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是巴蜀文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涌现出了众多作家和名篇作品，该时期的巴蜀文学在外在形态与内在演化上都具有相同规律和特点，呈现出较为相似的总体风貌。
诗文创作繁荣兴盛
唐宋时期巴蜀地区文学人才辈出。唐宋巴蜀地处山川腹地，远离中原战乱，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尤其是物质文化方面得天独厚，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局面。唐代的两位大诗人陈子昂、李白都是蜀人，两人的性格气质、创作禀赋与知识储备都是在蜀中逐步形成的。他们在唐诗发展史上的贡献如日月高悬，彪炳千秋。唐代巴蜀诗人之盛，仅杨慎在《升庵诗话》中列举的“唐时蜀之诗人”名单就多达39位，其中还不包括李颀、段成式、仲子陵、薛涛、苏涣等这些诗坛名流。
五代时期四川为地方势力割据，但文学创作反而呈现出兴盛局面。李调元编《全五代诗》著录前、后蜀能诗者不下百人。赵崇祚编《花间集》所收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与巴蜀无涉外，其余15人皆活跃于五代十国的后蜀，如韦庄、欧阳炯、孙光宪等。他们的词作具有鲜明的巴蜀地域文化特征。
宋代是继唐代之后巴蜀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高峰。许肇鼎《宋代蜀人著作存佚录》共著录巴蜀作家1020余人，各类著作2500余部，其中诗文别集约320部。傅增湘编《宋代蜀文辑存》收录约450人的2600篇作品，数量相当可观。像张俞、陈尧佐、苏舜钦、苏洵、苏轼、苏辙、文同、魏了翁等人，都是宋代文坛上著名的作家。
唐宋著名的作家几乎都与巴蜀有关系，“自古诗人例到蜀”是巴蜀文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曾入蜀，他们许多重要的作品都在蜀中写成。盛唐两位边塞诗人高适和岑参，也都来四川为官，留下了许多吟咏蜀中山水风物的诗篇，岑参甚至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岑嘉州集》。杜甫为避安史之乱到四川定居，足迹踏遍蜀中各地，在这里写下了近900首诗篇，其中就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赠花卿》《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咏怀古迹五首》这样的名篇。杜甫的七律是在蜀地定型的，同样也代表了唐诗中七律的最高成就。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上写下了《竹枝词》四首，后经时任夔州刺史刘禹锡的大力变革，创作出《竹枝词》十一首，竹枝词这种诗体才大行其道。
引领潮流富于创新
唐宋巴蜀作家作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诗文质量和创作水平也较高。这些巴蜀作家开风气之先，站在当时文学创作的最前沿，引领文坛创作潮流。
唐诗和宋词的杰出代表都是巴蜀作家。陈子昂、李白在促进唐代诗风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陈子昂从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有效地遏制住齐梁以来诗歌形式主义的颓波，丰富了唐诗的题材、内容和体裁，开拓了唐诗发展的道路。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最高，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行路难》等代表了盛唐诗创作成就。薛涛是唐代最为出名的女诗人，其诗歌作品清雅端庄，毫无脂粉气，胡震亨在《唐音癸签》称之为“工绝句，无雌声”，评价颇高。西蜀词人欧阳炯、李珣、孙光宪都是当时最著名的词人，《花间集》所收词以香艳婉媚为主导风格，历来被词家奉为正宗。西蜀词人在这个领域内所作出的贡献，直接影响到两宋词的创作。苏轼的诗、文、词创作代表了宋诗、宋文、宋词的最高成就，成为宋代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无论是走出夔门的本地作家，还是自外省入蜀的文人，似乎都能沾染到蜀地的灵气，写出优美壮丽的诗篇来。巴蜀作家似乎天生具有浪漫气质，富有创新精神，巴山蜀水钟灵毓秀，古蜀大地悠久的神话传说孕育了作家们的丰富想象。在创作方法上偏向于浪漫主义，在风格上偏向于崇高壮美，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陈子昂对“文章道弊五百年”状态不满，大力倡导汉魏风骨、风雅寄兴，他的组诗《感遇》《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诸篇慷慨激昂、骨气端翔，铮铮有金石声，被评为“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对唐诗具有开创之功。李白开朗率真的性格与豪放洒脱的气度、新奇大胆的想象、奔放跌宕的情感最能够代表盛唐气象。苏轼是宋代最杰出的巴蜀作家，也是宋代著名的词人，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词千古流传。他对生活采取庄禅旷达的态度，执着超脱无往不可，体现了宋代士大夫崇高的人格精神。
继承前贤勇于担当
唐宋巴蜀作家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在于他们善于学习和继承前贤优秀的文学传统，具备较为先进的文学思想。“至今巴蜀好文雅”（《汉书·文翁传》），这是巴蜀士人的普遍爱好，整个社会学习风气非常浓郁。
李白非常仰慕陈子昂，在诗歌创作上提倡清真自然，风格清新真率，反对人为的雕琢和涂饰，推崇“芙蓉出清水，天然去雕饰”的诗歌理念。李白的创作主张反映了唐代不少诗人共通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标准。北宋田锡在《贻宋小著书》中用“微风动水，了无定文”之喻，来提倡文尚自然、贵天真的理论。三苏父子对汉代巴蜀先贤的功绩崇拜不已，在创作上明确主张“以西汉文词为宗师”，向司马相如、扬雄等蜀中作家学习。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也强调为文“大略如行云流水”，与田锡观点一脉相承。从陈子昂到苏轼，都特别重视文尚自然，这是唐宋巴蜀作家的优良传统。
巴蜀作家的创作往往关注社会和现实，针砭时政，具有高尚的人格情操，故而诗文成就显著。陈子昂生性耿直，关怀天下，直言敢谏，在《上军国利害事》《谏雅州讨生羌书》《谏用刑书》等文中反对穷兵黩武，反对滥刑，但因其文“历抵群公”，得罪权贵不为所用，最终反遭迫害。李白虽没有边塞之行与参战经历，但他多次在诗中表达了反战情绪，描写了战乱对人民带来的灾难。在《扶风豪士歌》《西上莲花山》《北上行》《豫章行》等诗篇中注重刻画征战者心冷意寒与劳累奔波，非常巧妙地说出了战士们的心声。
宋代巴蜀作家如张咏、田锡、苏轼、程公许等人，不依附权贵，而又非常关注国计民生。苏轼甚至说诗文应“言必中当世之过”（《凫绎先生诗集叙》），苏洵也在《史论上》中提出历史应该起到惩戒小人的作用，这种文论思想与巴蜀先辈“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讥刺”（《汉书·地理志》）的性格一脉相承。唐宋巴蜀作家人格高尚，有作为敢担当，不在其位亦谋其政，这种浩然正气反映在诗文创作中，具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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