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11 《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 江林昌 参加讨论
三、文化转化创新与《九歌》润色的经典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是根本性的社会大转型。由五帝文明起源，至虞夏商西周早期文明发展，延续三千多年的血缘管理社会结构，于此时终于瓦解；而影响秦汉以后两千多年成熟文明的地缘管理，又于此时迅速崛起。中华文明史上的其他种种变革，都是此前血缘管理、此后地缘管理模式内的变革，其影响远不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革相比拟。这种大变革、大转型，引起了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从全人类范围看，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古希腊、古印度和希伯来，而且他们的时代大致相同，即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之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称这四个地区同时出现的思想高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而此后再出现的文化思潮，都是从轴心期获取资源后的再发展。(64) 屈原不仅整合编组《九歌》，而且还加工改造《九歌》，意义重大。这应该放在春秋战国轴心文明这个大背景下总结估量。春秋末期孔子在黄河流域删编《诗经》，战国后期屈原在长江流域编组《九歌》，分别继承总结中原与南楚不同的文化传统，体现了大致相同的时代精神，最后又在独有的思想深度、人格魅力、文化涵养基础上进行融合加工、转化创新，终于使《诗经》与《九歌》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两座风景不同的艺术高峰，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以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先河，并在思想上塑造了历代中华儿女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有关屈原编组《九歌》的重大意义与深远影响，需要在与孔子删编《诗经》的比较中获得深刻认识。 (一)《九歌》保存的图腾神话是认识远古部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五帝至虞夏商周时期，部族众多。《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这些万国、千国，实际都是各个氏族血缘集团。他们都有自己的远古历史与原始宗教。在氏族发展初期，其宗教历史往往在集体祭祀活动中，以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形式，由本族巫师兼酋长口耳相传。当文字发明后，将这些祭祀歌舞记录下来，便是本族的史诗、颂诗。 西周末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至春秋战国时期，各大小文化传统相互渗透，各血缘族团相互融合。孔子删编《诗经》，正是这时代的反映。首先，孔子将原本界限森严的“颂”、“雅”、“风”合编在一起，以体现其融合的趋势。其次，孔子以维护周礼为目的，以西周王官礼乐作为删编《诗经》的标准。《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65)其结果是，不仅十五个诸侯血缘族团的颂诗、史诗被删除，十五国之外的民歌也被删去，甚至曾作为最早部落联盟盟主的东夷虞族之颂诗《韶》乐、中原夏族之颂诗《九(虬)歌》，也都被删去。今存《诗经》中的颂诗，只有“商颂”、“周颂”、“鲁颂”。最后，孔子在周公基础上，进一步引领时代的理性自觉，“不语怪力乱神”，将原本丰富的巫术神灵、图腾神话作了历史化改造。颂诗、史诗中本应是天体崇拜与祖先崇拜并重的，而今存《诗经》，除《商颂》中还稍存简化了的“玄鸟生商”图腾神话、《大雅·生民》稍存简化了的“履迹生子”图腾神话外，其余“雅”、“颂”各篇，均删去了天体神灵的内容，即使保留下来的祖先崇拜部分，也大多理性化、人间化，而失去其天国神灵的浪漫气息。 相比之下，屈原编组的《九歌》，不仅保存了东夷虞舜族的颂诗《韶》乐、中原夏族的颂诗《虬歌》，以及其他各侯国的《大司命》、《少司命》，楚族的《湘君》、《湘夫人》、《山鬼》；而且在这些颂诗、史诗里，还保存了许多有关天体崇拜与图腾崇拜的神人形象。除前述《东皇太一》、《东君》外，《大司命》“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少司命》“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云中君》“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等，都是关于天体神灵的天国活动描写。 《九歌》中的图腾神话，还有许多男女神人相恋的浪漫情节。如《湘夫人》“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湘君》“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大司命》“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河伯》“与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过去，学界对《九歌》男女神人相恋产生的原因不太清楚。其实，原因就在于图腾神灵是氏族的最早祖先，事关生殖崇拜。这样，整个《九歌》都笼罩在原始巫术、原始宗教的神秘氛围之中，展现的是一幅幅恍惚离奇的神话图境。这些与《诗经》的神话历史化倾向形成鲜明不同的对比。 屈原生活的战国后期，晚于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二百多年，其实践理性精神应该已更进一步。然而屈原编组的《九歌》却仍然保存了那么多原始文化的内容，这是很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即在于前述楚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渊源与屈原特殊的巫史身份。在黄河流域，经西周而春秋而战国，理性精神不断推进。但楚氏族带着北方夷夏原始巫术宗教文化，于商代晚期到长江流域后，不仅没有受到北方理性文化的影响，反倒与当地固有的苗民巫风习俗相融合，而得以持续发扬。屈原既“博闻强志”，深知楚族及夷夏古族的远古历史文化，又担任“左徒(莫敖)”与“三闾大夫”这两个与巫术宗教活动有关的职位。这些多方面因素，造就了屈原编组的《九歌》成为理性时代绽放出原始文化花朵的奇特现象，是我们认识远古部族文化的重要窗口。 正是对传统文化采取不同的继承方式，造就了《诗经》以理性现实主义为特点，《九歌》以激情浪漫主义为特点。两种不同的风格，影响了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在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方面，发挥了不同的奠基作用。 (二)《九歌》对部族文化的转化创新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屈原所处的战国后期，毕竟已是理性高扬的时代，南北文化交流已很频繁。屈原编组润色《九歌》时，在继承保存远古巫术图腾、宗教神话的同时，又自觉注入鲜明的个体人格精神和积极向上、改革图强的时代精神。这些精神又以屈原卓越的语言才华与离奇的巫术图腾神话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九歌》成为有思想灵魂、有血肉情感、有鲜明语言特色的浪漫主义杰作。在屈原加工润色后的《九歌》里，原始集体“意象”转化创新成了表达屈原个体精神的“寄象”。(66) 首先，在艺术上，《九歌》对原始夷族《韶》乐、夏族《虬歌》及楚族流传的《山鬼》、《湘君》、《湘夫人》作了情节结构上的规整统一。这点可以通过《九歌》与《离骚》进行比较而获得认知。前述《九歌》所展现的天国神奇图景以及驾龙乘凤、飞升天国、神人相恋的情节，同样在《离骚》中出现，而且更系统具体。《离骚》中的主人翁亦驾龙乘凤，朝发苍梧，夕至悬圃，叩帝阍，游春宫，又三求神女，恍惚离奇。这些浪漫的情节即源于原始宗教史诗、颂诗中巫术通神的图腾神话，与《九歌》是同源的。屈原在《九歌》和《离骚》中既继承保存了原始图腾神话，将其转化创新，作了艺术性合理化的润色改造。即朱熹《楚辞集注》所说楚沅湘之间原来流传的《九歌》“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屈原编组《九歌》时，“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67)“更定其词”后的《九歌》，情节结构便与《离骚》相一致了。甚至可以认为，《离骚》中的神游天国、人神相恋的情节，正是其润色《九歌》之后才完成的，所以两者有许多相似性。 其次，从用词造句看，《九歌》与《离骚》相同相似处更多。如《湘君》“邅吾道兮洞庭”，与《离骚》“邅吾道夫昆仑”；《湘夫人》“九嶷缤兮并迎”，与《离骚》“九疑缤其并迎”；《大司命》“老冉冉兮既极”，与《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东皇太一》“芳菲菲兮满堂”，与《离骚》“芳菲菲兮弥彰”；《东君》“长太息兮将上”，与《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从这些语言句子的一致性，可以判断《九歌》和《离骚》出于一人之手。 最后，屈原在整理加工润色《九歌》的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审美判断。这点又与孔子删编《诗经》形成对照。孔子“述而不作”，以西周礼乐为标准删编《诗经》，目的是移风易俗，教育族民，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孔子自己也明确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因此之故，孔子删编的《诗经》，体现的是群体意识。 屈原据以编组的原始《九歌》，本为远古部族的集体歌唱。但它们经过屈原统一编辑、加工润色之后，不仅语言上体现了屈原的特点，而且还在原始图腾神话形象上注入了屈原的思想，融入了战国时代的精神风貌，因而发生本质变化。这就是由原始《九歌》的反映集体意识，变成屈原《九歌》的反映个体意识。屈原《九歌》中的诸神灵，虽仍有原始巫术图腾的胚胎内核，但整体形象已发生转化性再创造，成为屈原抒发思想情感的艺术形象。 体现在《九歌》中的个体思想感情，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面的。第一层是忠君爱国思想的表白。这一点朱熹《楚辞集注》已注意到了，他认为《九歌》中的种种巫术神话形象，实际都是屈原“更定其词”之后，“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又如《东皇太一》，朱熹以为“此篇言其竭诚尽礼以事神，而愿神之欣悦安宁，以寄人臣尽忠竭力、爱君无已之意。所谓全篇之比也”。(68) 第二层是君臣遇合的美政追求。《河伯》原是夏族祭黄河男神，《山鬼》原是楚族祭巫山女神，《大司命》、《少司命》是各侯国曾有过的祭祀寿命神和生育神。各篇神灵不同，因而彼此之间本来不应有联系。但经屈原加工润色后，这些篇中的神灵都统一具有男女悲欢离合的情节。这之间可能是屈原以男女比兴手法，寄托了与《离骚》一样的君臣遇合方面的政治悲叹。“也许，这是屈原‘徒离忧’‘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等等抒写慕恋怨悱之心的佳句，原有诗人政治遭际上的背景，与屈原确实经历了的政途的险难和感受到的‘灵修之数化’本身有关联？”(69) 第三层是纯洁高尚的道德修炼。《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湘夫人》“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少司命》“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这些都与《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相一致，以表达“苟余情其信芳”的高洁人格。 上述《九歌》中三个层面的个体思想情感中，第一层忠君爱国情怀，来源于其宗族血缘传统；第二层君臣遇合，借助于巫术图腾的人神相恋；第三层独立精神、高洁人格，则是春秋战国时代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屈原的伟大之处即在于使这些丰富内涵通过融合转化而获得艺术上的和谐统一，从而使《九歌》成为中华文化史上的经典高峰，屈原自己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正因为如此，《九歌》与《离骚》一起，“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70)对其后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学艺术创作及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诚如刘勰所说，其“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衣被词人，非一代也”！(71)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