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遭到种种质疑的时刻,伊格尔顿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立场上维护着它的纯粹性和必要性。伊格尔顿始终坚守着马克思的革命设想,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结合,期待着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伊格尔顿基于对资本主义矛盾和英国传统文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将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途径之一。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欺骗和虚假本质,以及所遭遇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危机等困境,伊格尔顿试图通过这种批判,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知,进而形成对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审视,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伊格尔顿把文化研究放在核心地位,把唤醒大众文化意识,尤其是传播和内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的和终极的目的。
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实现人类的解放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解放就是指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的联合体”。伊格尔顿继承了这种理论关切,但又受到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葛兰西提出,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夺取政治权力的先决条件。对此伊格尔顿认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批判。因此,文化批判思想的核心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主张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实现人类的解放,并在批判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指出,只有重建社会主义主体才能促进人类的自由。
随着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困境,尤其是在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也遭遇到了重大危机。20世纪末一系列重大历史变化,又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提出了挑战。基于这些变化,弗朗西斯·福山等一些学者断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需要有人站出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正本清源,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并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重新唤起社会主义运动,伊格尔顿无疑就是“雪中送炭”的学者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学说遭到种种质疑的时刻,伊格尔顿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立场上维护着它的纯粹性和必要性。伊格尔顿始终坚守着马克思的革命设想,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的结合,期待着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
客观地看,伊格尔顿等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完全超越了后现代主义者。他曾指出,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只想把马克思主义用作一种批判、异见,进行痛斥的方便工具,不太愿意涉及它的肯定性的内容。他想要的其实就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按他自己的条件舒服地占有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不禁要问,在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漫漫长夜里,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雅克·德里达其人在哪里呢?”而伊格尔顿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审慎态度和深刻理解及其运用,就体现出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优秀的学术品质。伊格尔顿并未随波逐流,追逐社会肤浅表象,而是坚持在挖掘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基础上,启发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认识。正如一些学者所评价的,“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正是基于多年对马克思主义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认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并在这种契机来临之前,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对资本主义进行激烈批判。
提倡总体性文化批判思想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伊格尔顿看来,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下,改造世界的任务愈加紧迫,所以其文化批判思想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多角度的批判,以便更好地推动社会政治运动发展。这种重政治批判、轻理论建构的特征,正是伊格尔顿文化批判思想的鲜明特色,体现了20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共同特征,即“在20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和文化境遇,探寻新的革命变革的思路,以深刻的方式切入20世纪人类生存的焦点问题,开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新视野”。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集中体现了这种批判精神,它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问题和阶级矛盾,分析了新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冲突背后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权力要素,深入文学艺术领域探索了文本与文本生产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效应,并进而探讨话语符号的结构及其与权力结构的紧密关联,指出现代意识形态的微观化和隐秘性等新特点。
在此基础之上,伊格尔顿提倡日常生活文化批判、文学艺术审美批判与政治批判相结合的总体性文化批判思想,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批判的同时,高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批判理论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促进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但是,由于深受西方社会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其不足之处需要有清醒的认识。
伊格尔顿理论的逻辑建构存在问题
伊格尔顿的文化批判思想更注重实践性和政治性,力图通过现实的意识形态批判来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实现社会进步。但他过于强调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效果,所以在理论的逻辑建构方面稍显不足,使得这种批判方法被人们怀疑其理论的准确性,认为其过于激进、理论方法和理论逻辑不够统一、问题分析并不系统。然而,就此否认伊格尔顿文化批判的思想性也是不客观的,“英格兰没有理论家,这也不符合事实”。伊格尔顿有自己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方式,这也代表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研究风格,即经验主义方法——“这是英格兰人解决问题的典型方法”。
综合而言,作为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格尔顿的总体性文化批判思想将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作为研究对象,其理论研究涉及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文化逻辑、文化危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等诸多领域和问题,深入分析这些社会现象和文化问题产生的本源、机制及其过程,并且提出了独特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本质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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