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百年党史】试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对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借鉴与转化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28 未知 董晨 参加讨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实践；而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之间的融会贯通亦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即充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梳理党内众多论述这一理论问题的相关文献可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如何熟悉文艺工作对象的论述，是一个能够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相互融通的典型例证。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对这一问题展开论析，以求教于方家。 对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借鉴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指出：“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了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而文艺工作者要想真正做到了解群众，创作出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就必须深入实际生活，努力将个人的思想情感“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更需要文艺工作者做实际生活中的有心人，“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这一主张不仅生动诠释了文艺创作与社会生活实际之间的密切关联，更充分揭示了文艺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参与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在论及“文艺工作的对象”问题时，《讲话》对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借鉴了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特别是儒家文艺思想中对文艺作品的社会作用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回顾中华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可见，中国古代理论家、批评家们的相关论述中即不乏文艺作品应该反映社会生活实际的主张。如孔子《论语》中即有“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草木鸟兽之名”之论，意在提示弟子学《诗》之要旨；后世经学家在阐释孔子“兴观群怨”之说时则多着眼于揭示其对文艺创作主体与社会生活之间密切关联的强调；经学家们将“可以怨”之“怨”释为“怨刺上政”之意，即意在凸显文艺作品对社会生活，特别是统治者“为政之失”的真实反映与揭露。这种对于文艺与社会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遂成为中国古代儒家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为后世诸多深受儒家文艺思想影响的理论家、批评家所继承；虽然这些批评家立论的出发点和角度有所差异，但文艺作品对社会作用的重视及对文艺创作主体深入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可谓是一以贯之的。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可知，早在青年求学时，毛泽东即以“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陈述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评衣食二字”评《诗经》中《豳风·七月》一篇，其立论的出发点亦着眼于《豳风·七月》中对于先民农事生活的真实反映；在谈及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时亦认为孔子的这一主张“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风尚”，这些都足以证明在思考文艺作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借鉴。 二是借鉴中华传统文艺思想中对创作主体深入社会生活、书写社会生活的要求。在《讲话》中，毛泽东通过前后对比的方式，充分说明了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熟悉、了解工作对象及其生活的必要性：“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而在这种“不懂”“不熟”状态下所创作出的文艺作品必然存在着“语言无味”“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的问题；而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及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可知，大凡能够为后世读者、批评家们所赞赏的文艺作品，其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文艺创作主体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度观察和深入体验——如杜甫“三吏三别”的写作则着眼于对“安史之乱”的大背景下千千万万普通百姓所经历的痛苦与劫难的真实再现；又如白居易《琵琶行》以“同是天涯沦落人”抒写其自身对琵琶女不幸遭遇的同情，其讽喻诗的创作则标举“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些都是其在充分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后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毛泽东曾以“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之诗也”评杜诗；以“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为白居易诗歌之“高处”，这些事例亦足以体现毛泽东在思考文艺创作主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时对于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借鉴。 对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转化与融合 需要指出的是，《讲话》在论述文艺工作的对象问题时，不仅有着吸收、借鉴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一面，更有着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建设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华传统文艺思想进行转化与融合的一面。结合上文所论可见，中华传统文艺思想中虽不乏对文艺作品社会作用问题的重视及对文艺创作主体深入生活的要求，但其立论出发点与最终归旨或指向儒家文艺思想所倡导的“教化”之道，或聚焦于对最高统治者的“美刺讽谏”之义，这既不能适应和解决当时文坛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亦与时下文化建设及文学理论话语的构建相悖。因此，在论述文艺工作的对象问题时，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坚持社会实践的要求，并创造性地将其与中华传统文艺思想及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充分实现了中华传统文艺思想的转化与融合，同时亦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早在1937年写作《实践论》时，毛泽东即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来说明革命主体参与社会实践的重要性；而在论述文艺领域的相关问题时，特别是《讲话》中提到的文艺工作的对象问题时，毛泽东号召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们努力做到“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于广大工农兵群众日常生活的熟悉和了解的最终目的在于真正实现文艺作品服务于广大工农兵群众，“为群众所欢迎”，而并非中华传统文艺思想所倡导的“教化”或是“美刺讽谏”；而这种最终目的转变恰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新文化建设及现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充分融合。 文艺创作主体必须深入社会生活实践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知，虽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主流文学思潮始终强调文艺应该向民众靠拢，但由于受到传统文艺思想的影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样的“靠拢”在具体实践中多表现为作家自上而下的启蒙，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文艺作品与民众需要的充分结合。相较而言，更足见《讲话》中提倡文艺创作主体必须深入社会生活实践的意义所在——它既充分借鉴了中华传统文艺思想中重视文艺作品社会作用观点和提倡文艺创作主体深入社会生活实际的要求，要求作为创作主体的文艺工作者在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不断锤炼自己的作品；又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华传统文艺思想中的相关资源进行转化与融合，使之成为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有效资源。这种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艺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华传统文艺思想融会贯通的理论建构方式，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建设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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