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存在方式研究是1978—2008年30年中国当代文学本体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突破了本质论理论取向带来的文学本体论的局限，蕴含着使文学本体论论走向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生长点。今天，及时梳理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反思它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以及存在的理论局限，对新世纪中国当代文论建设意义重大。
一、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背景
从西方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提出是20世纪西方哲学、人文学术转型带来的文学存在论发生转折的结果。这也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宏观和深远的文化背景。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理论往往是哲学理论的注脚，某种文论思想特别是某种文学存在论思想，常常受制于一定的哲学存在论思想。从古希腊到20世纪之前的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Ontology）的演进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亚氏认为：“那些原始之‘是’（存在），为其它范畴所依凭的事物——即本体。由于本体的存在，其它范畴如量与质等类因而得其存在”。[1]具体说来，“‘本体’一词如不增加其命意，至少可应用于四项主要对象；‘怎是’与‘普遍’与‘科属’三者固常被认为每一事物的本体，加之第四项‘底层’。”[2]这里的“怎是”应该指存在方式，这层意思很少有人做深入分析；“普遍”、“科属”指的是个别事物的“本质”，与之对应的英文词应是essence；“底层”则指事物背后的“基质”，基本与英文词substance所指含义相当。说亚氏的本体思想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因为他理解的“底层”（substance）大致可以概括古希腊早期从泰勒斯到柏拉图多数思想家（巴门尼德除外）的“本源论”、“基质论”本体观；而亚氏之后直到19世纪的黑格尔，关于“本体”的理解逐渐偏向了“本质”（essence）。即是说，意涵丰富的本体论（存在论）思想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发展行程中越来越蜕变成了单纯的本质论。在这种哲学思想的笼罩之下，西方传统文论也逐渐把文学存在问题降格为文学本质问题，认为寻找到了文学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破解了文学本体（存在）之谜，也就一劳永逸地抓到了文学本身。因此，似乎一门文学理论要想成立，首先必须对“文学是什么”、“什么是文学”的问题给予回答。就像伊格尔顿在批评文学本质主义时指出的那样：“如果存在着文学理论这样的东西，那么，看来显然就应该存在着某种叫做文学的东西，来作为这种理论的研究对象。”[3]比如曾经给中国当代文论带来重大影响的苏联文论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开篇就把“文学是什么”规定为文学理论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而这“第一个问题——研讨文学的本质，它的形式的特征，它的社会的任务——是文学原理的任务”。[4]
然而，作为在事物存在整体中占主流的、主导性地位的因素或者主要矛盾的本质，并不能涵盖事物的整体性存在。20世纪之后，本质论的特别是本质主义的本体论论思想受到了普遍质疑和批判。与此同时，一种关系性的、系统观的、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迅速兴起。20世纪以来的符号学、语言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哲学流派尽管具体观点各异，但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本体论和从事物整体、关系、结构即存在方式上把握事物存在方面，体现出了大体一致的思路。以颠覆传统哲学和重建形而上学为己任的海德格尔哲学则为文学存在方研究课题的提出提供了更深厚的哲学理论资源。海德格尔深刻地指出，传统哲学始终把某种特设的存在者作为最高终极，来代替关于存在自身的思考，而“存在自身”从来没被思考过。这样，在“存在之被遗忘”的前提下得出的“本体”观念，不过是背离本真存在而主观假想的虚构物。存在作为一切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并不与存在者相隔绝，而始终是处于在场状态，即“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5]存在通过存在者的存在方式获得体现，我们可以在反思存在者如何存在即存在方式的过程中体会到存在本身。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语境下，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文学本体论思路浮出了水面。以语言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语言学诗学、现象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等文论流派也纷纷突破从文学作品外部和单纯从文学材料上确定文学本质（本体）的传统做法，纷纷走向文学作品和文学程序、语言、结构等方面，重新寻找可以构成文学本质的因素。如什克洛夫斯基就认为“艺术就是程序的总和”，而雅各布森则说：“如果文学学科试图成为一门科学，那它就应该认为‘程序’是自己的唯一主角。”[6]严格说来，这些理论观点并没有超越本质论的思维模式，但它把人们探求文学存在的目光引向了被传统文论遗忘和否定的“非本质”因素（在这些文论思想中，它们恰是本质因素），强调了这些因素对于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从而推动了本质论取向的本体论向存在方式研究的转移。直接提出并对文学存在方式进行正面讨论的是现象学文论、新评批、阐释学文论等。现象学文论家英伽登早期重要著作《文学的艺术作品》对文学作品进行了独特的层次结构分析，这是他对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的回答。而在稍后的《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一书中进一步探讨了作为“纯粹意向性客体”（The ParelyIntentional Object）的文学作品的存在结构，把它分成了语音层、意群层、图示化外观层、客体层和“伟大作品”才有的“形而上层”。[7]新批评理论代表人物韦勒克则直接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概念：“我们必须先提出一个极为困难的认识论上的问题，那就是‘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或者‘本体论的地位’问题。”[8]最终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七层次说。阐释学家伽达默尔在那本著名的《真理与方法》中通过对“游戏”和“构成体”两个独特的概念的分析，展示了他关于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理解。伽达默尔说：“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至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9]
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离不开上述西方哲学文化背景，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哲学、文论思潮在1980年代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文学存在方式问题也很难被中国文论界提出。不过，除了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之外，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又具有着更为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方针，1949年后国家意识形态对文学形成了强力干预，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论全面向左转和日益政治化。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当代文学、文论这架绑在政治战车上的机器，终于被沦为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新时期”开始之后，文学界面临的最紧迫任务是如何澄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首先破除的障碍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论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论。”[10]随着文学创作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禁锢的不断突破，文学自觉、文学独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文学理论是做政治的附庸，还是要寻找自己的学理的园地，成为当时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们必须作出的选择。”[11]在当时的文论家看来，文学要做到真正的自觉独立，必须对文学存在本身问题予以理论上的解答。这样，一面是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大量涌入，一面是亟待阐释的文学独立的学理依据。匆忙之间，人们抓到了“文学本体论”这个尚未完全消化的概念，一场“文学本体论”的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有学者描述说：“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文学本体论全面开花，文章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文学本体论，即对文学本体究竟是什么看法，都争先恐后提了出来。……称之为‘本体论’的，则有‘宇宙本体论’、‘自然本体论’、‘物质本体论’、‘精神本体论’、‘社会本体论’、‘心理本体论’、‘现实本体论’、‘阶级本体论’、‘作品本体论’、‘作家本体论’、‘读者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审美本体论’、‘语言符号本体论’、‘反映本体论’、‘意识形态本体论’、‘人的激情本体论’、‘实践本体论’、‘活动本体论’等等，如火如荼，蔚为大观。”[12]纵观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本体论”，它们不过是当时诸种文化意识形态对抗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为了强调他们所关注的视角更有利于说明文学的独立性，为了突出他们所阐述的问题更能体现文学存在的根本特性，文论家们纷纷使用认为最能标识文学独立性的语词——“本体”来为自己的理论命名。
中国“新时期”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就是在“文学本体论”争鸣中，在认为传统“文学本体论”无法真正把握文学存在本身的情况下，企图以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突破文学本体研究的困境而提出来的。
二、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在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本体论”争鸣活动中，朱立元先生率先提出了开展文学动态存在方式研究的思想。朱先生认为，传统文学本体论存在着巨大缺陷，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提问方式出现了偏差。以前的文学本体研究都在追问“什么是文学？”追问了几千年也没有个答案，主要是这个提问方式有问题。“什么是文学”的提问预设着文学是个固定的已然的存在物。而文学不是个已经完成了的存在，它正在发生着的，是处于永远的流动变化之中的事物，因此不能以“什么是文学”的方式追问。而海德格尔经过长期的思考之后，对“存在”与“存在者”做了区分，并把追问“存在是什么”改为了“存在为什么存在，怎么存在”，这是比“存在是什么”更根本的问题。因此文学本体论的任务应该研究文学是如何存在的，即开展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何谓文学存在方式呢？朱先生回答说：“所谓艺术的存在方式问题，就是追问：艺术为何存在？艺术怎样存在？换言之，就是探讨艺术通过何种方式、途径或程序，才获得现实的存在生命。”[13]那么，文学究竟是如何存在的呢？早在1988年朱先生就提出，“文学既不单纯存在于作家那儿，也不单纯存在于作品中，还不单纯存在于读者那儿。文学是作为一种活动而存在的，存在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存在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之中。这三个环节过程的全部活动过程，就是文学的存在方式。”[14]在2004年版的《接受美学导论》一书中，他的看法仍没有改变：“文学是作为一种活动而存在的，存在于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存在于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之中。这三个环节构成的全部活动过程，就是文学的存在方式，缺少任何一环，文学都不能存在”。[15]
除了考察了文学活动的三环结构之外，朱先生还对文学作品的存在结构进行了探讨。“严格说来，文学作品论是文学本体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文学作品论也要探讨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但不是一般的存在方式，而是具体的存在方式；不是动态的存在过程，而是静态的存在形态。”[16]朱先生的这段话似乎要说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也是文学的一种存在方式，不过不是动态的存在，而是静态的存在。总体上，他认为文学作品是“多层次的语言结构系统”，至少包括五个层次：语音强调层、意义建构层、修辞格层、意象意境层、思想感情层。语音强调层被看作文学作品“最外层的结构”。他认为，“无论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无论是以声音为物质基础还是以油墨纸张为物质基础（白纸黑字），文学作品的最外层显现是语音强调。”意义建构层由语词、短语、句子、段落等组成。它们的意义既是约定俗成的，又具有多义性和生成性，在作品中的含义需要放到具体语境中来把握。对比上面艺术品的层次结构，语音强调层和意义建构层和到一起相当于艺术品的形式符号层。修辞格层被朱先生视为“文学作品结构所独有的”层次。它的主要功能是带来意义的偏转、背谬、逆反，或者重建，从而割裂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直接联系、对应关系，间接、侧面、偏转地展示意义的审美效果。这种修辞效果具体通过明喻与隐喻、提喻与转喻、单喻与博喻、直喻与曲喻等多种比喻以及象征、夸张、通感等各种手法加以实现。意象意境层显然是把艺术品的意象世界层和意境超验层合而为一的结果。思想情感层即传统理论所说的文学作品包含着人的思想认识、情感体验等等。[17]关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研究，吴元迈先生的专著《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是中国当代文论界这方面较早出现的代表作品。不过，总的来说，吴先生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研究还是粗枝大叶的，没有详细展开。
与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研究相比，朱先生关于文学活动三环结构的动态存在方式的影响更大，并有很多追随者。邵建先生认为文学存在方式就是“三R结构”即writer（作者）、work（作品）、read（读者）组成的完整统一体，他说：“文艺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就是解答文艺作为‘在’它如何存在、怎样存在。……欲回到这个问题，我们必需把握文艺的形态构成，这个构成就是文艺作为在的存在方式，以文学为例就是‘三R结构’。……文学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这个存在不是别的，就是活动。活动就是文学活动本身，没有这种活动，文学就无以存在，当然也就无以构成如‘三R结构’那样的存在方式”。[18]刘月新发表于2003年的《文学与对话——论文学的存在方式》一书完全采用了朱先生的提问思路：“‘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将文学当作一个现存的、固定不变的对象来思考了,以为文学是存在于某一具体时空中的事物。实际上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具体事物,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可以分析的对象,而是一种活动,一种时刻变化的动态过程,仅仅从某个单一的角度来解释文学是永远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提问的方式,不问‘文学是什么？’而问‘文学为什么存在？’,‘文学怎样存在？’,将文学作为活动来看待,可能会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新思路。”结论是：“文学是人类的对话与交流活动,或者说对话与交流是文学的存在方式。”[19]
陈吉猛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学的存在方式研究》与以此为基础充实修改而成的专著《文学的“什么”与“如何”》，对文学存在方式的学理依据做了深入剖析，并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学存在方式观点。他的出发点仍是提问方式的问题，即以往人们追问“文学是什么？”，只回答了文学的本质。要研究文学的整体存在应以文学“如何”的方式提问，此即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但是从西方到中国以往关于文学存在方式的研究都是在按照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的，存在着重大缺陷。他提出要运用“整体主义思维”才能真正把握到文学的存在方式。在理论基础方面，他先讨论了文学存在方式的哲学依据，认为海德格尔尽管没有直接提出存在方式的概念，但整部《存在与时间》就是对“此在”这种特殊的存在者存在方式的探讨。可以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把关于“此在”存在方式的现象学解释推及其他存在者。文学就是一种存在者，文学的存在方式也应符合海德格尔关于“此在”存在方式的相关描述。与此同时，西方结构主义、系统科学对事物存在整体性的知识追求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考是相互暗合的。就此陈吉猛得出了他的存在方式概念的基本规定：存在方式“是一个现象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工具性概念”；“是一个表示存在整体性的概念”；“是表示整体结构性的概念”；“可以是一个形而下的、经验性的概念，又可以是一个形而上的、‘先验’或‘先天’的概念”。[20]存在方式的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文学。他认为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结构表现为一个“文学存在的四维整体结构和文学存在之主体间的交流结构”，前者的四个维度是“文学主体维度、文学形式维度、文学价值维度和文学存在的历史维度”[21]后者指的是“通过和围绕文学世界而展开的文学交流事件的存在结构。包括文学主体间的交流机制，文学主体间的交流对象和文学主体间的交流媒介等环节。”此外，陈先生也探讨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问题，他说：“在存在方式上，文学作品有两个存在维度，一个是归属于作者的创作的文学作品，一个是归属于读者阅读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一头向作者开放，一头向读者开放，文学作品的存在或者需要作者（主体）的同时存在，或者需要读者（主体）的同时存在，需要他们各自的，或共同的创造性劳动。”文学的存在方式与文学作品的关系是：文学存在方式内在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成为文学的存在方式的开展，成为文学的存在方式具体而生动的显现。”[22]陈吉猛先生的一些看法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值得肯定。
还需说明的是，时下中国当代文论界普遍流行的四要素文学活动论，尽管没有标明为文学存在方式，其理论实质应属于对文学动态存在状态的一种解释。比如代表性说法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的……文学理论所把握的不是四个要素中孤立的一个要素，而是由四个要素构成的整体活动及其流动过程和反馈过程。”[23]相对于朱立元先生的三环结构、邵建先生的三R结构和陈吉猛先生的四维整体结构等具有明确标识的文学存在方式理论，作为无文学存在方式之名而有其理论之实的四要素文学活动说，影响要大得多，或者说它已经成为了今天中西文论研究中为人普遍接受的一种文学活动理论范式（Paradigm）。对文学作品进行文本结构、文本层次的分析也是中国当代文论研究中的普遍做法。其理论内容大都不出英伽登、韦勒克和朱立元先生上述分析之左右，本文不再累述。
三、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对当代文学本体论探索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论的发展主流是现代性文论。在学科属性上，基本上接受并使用的是韦勒克关于文学研究分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划分体制；在思想的基点上，主要以西方现代性理论为依据，追求文学理论的学科化、科学化、理论化、体系化、逻辑性和大叙事话语，使用本学科积累的基本范畴、概念术语构造基本命题和基本原理，进而建构学科性知识体系；在结构框架上，一般被分为五大板块：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接受论、发生发展论。文学本质论在现代性文论中处于基础地位，它确立的问题意识、它的理论性质、研究状况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至关重要。无疑这种文论体系的建构把中国当代文论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然而，苏联文论模式的阴影没有被彻底摆脱，特别是在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存在论的确因笼罩在传统形而上学的阴影之下而显示出来某些本质主义、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局限。如上所述，在中国当代文论五大板块的结构框架内，本质论首当其冲，并处于基础地位，其潜在的思路是：关于文学本质的研究解决的是文学的本体问题，即找到了文学的本质，也就把握到了文学存在本身。但这只是这种文论思想家的一厢情愿。实际上，除了本质之外，构成事物存在的还包括大量的具体的、现象的、形式的等等更为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因素。与此同时，传统形而上学用以解释事物存在的本质往往被规定为隐于事物背后的、不在场的、静态实体。而事物的真实存在具有在场性、生生不息的动态流转性。这样看来，即使是抓到了事物的本质也并不等于可以掌握事物本身，并不就是真正把握到了事物存在整体。就文学而言更是如此。中西文论史上对文学本质的种种回答——模仿、心灵表现、直觉、情感形式、本能升华、意识形态、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等等，都不足以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
文学存在论（本体论）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而本质论的取向又表现出来不能真正把握文学存在本身的理论局限，这就要求我们转变研究路向。在这一点上，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体现出了它的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第一，它坚定地站在了现代性理论的思想立场，坚决捍卫文学存在论的合法性和对文学研究的基础地位。第二，它直面传统本质论研究给文存在研究带来的种种问题，看到了以往以文学本质研究代替文学本体研究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积极探索文学存在论的新出路。第三，它找到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西方重建形而上学派特别是海德格尔哲学，并挖掘出了相应的理论资源对存在方式的概念作了较深入的学理探讨。第四，在海德格尔等人的重建形而上学派哲学的启发下，它把握到了文学存在本身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域，即文学存在并不是个“是什么”的问题，而是个“如何是”即存在方式的问题。回答文学是什么，给出的是关于文学本质的答案。而文学本质并非文学存在的全部，它忽略了非本质的文学要素和文学的在场性质。思考文学是如何存在的，探求文学的存在方式才有可能真正抵达文学存在本身。第五、它在吸收现象学、新批评、阐释学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文学存在方式这一真正的文学存在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了关于文学动态存在方式、文学作品存在方式的具体看法和言说。有些看法和言说还散发出了某种原创性的味道。第六，它为文学存在方式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研究范例，也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在充分肯定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诸多意义的同时，也应看到它存在的理论不足和应继续加以深入研究的方面。首先，文学存在方式可能将成为新世纪新范型的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也可能成为新范型文学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与这样的理论使命相比，目前关于这一概念和这一问题的学理依据的讨论，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哲学方面，研究者的眼光仅限于海德格尔，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中就蕴含着深刻的存在方式的思想。而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哲学家也有关于这一问题的解说。笔者认为，从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再到20世纪重建形而上学派，再到海德格尔之后如赫伯特·斯皮伯格伯（陈吉猛先生曾提到），西方哲学史上存在着一条关于存在方式的思想线索，这条思想线索还未被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理论充分揭示出来。即是说，目前的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哲学基础还需进一步加固，而可以加固这一基础的理论资源尚待进一步的开发。其次，在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视野中，本质、本体、存在、本质论、本体论、存在论等基本问题因其自身的复杂和汉译语境的龃龉造成的混乱还需进一步澄清。在多数论者哪里，这些概念和问题是不清晰的。他们提出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出发点是想纠正文学本质造成的文学存在研究的缺陷，但却未能区分清楚文学本质与文学本体的关系。朱立元先生曾经就中国当代理论界的本体论误释问题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论述，奇怪的是这之后他本人仍说：“这个关于文学的本质、本源问题就是文学本体论的研究范围。”[24]即认为“文学本质”即“文学本源”即“文学本体”，如此理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将大打折扣。笔者认为，“文学本源论”为“古代文学本体（存在）论”范式，“文学本质论”为“近代文学本体（存在）论”范式，“文学存在方式论”为“现代文学本体（存在）论”范式，亦即文学本源、文学本质、文学存在方式是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对文学存在的不同解释。站在今天的学术视野，文学本源论、文学本质论都不可能对文学存在给予真正揭示，文学存在方式研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汉语“本体”、“本体论”的原词“On”、“Ontology”的确应该译为“存在”、“存在论”更准确些。因为汉语语境中的“本”相对于“末”，“本体”应该是根本、基本、本质的意思，指决定事物的恒定的、静态的、不变的本质性要素。在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确实多数哲学家把“On”理解为汉语中的“本体”之意，但并不都是如此，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关于“On”的讨论就已经超出了根本、基本、本质的意思。正像苏宏斌先生所言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曾经企图通过他的十个范畴来概括事物的存在状态，第一个范畴叫做“Ousai”, “用以指首要的、第一意义上的On。”[25]其实这个“Ousai”才应该翻译成“本体”。到了20世纪，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在反对传统形而上学把“On”理解为“本体”，海德格尔一生都在作重新解释“On”的工作。随着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断颠覆，“On”被遮蔽的整体性、动态性、在场性等意义不断被揭示出来，而能概括这些意义包括“本体”意义的汉语词汇应该是“存在”。这样“Ontology”的准确翻译也应该是存在论了。陈吉猛先生对“Ontology”做了辨析，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中的“Ontology”译为“本体论”是准确的，海德格尔的“Ontology”应该成为“存在论或者存在方式存在论”。这种说法强调了传统存在论和现代存在论的分野，有其合理性。不过忽略了上面说到的在传统形而上学个别理论家那里也有“存在论”思想。
再次，持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各位理论家的基本看法并不统一，有的似乎是一致的，其实在根本处却存在着巨大分歧。朱立元先生和陈吉猛先生所理解的文学存在方式指的是作为“存在者”的文学是如何存在的；邵建先生所理解的文学存在方式指的是作为“在”（存在）的文学是如何存在的，这两者其实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前者指的是“文学作为现象或存在物而存在”，或者“文学就是一种存在现象或存在物”；后者指的是“文学作为抽象的一般的存在”，或者说“文学就是一种抽象的和一般的存在本身”。这两种“文学存在”意义完全不同，其关系在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中没有说明，这给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理论合理性带来了伤害。笔者认，这两种文学存在观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文学存在”的“存在”意义和“存在者”意义都是存在的，前者指的是文学之“On”，后者指的是文学现象，而且两者紧密关联在一起。作为本体的“文学存在“正是通过作为现象的”文学存在”显现出来的，文学存在方式研究正是通过对作为存在者的文学的探索达到对作为存在本身的把握的。[26]
最后还应看到，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的某些观点还是具有创新价值的，不过多数见解并还只是对西方学者相关研究的重复和理论综合。比如三环结构、三R结构等说法就直接来自于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交流对话说来自于巴赫金、哈贝马斯，“文学存在的四维整体结构和文学存在之主体间的交流结构”很显然是对文学主体研究、形式主义文论、文学价值研究、文学社会学和交流对话理论的综合。关于作品的存在方式的见解除少数的闪光点外，多数没有超出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结构层次分析。可见，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方式研究要想担负起重振文学存在研究和推动中国新世纪文论走向新阶段的历史重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注 释：
[1]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71页。
[2]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7页。
[3] [英]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 [苏联] 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查良铮译，平明出版社1956 年版，第5页。
[5] [德]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页。
[6] 方姗：《形式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页。
[7] [波兰] 罗曼·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陈燕谷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页。
[8] [美]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8页。
[9] [德]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10] 杨春时：《百年文心——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11] 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2] 刘大枫：《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3] 朱立元：《美的感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239页。
[14] 朱立元：《解答文学本体论的新思路》，《文学评论家》1988年第5期。
[15]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16]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17]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77页。
[18] 邵建：《梳理与沉思：关于文艺本体论》，《上海文论》1991年第4期。
[19] 刘月新：《对话——文学的存在方式》，《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0] 陈吉猛：《文学的“什么”与“如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141页。
[21] 陈吉猛：《文学的“什么”与“如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22] 陈吉猛：《文学的“什么”与“如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页。
[2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4] 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25] 苏宏斌：《文学本体论引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68页。
[26] 单小曦：《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作者简介：单小曦（1971— ），吉林长岭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新媒介文论研究分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媒介文艺学与美学研究。著有《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现代传媒语境中的文学存在方式》、《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译著），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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