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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文学史周期率的新时代文学使命


    文学每每遭遇时代之问,也就是时代的现实挑战。每个时代的文学、首先当然是文学家,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和响应。这是认知一个时代的文学现实表征。百余年前,王国维论及时代与文学的关系特征时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他的基本意图是在强调宋元戏曲研究的独特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因为“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换言之,元之曲等已经达到了文学史高峰,不仅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志,而且后世也再无能力赓续、超越元曲的高峰了。很有点文学文体的历史周期率含义。那么,今天来看,这是否就是文学史的公理呢?
    王国维的时代文学论,主要着眼于或建立在传统文体范畴上的,就相对稳定、固化的文体形式看,总有一种文体可以代表、辨识一个时代的文学典范。但从现代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上看,就未必如此。比如,以戏剧论,古典戏剧以来,莎士比亚堪称伟大,后世难能比肩。但是,现代戏剧的分流殊途发展,早已不再是莎剧的主题和艺术形式可以笼罩了。可以说,后世戏剧的高峰并不低于、让与莎剧的伟大。小说更是如此。《红楼梦》固然伟大绝伦,但它也代替不了《狂人日记》,更不能遮蔽托尔斯泰、马尔克斯的光芒。一个时代的文学之问和现实挑战,应该是如何继承、赓续、弘扬和创新前代的文学,由此建立自己这个时代的文学高峰,进而开创未来新时代的文学发展可能。概言之,打破“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文学史周期率,尤其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文学使命。
    再从文学文体本身看,文艺形式的跨界、破界、融文体、多媒介创作,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成为强大的潮流,传统纸媒建立起来的经典文学史遭遇到了千年挑战。“一时代之文学”的概念和问题,显然已经冲破了单一时代界限,甚至超越了文体和文学的个别要素特征,而具有了史无前例又广阔无边的深广度拓展意义及视野。这也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时代和现实的宏观条件。
    从当代文学史上说,用“新时代”来命名当下的文学时代,情形有点类似4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始的新时期。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同时赋予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命名,而且最终成为一个文学史的定名。两者既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指称,也是一个可以客观中立使用的文学史特定阶段名称。这种命名方式一方面强调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特定意识形态标识,同时也彰显了文学论域的广阔性和开放性。
    在历史脉络上,新时代的近源应当上溯至20世纪90年代。其时商品经济和商业意识形态冲击重构了文学的基本观念,文学的宏观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内部分化和整体性调整,文学发表和出版的媒介作用及影响力越来越重要,改变了文学生产的传播动能和价值链,紧接着互联网写作全面崛起,文学形式、文学文体开始了全面的跨界、破界、无界、新创的“自我革命”。这种种状况生成了一个时代性的终极之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文学如何建构这个时代回应、创新历史的主流价值观?这同时也是新时代文学批评必须回应和给出回答的现实挑战问题。
    基于突出的现实症候和关键的基础问题,我以为必须首先关注网络技术的趋势及其对文学流变和文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合理辨析新时代文学流变的现实新生态。其次是重新认识文学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超越性,在回应现实的功利取向的同时,彰显文学对于文明进步价值观的想象和憧憬。
    网络技术已经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技术由此成为一种时代的最大政治力量,蓄势着一个社会的最大潜在动能。与这种技术—政治的权力关系所相应,在文学或写作领域,网络写作已经取代了传统纸媒文学的社会传播影响力和实际地位,原来的文学秩序被瓦解了。这促使文学批评需要在理论层面上进行两重可能是相互对立性的思考:一是经由纸媒和网络的文学整合(文学批评),达到调节、融会、重建文学观的目标(文学理论),免于传统文学观的崩溃,及对于网络文学的失效。二是反其道而行,充分意识到网络文学与传统纸媒文学的诸多异质性,甚至存在着两者间的不可调和性,进一步明确、区分出两者的写作分属领域,进而形成各自相对独立、有区分度的基本观念。也许应该考虑到,网络写作是不同于纸媒传统方式的一种新质的语言书写生产方式,其产品不再属于传统纸媒建立的经典文学谱系了。我们需要为网络文学另建基本范畴和研究方法。新时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建立网络文学的技术范畴、理论体系和专业价值观,使之从传统纸媒文学中获得解放,赢得独立的主体地位。
    其次,鉴于近年的普遍经验,科学技术、人文社科的研究和创造,面向和解决现实问题、回应和满足现实需求,是新时代主流所引导和强调的一个主要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狭隘地理解或限制现实需求的宽广范畴。尤其是人文和文学价值的创造,除了回应和满足基本的现实需求外,也许主要还须在更为广阔的精神层面上体现创新价值取向。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学在建立和维护文明价值观上的重要性仍有待提高认识水平。
    我们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理论和实践是建立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的。没有价值观认同就无法建立共同体。新时代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和引领性既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发展理念,同时也在共同价值观构建上的积极作为和具体支持,其中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对于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贡献。因此,中国文学的价值观立场、姿态、取向等,都有一个自觉诉诸世界的形象塑造的基本问题。民族利益本位当是必然的,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价值观的要义和精髓是在一个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也可以说,民族利益的伟大性在于能够突破民族利益的局限,而对人类世界有所贡献。这是新时代中国正在为人类世界的繁荣发展和文明进步所做的实践,同样应该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价值诉求基础。新时代中国文学和中国道路的最大贡献,应该系于为世界文明进步提供共同的价值观基础。这正是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实践道路、历史经验和现实使命。
    可以这样说,网络写作主要是在文学技术和形态上挑明了文学价值观重构的文学生态基础已经形成,意味着文学史转轨或分流殊途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内部问题,更是为网络时代的世界文学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其意义远超网络文学研究的专业范畴和技术范畴。
    同时,这在理论上也与重建文学的主体价值地位直接相关。我们需要怎样的文学?这是一个时代的文明进步发展路径的世界文学问题。策略和技术需要有价值观的支持,这是问题的根本性所在。构建精神层面的文学主流价值观体现的是中国文学的文明水平高度,及其对于世界文学的价值引领性。这注定了新时代中国文学的站位必须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方向为视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新时代中国文学为之注入了新的历史内涵,已经开创了新的文学史进程。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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