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的昌盛无疑是中国新文学最为显在的特征之一,或许是因为现实主义与中国的新文学之间有一种宿命的契合,面对严酷的时局和生命的危难,任何沉湎于性灵的自我陶醉和对艺术的潜心雕琢对于这个百年忧患的国度而言都不啻一种罪过。只有那粗粝的、饱含血泪与泥泞的现实主义才恰如其分。故而现实主义在晚清以来的文学情境中,除了指一种特定的文学思潮、一种文学精神和创作手法之外,它还一度成为评价作品艺术价值的标尺,甚至是评价作家站位立场的标尺。
然而有意味的是,进入21世纪,不少作家都表示了对现实主义的敬谢不敏,比如阎连科在一篇题为《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的文章中曾说道:“越来越感到,真正阻碍文学成就与发展的最大敌人,不是别的,而是过于粗壮,过于根深叶茂,粗壮到不可动摇,根深叶茂到早已成为参天大树的现实主义。”另一位以底层写作著称的作家曹征路也说过:“在主义之上我选择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现实主义为什么会变成一则咒语,让作家们如此小心翼翼地逃避?
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在辨析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即暗含着难以纾解的悖论,当现实上升到“主义”,这种悖论就会显现出来,一方面要真实地呈现现实,一方面又要把现实纳入到符合“主义”理解的框架中,即要写出那种“本质化”的现实来,这便导致悖论的产生。换句话说,写看到的真实和写本质的现实不是一码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之前经常会被加上各种修饰语,比如启蒙、批判等等,这些修饰语其实比现实主义这个中心语更深层地预制了作家写作的思路。新世纪里作家对现实主义的警惕即与此相关,告别“主义化”的现实,也许就能避免现实主义内在的悖论,而在创作中恢复现实该有的面目。但是,另一个问题随即而来,将“主义”缴械,现实生活与现实的创作之间会是一种完全对位的关系吗?其实并不久远,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文坛颇有势力的“新写实小说”虽然并未大张旗鼓地要革现实主义的命,但是那种毫发毕现地反映“一地鸡毛”的生活,那种“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市民价值观念,正是把“现实”和“主义”分离的实践结果。这股写作潮流在后来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大讨论中曾被知识界检讨和批判过。可见,问题的关键也许不在“主义”,而在“现实”。
新世纪十余年来,文学界最大的一股写作潮流当算底层文学,写作底层是作家表达现实关切的重要向度,我们理当尊重,而且底层文学的精品确实带给读者久违的震动和对底层命运的关注。但也不可否认,底层文学也催生了大量质量不高的“伪现实主义”作品,以貌似现实的面目消费现实,以投机的方式媚俗“主义”。这些作品往往是那种大量堆积苦难的经验同时又遮蔽了底层真实的“仿真式”作品,它们对于底层民生的书写往往与自身经历无关,写作者也没有扎根基层的观察和休戚与共的体恤,故事的素材多半取自新闻媒体或街谈巷议,因而这些作品中的苦难不再是富有血肉感的、具体的、关切每个个体或家庭的不同生命境遇的,而是笼统的、类型化的、放在任何人身上而皆准的。这类创作比拼的不是现实,不是忧患和责任,甚至不是审美,而是炮制苦难的手段,比赛谁比谁写得更苦不堪言,其后果必然是走向某些评论家所指出的“男杀人、女卖身”的死路。而非虚构文本在近年来的兴起,因应地也正是现实主义的虚构文本的虚伪。
因此,回头来看前述阎连科和曹征路的话,他们其实给现实主义这个咒语找到了解药,那就是拒绝皮相的现实和二手的现实,以深沉的态度面对现实,深入开掘社会转型期大众心灵深层结构所经受的震撼以及他们变化中的精神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既是“无边的”,因为它要呈现的外部世界和心灵世界都是如此广阔,又是“有边”的,它要有起码的诚实和诚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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