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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淀》的版本体系与读者接受(3)


    在1950年代、1960年代,他们的修改主要以删除句子或段落为主(比如,“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编成多少席?”)。孙犁非常不满意编辑们的这种删除行为,认为“有时他们想得太简单,有时又想得太复杂。有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合常情,有时又超出常情之外。”比如,他觉得把“哗哗,哗哗,哗哗哗!”改为“哗哗,哗哗,哗哗!”就很不合乎情理,认为:“他们有‘整体’观念,从来不衡量文情,最后一个‘哗’字是多么重要,在当时是一个多么不可少的一‘哗’呀!至于他们为什么删掉‘编成多少席?……’我就怎样想,也想不出他们的理由。这一句有何妨碍?”从整体上看,这种修改也不算大,语文教材编辑者考虑的是中学生的接受能力,其修改或增删自有其道理。但是,语文编辑家修改本依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如,在今天看来,类似“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这样的句子该是多么生动、形象,是万不该被删除的,但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样的表达可能被认为是彰显一种“小资情调”,与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文化语境不符,所以, 就被删掉了。即使如此,《荷花淀》所表达的一些情感也会引发学生的疑问。在1950年代,安乐师范文艺研究组的学生就曾致信孙犁,说《荷花淀》“有点嘲笑女人的味道”,“拿女人来衬托男子的英雄,将女人作为小说中的牺牲品”,“不是郑重的反映妇女的事迹”。孙犁在信中对之一一作出解释,所依据的是小说的文本语境,告诫他们不要脱离文本,机械地理解这些问题。孙犁的解答是恰当的,但学生们的追问也不能说毫无道理。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一直倡导男女平等,提出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等口号,青年学生自然深受其影响,他们更多关注的肯定不是文本的艺术问题,而是文本反映出的思想问题。很显然,这样的争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貌,那个时代走远了,此类争执也就自行消退了。
    在1980年代,最大的修改本是由徐州师范学院函授室所编的《中国现代小说选》里的《荷花淀》。关于这个版本,孙犁在日记中说:“第二段被全部删去,共一百八十余字。妇女们在水生家的对话,共八行,一百六十余字,也全部被删去。此外删去整段、整句,或几个字的地方,有十余处之多。《荷花淀》总共不到五千字,几乎被删去一千字。”这样的增删就是胡乱作为了。孙犁对此自然非常气愤:“这种做法,已经不便于说他是简单粗暴。这是出版界的怪现状,是对著作的侵犯,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毫无疑问,后一种修改是非常有害的,是对文学和作家的双重损害。
    如今,语文课本中的《荷花淀》又经过了一次重新修改,可称为“人教版高一必修本”,其修改处主要表现在:(1)将原著中的方言、口语换成按普通话标准形成的文字。比如将“苇眉子潮润润的”改为“苇眉子湿润润的”,将“到区上开会去来”改为“到区上开会去了”,将“聚在水生家里来”改为“聚在水生家里”。(2)增减个别字词,改动句序和标点。比如,将“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中的“没”改成“没有”,将“因为考虑准备的事太多”中的“考虑准备”改为“考虑和准备”,将“从稻秧尖上吹过来”中的“上”去掉,将“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改为“你有什么话,嘱咐吩咐我吧”,将“哎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改为“哎呀,日本!你看那衣裳!”将“宽厚肥大的荷叶”改为“肥大的荷叶”。(3)重新调整句序。比如,将“水生的女人说:‘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改为“‘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按据点……’水生的女人说。”由上可见,教材编写者过多考虑了普通话标准语的规范,而对文学语言中不符合统一性要求的字词、语句进行了修改或删除。笔者觉得,与原文本相比,这些改动非但没有确保文本意义的增值,反而大大减值了。具体来说:(1)处的改动丧失掉了原生态的乡土特色(“潮润润”该是多么富有乡土韵味啊!),人物的口语风范顿然消失(“开会去来”该是多么富有现场感!)。(2)处的改动要么失去语言的干净、洗练,要么造成语言的生硬和无趣。其中,笔者实在不明白编辑们将老百姓口中的“日本鬼子”改为“日本”是出于何种目的。细想了,这样的改动真有点荒唐!(3)处的修改由于过多考虑了句子的严整性,结果如此一改就很不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即对女人那种快言快语、朴野真挚的性格呈现就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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