”、“古音字表”、“藏缅柬泰字字母转写表”。篇幅最大的是第四表,经由该表,可以查到18000字的古音地位及所在谐声声符系统,每个字头包含的信息包括《广韵》声纽、韵类、声调、四等、开合、反切、声符、上古韵部等。可见,这不仅是一本内容详赡、文字严谨的研究论著,而且是一部方便语言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师生使用的详备工具书。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