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辞书学学科研究综述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17 中国社会科学网 辞书编纂研究中心 参加讨论
2019年度，辞书学研究呈现出精彩纷呈的局面。学界围绕着释义这一核心内容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专项研究也得到拓展，不少成果借鉴相关理论方法讨论辞书的编纂实践，数字化权威辞书再添精品，融媒体辞书研究正式启动，辞书和辞书思想史研究应时出现，与辞书学密切相关的词汇学研究成果丰硕，辞书学会议相继召开，这些成果为促进精品辞书的修订、推动辞书学学科发展、构建和完善我国辞书理论，贡献了新的力量。 一、释义研究 释义是词典的灵魂，本年度不少文章围绕这一话题，讨论了与释义相关的理论、某类词的释义、释义方式以及释义元语言等问题。谭景春的《语义研究与词典释义》（《语文辞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结合语义学研究的成果，就《现代汉语词典》（第5、6、7版）对动词目的义的增补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刘琪、储泽祥的《语文词典虚词释义商兑——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语言研究》第1期）以《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为例，强调语文词典虚词的释义应该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释义技术处理上应遵循五个原则。王楠的《亲属称谓词的傲称用法及词典释义》（《辞书研究》第1期）结合目前比较通行的几部语文词典的释义，对现代汉语中几个常用亲属称谓词傲称用法的词义及语用等进行分析，并就词典释义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建议。这类成果还有安华林的《汉语释义元语言符集的研制与应用》（《语文辞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梁逍、周志锋的《〈近代汉语词典〉疑义举例》（《语言研究》第4期），陈增杰的《释义深化的途径——〈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定稿思考之一》（《辞书研究》第4期），王恩旭的《双音复合词的词义构造形式及其对辞书释义的影响》（《辞书研究》第5期）等。 二、专项研究 本年度不少成果对词典中各个专项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成果不仅拓宽了以往的研究范围，也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王楠的《〈新华字典〉第11版例证的修订》（《语文辞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对《新华字典》第11版例证从时代性、规范性和实用性方面的修订作了分析和说明。王伟的《谈谈语文词典举例的思想性——以〈现代汉语词典〉举例修订为例》（《中国语文》第5期）以《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的修订为例讨论了词典举例的思想性问题。陈玉庆的《辞书中的标点符号使用问题》（《辞书研究》第4期）分析了辞书中标点符号使用存在的问题。高翀的《汉语颜色词及其在现代汉语语文词典中的收录》（《辞书研究》第5期）讨论颜色词及其在现代汉语语文词典中的收录问题。这类成果还包括杨旭的《〈现代汉语词典〉兼类词词类标注修订例析》（《辞书研究》第1期），何茂活的《〈汉语大词典〉异形词立目及关联问题献议》（《辞书研究》第4期），刘荣、潘贵生的《〈现代汉语词典〉所收英源外来词使用状况考察》（《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等等。 三、理论和方法的探讨 本年度的辞书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有些文章侧重总结辞书编纂经验，有些侧重理论探讨，有些则是方法上的创新和讨论。 在总结辞书编纂经验方面的成果中，江蓝生的《一次全面深入的修订——〈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第一册管窥》（《辞书研究》第4期）介绍了《汉语大词典》第二版第一册取得的成绩和闪烁的亮点，也指出第一册尚存在的不足，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裘锡圭的《谈谈编纂古汉语大型辞书时如何对待不同于传统说法的新说》（《辞书研究》第3期）指出，古汉语大型辞书的编纂者和修订者，在对待不同于传统说法的新说时，应该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轻率采用没有确凿根据的新说，另一种是忽略或者拒绝采用有确凿根据的新说。蒋绍愚的《古汉语辞书的编纂和资料的运用》（《辞书研究》第1期）指出，古汉语辞书的编纂必须以充分的资料（包括古代的文献资料和近人、今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程荣的《〈新华字典〉部首法研究》（《中国语文》第6期）考察了《新华字典》部首法的发展历程，归纳了以《新华字典》为代表的现代汉字部首法的特点。此外还有宋浚瑞的《辞书修订需要与时俱进——〈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有感》（《辞书研究》第4期）。 理论探讨方面，章宜华的《认知词典学刍论》（《外国语文》第2期）比较全面、系统地阐释了认知词典学的理论框架和释义模式。何洋洋的《关联理论视角下双语词典词条信息的传递与加工》（《辞书研究》第1期）将词典交际纳入到关联理论“明示—推理”交际的框架下，进而分析编者编辑词条的明示过程和用户加工词条的推理过程。黄树先、吴娟的《论汉语方言的语义类型学意义——兼谈语义类型学视野下汉语方言大型词典的编纂》（《语文研究》第4期）论述了汉语方言在语义类型学方面的价值，并倡导尽快编纂大型的可供语义学类型研究的汉语方言词典。这类成果还有：苏新春的《学习词典学习性的三大内涵及对词典新形式的期盼》(《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金沛沛的《基于学习者需求的汉语学习词典语用信息选取分析》（《辞书研究》第4期），孙文龙的《学习词典类型学意义再思考——兼谈对 CFL 学习词典研编的启示》（《辞书研究》第4期）等。 方法上的创新和讨论也成果颇丰：汪维辉的《探索辞书“动态修订”新模式》（《辞书研究》第4期）认为，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新时代，辞书修订需要转变思路，探索“动态修订”的新模式，变少数专家定期修订为所有读者随时修订。侯瑞芬的《年度媒体高频词语表》对辞书编纂的价值（《辞书研究》第4期）阐述了《高频词表》对辞书编纂特别是收词问题的应用价值。张永伟的《年度媒体新词语表》对辞书编纂的价值（《辞书研究》第4期）论述了《新词语表》对辞书编纂的价值。这类成果还有张永伟的《学习词典中成语例句的用途分类与提取》（《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等。 四、数字化和融媒体辞书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词典客户和研究的需求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纸质辞书，由此滋生了数字化辞书及相关的研究。《新华字典》APP发布之后，孙述学的《辞书数字出版的三个方向——以〈新华字典〉第11版App的开发为例》（《辞书研究》第3期）提出了辞书数字出版的三个方向，并结合《新华字典》第11版APP开发和运营，介绍了实现这三个转变时的一些思考与实践。袁毓林、曹宏的《“汉语形容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暨检索系统”知识内容说明书》（《辞书研究》第2期）重点介绍了《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实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中的“汉语形容词句法语义功能信息词典暨检索系统”的体系结构、理论背景、类别及其隶属度等情况。此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于2019年8月22日正式发布，这标志着中国影响最大的汉语语文词典实现了数字化，标志着一个辞书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着手对融媒体辞书进行研究。章宜华的《论融媒体背景下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创新》（《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从融媒体的内涵与功能特点切入，通过对融媒体形成源流与发展的阐释，来探讨融媒体背景下辞书编纂与出版的创新机制。章宜华、廖彩宴的《融媒体时代辞书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制度建设——兼谈辞书强国与人才队伍建设的关系》（《辞书研究》第3期）讨论了辞书人才与辞书强国、辞书理论与辞书人才的关系，最后探讨辞书人才培养及其制度建设。 五、辞书和辞书思想史研究 2019年，辞书学界在辞书史和辞书编纂思想史等方面做了不少总结和提炼。为了纪念《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四十周年，学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回顾《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修订历程，总结经验，挖掘价值。苏新春的《〈现代汉语词典〉版本研究价值及“现汉学”余想——写于“纪念〈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四十周年”之际》（《辞书研究》第4期）回顾了《现代汉语词典》7个版本的修订历程，认为“现汉学”是学术界对《现代汉语词典》价值的最大肯定。周荐的《辉煌一甲子，勇攀新高峰——写在〈现代汉语词典〉问世六十周年前夕》（《中国语文》第5期）概括了《现代汉语词典》四十年来不断修订所表现出的与时俱进的精神，认为这种精神体现在收词、释义、标注、引例等各方面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上。杜翔的《词汇学与辞书学研究70年》（《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汉语辞书学的发展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类文章还有杜翔的《〈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体例的源头文献》（《辞书研究》第3期）、《试论丁声树先生词典编纂思想》（《汉字文化》第9期）和《试论新时代〈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汉字文化》第5期）。 还有一些成果对某个历史阶段辞书出版、辞书学思想等情况做了总结。杜冰心的《民国时期辞书出版发展概况及特点研究》（《编辑之友》第11期）肯定了民国时期在我国辞书编纂出版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并在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梳理了其发展脉络，分析了其特点和经验。刘善涛、王晓的《王云五辞书编纂与辞书学思想》（《中国编辑》第4期）以王云五主编的一系列汉语语文辞书为研究对象，从现代辞书学理论和辞书结构两方面总结其辞书学思想。同类文章还有郭书谏的《小议清末民初法律辞书的编纂演进和语言影响》（《辞书研究》第5期）等。 六、与辞书学密切相关的词汇学研究 辞书学的发展离不开词汇学成果的支撑。本年度发表了一些与辞书学直接相关的成果，主要有：晁继周的《说“标志”与“标识”》（《语文辞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从问题的产生、当前两词的使用情况、词典的处理等方面讨论了这一组异形词问题。刘丹青、张定的《“物业”一词的前世今生》（《辞书研究》第2期）梳理各种语文词典对“物业”一词的收录和义项处理情况，结合古今汉语实例，追溯普通话中“物业”一词的来源及意义演变的动因和机制。这类成果还有王晖的《“儿”音规范琐议》（《语文辞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王重阳的《“跩”“拽”的音与义》（《语文辞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杜翔的《网络语言及其规范的若干问题》（《语文辞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定的《“X差”类词语的句法语义问题》（《语文辞书论集》，人民教育出版社）等。 七、其他辞书成果和事件 本年度还有一些成果讨论了跟汉语有关的其他词典的情况，如章富刚、刘春陶的《德宏傣语〈傣汉词典〉及其一词二形问题》（《辞书研究》第3期），范文杰的《日本古辞书〈运步色叶集〉及其研究价值》（《辞书研究》第1期）。 本年度辞书学者围绕相关主题，召开了不同类型的学术会议。主要有：2018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中国辞书学会主办的“与改革开放同行——纪念《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2019年3月22—23日，中国辞书学会融媒体辞书专题研讨会暨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鲁东大学召开。2019年6月15—16日，“新时期的汉语研究与辞书编纂暨庆祝《辞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会议主题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学习融媒体理论，推进融媒体辞书理论与实践发展。2019年7月27—28日，第七届汉语辞书高层论坛暨刘叔新先生、张志毅先生词汇学、词典学学术思想研讨会在鲁东大学举办。2019年10月26—27日，中国辞书学会第13届全国双语词典学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词典学与二语教学国际研讨会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大会主题是“新时代双语词典学的使命与担当”。2019年10月26—27日，第十二届全国语文辞书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西南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围绕语文辞书编纂与词汇语义学理论、语文辞书与传统文化传承、品牌辞书修订与辞书编纂现代化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2019年11月23—24日，中国辞书学会第十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召开，会议主题为“新时代辞书编纂和知识服务”。2019年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语言研究所语料库暨计算语言学研究中心召开2019首届计算词典学研讨会，对数字化时代计算词典学的创新和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总体上看，2019年度辞书学研究相对比较活跃，成果数量快速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成立刚满两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在本年度表现突出，辞书编纂事业稳步推进，辞书研究成果不断面世，辞书研究资料日益完善，辞书学术活动组织有力，充分展现了辞书编纂和研究领域国家队的水准和作用。未来需要加强研究的是，在当前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如何借鉴语言学尤其是词汇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汉语辞书编纂的实践，构建中国的辞书学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