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声音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3:11:00 未知 王宁 参加讨论
 王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在构建中国当代人文学术话语并取得国际性影响方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门具有国际性特征的学科应该说是走在前列的。我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任会长和几家国际英文期刊的编委，也亲身介入了一些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揣冒昧地将我的一些切身感受和经验与国内同行分享。我感到，就整个国际和国内学界来看，即使在比较文学学科陷入危机之境地时，也能够很快地变危机为转机，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我们都知道，就国际比较文学的大背景而言，刚刚进入本世纪初，比较文学学科就经历了这样一次由危机变为转机的过程。在这方面，我和我的中国同行也参与其中，在国际学界发出了我们独特的声音，并且提出了中国的方案。2003年，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权威性学者、当代后殖民理论家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了一部名为《一门学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2003）的专题演讲文集，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宣布了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死亡”。由于斯皮瓦克本人的学术地位和在美国乃至整个国际学界的广泛影响，她的这本小书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引起了东西方比较文学学者的热烈讨论。我本人也介入了这场讨论，并应邀在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权威刊物《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评论》（Neohelicon）上发表了论文《“一门学科的死亡？”走向全球/本土方向的中国比较文学》（“Death of a Discipline”? Toward a Global/Local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我试图论认，尽管比较文学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学界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一度陷入低谷，但它在中国却始终充满了活力，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整个世界，虚心地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国外新思想和新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践加以改造和重构。我的论文至少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和经验对斯皮瓦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发表后反而受到斯皮瓦克本人的高度重视。她先后于2005年和2007年两次邀请我前往她所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演讲。当然，人们更期待的是有一种能够拯救这门学科于危机之境的良方出现。无独有偶，就在斯皮瓦克的那本书问世的同一年，她曾经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推出了全面论述世界文学的力著《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从而使得世界文学这一被冷落了多年的边缘话题再度成为比较文学学者所热议的一个重要理论话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几乎陷入危机之境地的比较文学学科走出了低谷。 现在，世界文学已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又一个热门话题，在这方面，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中国学者也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其中，不仅对长期以来占据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西方中心主义作出批判，而且也在质疑西方学者的世界文学观念的同时提出基于中国视角和立场的不同观点，从而与西方学者形成一种直接的对话。就世界文学问题，我在国际英文刊物上也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了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观，并试图提出我本人对世界文学评价的标准。我始终认为，我们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文学要有自己的独特视角，不能满足于仅仅向国内学界介绍西方学者的著述和观点，而是要从中国的立场和视角对“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世界文学观进行修正甚至重构。当然我们也不应全然忽视西方学者已有的成果，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在他们没有说到的地方接着说，或者在他们说错的地方提出我们的质疑和批判。最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提出我们自己的话题，引领西方学者和我们一起说，哪怕让他们对我们的观点提出批判。于是，我从戴姆拉什的世界文学定义出发，通过参照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文学批评经验将其修正和进一步发挥，提出了我的新的定义：（1）世界文学是东西方各国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汇总；（2）世界文学是我们的文学研究、评价和批评所依据的全球性和跨文化视角和比较的视野；（3）世界文学是通过不同语言的文学的生产、流通、翻译及批评性选择的一种文学历史演化。由此可见，我和我的中国同行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引进西方的理论概念并在中文语境下进行批评性讨论的层次，而更是带有积极主动的意识与国际主流的理论家和学者进行直接的对话和讨论，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针对戴姆拉什等西方学者对世界文学之经典含义的解构，我也提出了我的看法，我认为，世界文学既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且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语境中呈现为不同的形式，那么评价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也就应当有不同的标准。也即一方面，我们主张，衡量一部作品是否称得上世界文学应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各国/民族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兼顾世界文学在地理上的分布，也即这种标准之于不同的国别/民族文学时又有其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发展史就永远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由此出发，我认为，评价世界文学应有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1）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2）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本语言的界限；（3）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4）它是否能够进入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5）它是否在另一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在上述五个方面，第一、二和第五个方面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个方面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但若从上述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我们才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我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国际学界的瞩目，被看作是国际学界世界文学研究的一家之言，在由英美劳特里奇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翻译和方法论指南》（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and Methodology, 2022）中，我应邀撰写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章节，这至少说明，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国学者尽管有自己的独特立场和观点，但是并不忽视西方学者的已有成果。 当然，由于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形式，因此对之的评价难免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干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一些在国内声名赫赫的一流人文学者，除了在国际汉学界得到相对的重视外，却在国际主流学界鲜有人知晓。总之，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在国际学界，西方中心主义确实根深蒂固，即使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中也不能避免。但是，经过我们几代中国学者的努力，国际学界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声音，张江提出的“强制阐释论”及其批判就引起了西方多国理论家的重视和讨论，曹顺庆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理论”也开始受到国际学界的瞩目，聂珍钊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际主流学者的重视。因此，传统的“西方中心”式的世界文学绘图也开始得到初步的重构。在这方面，中国学者已开始掌握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他们不仅就中国问题发声，而且开始就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话题提出中国学者的定义和理论建构。对于这一点我们应该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