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公”与“私”——苏轼尺牍与文集编纂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53 《文学遗产：中文版》2 浅见洋二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文本存在“公”“私”之别，在以皇帝为顶点的权力统制下的中国文学史中，文本编入文集，意味着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这一过程或多或少地受到皇帝权力制约。书简被编入文集的过程，体现了私密文本转向公共文本的过程。从北宋到南宋的苏轼文集编纂中，可以发现，更具私人性质的尺牍与相对具有公共性质的书简正式分离，成为文集辑佚对象，正式登上公共的文集编纂的舞台。苏轼的尺牍(墨迹、石刻)等极具私密性和草稿性质的文本，反映出作者在皇权统制下自觉的避言意识，但它们最终也成为辑佚和文集编纂的对象，进入公共视野，这一现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 键 词：文本 “公”与“私” 苏轼 尺牍 文集编纂 作者简介：浅见洋二，日本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出版过专著《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等。 文学作品的文本不能独立存在，其生成、接受、传播离不开人类群体及由之构成的社会。换句话说，文学文本存在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虽然我们很难洞悉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在此笔者不揣谫陋，试从“公”与“私”的角度切入，也就是把文学文本存在的社会圈、关系网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来思考问题。如果分别用一句话来表示，可以说前者是以皇帝为顶点，及在其权力统制下的官僚士大夫群体构成的社会圈、关系网，后者是日常生活中能交流思想、分享心情的亲密友人构成的社会圈、关系网。 在中国近代以前文学文本的制作、交换、传承过程中，公共社会与私人空间有怎样的联系，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的？从这一视点出发，本文主要着眼于北宋苏轼的“书简(尺牍)”作品，并将之与苏轼文集的编纂情况联系起来，对文本的存在形态作一考述。 一、文集与书简 首先来确认文集(诗文集)这一概念。文集是诗文作品的汇集，文学作品的集合体，大体分为别集和总集。这里所说的别集，是收录个人文学作品的文集。那么，对于一个个文学文本来说，文集意味着什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文学作品的文本是极其不稳定的。文人创作作品，草稿首先被作者或其周边的亲友保存。然而若放置不管，多数情况下原稿应会散佚。也就是说，这类文学作品还未得到社会的认可，就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里有一段记载，展现了文学文本的宿命：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册，第3063页) 风靡一世的文学大家司马相如，去世后除《封禅书》外，其他作品均散佚。由此可见，文学文本是非常脆弱、极易散佚的不稳定的存在。正是文集给这些文学文本提供了一个面向社会的载体，并使之得以流传后世。换而言之，文学文本之所以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存在，是因为文集为文本提供了安身保全之所。可以说，一个文本最初只是私人领域的草稿，后来通过“文集”，变成了公开面向大众的文学文本，即开始属于公共领域，真正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这种转变过程，大致如下图所示：  需要注意的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国，所谓延伸在私人领域之外的公共领域，其实是以皇帝(帝王)为顶点，被皇帝的权威、权力所统筹控制的空间范围。从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传送输出的文本，原则上都被强制性地要求服从于皇权统制，前文所引的《司马相如列传》的记叙就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本来司马相如的文学作品很可能就此停滞于私人领域，所背负的命运就是消失在社会历史长河中，但是将这些文学作品抽引出来推向社会的不是别人正是皇帝，之后作品才得以流传后世。一般情况下，文学文本只有处于皇帝的统制下，才算真正脱离私人空间，实现向公开领域的转变。 再次重申，文集是使文本立足于公共空间最好的载体。在司马相如等西汉文人的传记中，还没有明确记载关于文集也即别集的编纂情况。在后汉文人的传记中，才开始出现颇多关于文人著作的收集情况的记载。可以说，后汉时才明确出现了收集、整理个人文学作品的活动。如《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有关于东平宪王刘苍遗留作品情况的记载： 明年正月薨，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并集览焉。(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四二《东平宪王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册，第1441页) 上段文字提到的“集览”是把各种文学文本收集到一起以供阅览。虽然此时别集的名称还未成立，但是收集文本的实际活动已经出现了。 在上述刘苍传的记事中值得注意的是，皇帝发布诏令把刘苍的文学文本编纂成文集，之后其作品才得以在社会历史中留存。在文集的成立期，上述记事如实记载了给文学文本提供公共存在场所的是皇帝，类似的记事在《司马相如列传》中亦有所见。 以下，试举六朝及唐代文集编纂之例。作为六朝时的例子，首先来看三国时蜀国诸葛亮的文集编纂情况。《晋书·陈寿传》：“(陈寿)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①陈寿将诸葛亮的作品编纂成集后上奏朝廷。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载有诸葛亮集的目录，紧接着还录有陈寿将集子呈奏朝廷时的上表。上表中明确记载了陈寿是奉朝廷命令编纂诸葛亮集的②。接着来看南朝宋鲍照的文集编纂情况。《鲍氏集》卷首所附虞炎《鲍照集序》载： 身既遇难，篇章无遗，流迁人间者，往往见在。储皇博采群言，游好文艺，片辞只韵，罔不收集。(鲍照《鲍氏集》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毛斧季校宋本) 鲍照去世后，其作品的文本散落在人间。齐永明年间，文惠太子(后来的文帝)萧长懋命虞炎收集、编纂了鲍照的文集。 再来看唐代骆宾王的情况。《旧唐书·骆宾王传》云： 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郄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③(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〇上《骆宾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册，第5007页) 骆宾王曾参加徐敬业的叛乱，后因兵败被杀，结果导致其诗文文本大多散佚。武后命人搜求其作品，之后由郄云卿编成十卷文集。此外还有李泌之例，梁肃《丞相邺侯李泌文集序》载： 既薨之来载，皇上负扆之暇，思索时文，征公遗编，藏诸御府。(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七〇三，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册，第3624页) 李泌去世后的第二年，皇帝命人收集他的遗编，藏于宫中府库。 最后来看皎然之例。《皎然集》所附于《吴兴昼上人集序》云： 贞元壬申岁，余分刺吴兴之明年，集贤殿御书院有命征其文集，余遂采而编之，得诗笔五百四十六首，分为十卷，纳于延阁书府。(皎然《吴兴昼上人集》卷首，《四部丛刊》影印江安傅氏双鉴楼藏景宋写本) 于接到集贤院发布征求皎然文集的命令后就收集其诗文，将之编成十卷，又被纳入宫中书库④。 诸葛亮、鲍照、骆宾王、李泌、皎然，无论是谁，在他们的作品文本被收集、整理编成文集之时，皇帝或朝廷的意思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自古就有帝王或朝廷收集、管理书籍的传统。换而言之，天下的书籍是为了供帝王“御览”，文集(别集)也不例外。当然，并非所有的文集都是为了供皇帝“御览”而编的，这样的实例其实并不多见。但是，鉴于统治者皇帝在中国公共的言论空间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权力，应从如下前提来考虑问题：所有的文本在编入文集时，或多或少会考虑到皇帝的眼光。传统上中国文人的理想是，诗应该被当作“采诗”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皇帝(王)是这些诗的最终读者。 接下来看书简(尺牍)的情况。中国自古就把书简(“书”)视为一种文体，历代文人持续创作了各种形式、各样内容的书简作品。关于这一文体的特性，学界所论颇多，一句话难以说尽。现代辞典中，书简被定义为“一种(向某个特定对象)记录并传递思想、信息等的应用文书”，此定义也基本适用于中国古代。 但是，以“记录并传递思想、信息等的应用文书”这一说法作为定义，却显得极为单薄。极端地说，这个定义能适用于任何文体。但是书简(尺牍)被这样简单定义，其文体特性是否还存在？归根结底，书简这种文体的独特性稍显薄弱，其文本形式与内容也并非别具一格。如果是像诗歌这样的韵文文体，可以在韵律形式方面彰显独特性；即便是散文，像诏书、檄文这种文体也可以从文书的作用、功能方面彰显各自的独特性，但是在书简中，这样明确而突出的特征并没有得到体现。《文心雕龙》将“书”置于各类文体之末，这种安排也许正是“书”缺少文体独特性的一个反映。 尽管如此，书简终究有书简的特性，也因此才能穿越历史长河被广泛书写。笔者认为，对于书简来说，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私密性”。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公开性强的书简也是存在的。但是总体来说，发信者和收信者之间进行私密性质的交谈，这一要素在书简中能明确地感知出来。《文心雕龙·书记》里提出“辞若对面”一词，可以作为书简的特征之一。写信人和收信人的“对面”，可以认为指的是书信所具备的“对话”功能。如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这些均是被朝廷问罪之人互相交换的书简，所以在当时应是秘密进行的交流。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为李陵辩护，陈述其功绩，而天子(武帝)却不理解、不赏识，司马迁就此写道：“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⑤“明主不晓”，这样的说法恐怕不能被毫无顾忌地公开发表，所以可以认为这是私下里进行的对话。再看杨恽，《汉书》中有如下记述：“会有日食变，驺马猥佐成上书告恽‘骄奢不悔过，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验，得所予会宗书，宣帝见而恶之。廷尉当恽以大逆无道，腰斩。”⑥据此可知，有个名叫成的养马官向皇帝上书告发杨恽，说日食这一天谴就是因其骄奢而导致的。之后杨恽的这封《报孙会宗书》，也被当作告发他的证据提了出来。宣帝看后大怒，杨恽也因此贾祸。这些记录如实地展现了书简这种文体的性质——原本是一种隐蔽的书写，并不显露于世间。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也好，杨恽的《报孙会宗书》也好，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原本就具有私密性。甚至有的时候很可能就这样一直不见天日，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然而优秀的书简往往会被推向社会，穿越历史动荡的洪流呈现到世人眼前。上述的两篇书简就因为被收录到了《汉书》本传和《文选》之中，其生命才得到了永恒。这样文本由私密性转向公众性的过程也得以完成。 一般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个人著述的整理与保存开始于后汉。以上文所引《史记》传记资料为据，前汉司马相如并未整理、保存自己的作品，因此也未能使其作品留传后世。然而后汉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则不同。在《后汉书·列传》中，相关人物著书情况的记录有很多。可以想见，当时别集的编纂工作已经开始实行，尽管“集”这个概念是稍后才确立的。在编纂别集这一趋势中，书简渐渐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被整理、保存。《后汉书·列传》中有很多记录能体现此点： 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后汉书》卷四〇下《班固传》，第5册，第1386页) 所著诗、赋、碑、诔、铭、赞、连珠、箴、吊、论、议、《独断》、《劝学》、《释诲》、《叙乐》、《女训》、《篆艺》、祝文、章表、书、记凡百四篇传于世。(《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第7册，第2007页) 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策文、表、檄、教、令、书、记凡二十五篇。(《后汉书》卷七〇《孔融传》，第8册，第2279页) 这些传记里均出现了“书”(书简)这一文体名。可以说，这体现了一种文体认知的倾向：具有私密性质的“书”类文本也被认为是可以收入到文集中的，即使文集这种承载文本的“容器”本身具有公开性、社会性。 后汉的知识分子、文人的文集编撰实态已不得而知，他们是否亲自参与文集的编纂亦不详。但能明确判定的是，在鲁迅所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魏晋时期，文人亲自编纂文集这一现象已经出现。此后从六朝到唐代，知识分子、文人编纂文集的自觉不断加深，这种意识在宋代文人那里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唐宋时期的文集中，能明确判定出是文人自编的几个代表性例子有：白居易《白氏文集》、欧阳修《居士集》、苏轼《东坡集》等。此外，虽然不是文人自编，但至少可以看作是按照“自编”的标准被编成集的例子有苏轼《东坡后集》、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山谷内集)》等等。前者由苏轼之子苏过编成，后者由黄庭坚外甥洪炎集得，可以说都是作者去世后不久经其亲属之手作成的，相对来说是能够强烈地反映出作者生前意志的文集。翻阅上述文集可知，集内都设有“书”这一类别，其所占卷数大概是文集的一到三卷不等。以下列出各文集中的总卷数和书简卷数： 白居易《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书”二卷 欧阳修《居士集》五十卷“书”三卷 苏轼《东坡集》四十卷“书”三卷 苏轼《东坡后集》二十卷“书”一卷 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山谷内集)》三十卷“书”一卷 由此可知，书简已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文体，在文集中也占有了一定位置⑦。 二、“书”与“尺牍”的分离、区别 第一节对中国文集的编纂历史进行了简单概述。接下来拟对宋代尤其是苏轼文集的编纂及所收书简情况进行考察。 在考察宋代所编文集中书简的处理问题时，应该明确一个宋代特有的、值得关注的现象，即“书”与“尺牍”的分离与区别。即使二者都被通称为“书简”，但是其形式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虽然有形形色色的分类方式，但至宋代尤其是南宋，作为一种文集编纂的方法，“书”和“尺牍”的区分才真正变得明确(“尺牍”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其中也混杂着被称为“书简”的篇章，本文采用最具普遍性的“尺牍”这一称呼来进行论述)。那么，这两者有何差异？以下就此问题作一梳理。 首先，最根本的差异在于“书”是强调公共(社会)性质的书简，与之相对，“尺牍”则是强调私密(私人)性质的书简。从篇幅长短来说，“书”多是长篇，而“尺牍”则多是短篇。从信息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来看，“书”更为典雅正式，“尺牍”则通俗随意。换而言之，“书”陈述的是非日常的、特殊的内容，“尺牍”记录的则是日常的内容。再往细处说，在题目的表示方法上两者也存在差异。“书”类书简的题目上就有明确的“书”字，而“尺牍”类则不在题目中附“书”字，这样的特征清晰可见。 到了宋代，公开性的书简“书”和私人性的书简“尺牍”被区分开来，是由于当时“尺牍”开始作为书简的一个类别登上了文集编纂的舞台。就像由于近体诗的登场，人们才开始区分古体诗和近体诗一样。然而“尺牍”新登场的说法，似乎也不太准确。这种书简其实原本就存在，但并未以明确而固定的姿态呈现在历史的表面。东晋王羲之因是书法名家之故，有颇多书简遗存，他可以说是个例外。古时“尺牍”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中似乎就是宿命。而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尺牍作为一种文体的价值才得到了认可，相关文本也被大量保存，并在文集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以下，结合苏轼文集的例子对上述内容作一阐释。当初，苏轼的自编文集《东坡集》以及接近自编文集的《东坡后集》中仅收录“书”，并未收录所谓的“尺牍”。也就是说，作者苏轼自身并没有打算把“尺牍”推向社会，也不期望让它留存历史。在苏轼文集中设立与“书”不同的分类“尺牍”，或者说“尺牍”被收入苏轼文集是在南宋。而能够确认此点的苏轼文集是《东坡外集》八十六卷。钱谦益、余嘉锡等学者认为此书编纂于南宋，现存明万历重刊本⑧。《东坡外集》中除了有“书”二卷外，还有“小简”(即“尺牍”)十九卷。这种将“书”和“尺牍”分开收录的编纂方式在此后也被继承，例如明代所编《东坡续集》十二卷⑨中除“书”一卷外，还有“书简”四卷；同样编于明代的《三苏全集·东坡集》八十四卷⑩中除“书”二卷外，还有“尺牍”十二卷。这些苏轼的“尺牍”，均是原来被埋没的、未收于文集的文本，由后人辑录进去的。可以说“尺牍”类的书简是作为辑佚、补遗的对象，逐步浮上历史表面的文本群(11)。 在南宋，“尺牍”作为辑佚、补遗的对象，亦可见于苏轼以外的文人集中。例如，周必大等人所编《欧阳文忠公集》有“书简”十卷，李彤所编《山谷外集》有“书”一卷，黄所编《山谷别集》有“书简”八卷，其中收集汇编的文本都是“尺牍”(其中虽用“书”“书简”之语，但实际上是“尺牍”类的作品)。 以上对南宋以来私人性的书简“尺牍”成为文集辑佚对象的问题进行了考察。那么，苏轼的书简，特别是“尺牍”类作品具备怎样的特质，作为文本在文集中又占有怎样的位置？也许研究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发问角度，在此笔者拟在最近出版的拙论《言论统制下的文学文本——以苏轼的创作活动为中心》(12)的基础上略陈一得之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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