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读书法”中的阐释学意蕴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27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 康宇 参加讨论
朱熹“读书法”是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读书方法论，由南宋大儒朱熹的弟子收集老师关于读书时种种“应注意事项”汇集而成，涵盖读书规律、方法、态度、意志等内容。作为经典文献，“读书法”共两卷文字，收录于《朱子语类》之中。千百年来，“读书法”被后世儒生视作最为系统、完善，集古代读书方法之大成的治学指导典籍。其中，朱熹所言“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的训诫，以及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读书六条”，已然成为儒家具有“范式”意义的读书纲领和方法原则。 众所周知，“读书”与“阐释”是一对彼此独立而又存在密切联系的范畴。“读书”的行为主体是读者，他可以止于“读”而不必将读书所得诉之于文字；而“阐释”的行为主体阐释者在读的同时还需把理解的文本之意义通过有形的方式表述出来。从学理上讲，阅读现象学与文本阐释学的确各自拥有不同的涉足视域与关注焦点。然而，立足于实践，若将“读书”与“阐释”活动截然分隔明显行不通：任何阐释的基点必须依赖于阅读；任何阅读如果没有阐释性的“先见”引导或“意旨”指向探寻，也是无法进行的。换言之，“读书”与“阐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若以西方现代阐释学视角审视朱熹“读书法”，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包含了大量关于“读书”与“阐释”二者辩证关联的逻辑推导哲思。而弄清朱熹“读书法”中的阐释学意蕴，亦可对理解当下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阐释学思想之内涵与外延有所裨益。 “读书法”乃为朱熹日常训导弟子语录的集成，其形式“琐碎”，但就内容上讲却具有“统一性”特征。此“统一性”与西方现代阐释学所主张的文本之“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协调”与“平衡”的“循环”在实质上是“同一”的。它体现在“读书法”在整体内容上对于“作者意志”的贯彻，即“书”是“圣书”，经典的特质在于载道，读者读书要由圣人之言，通圣人之心，达圣人之意（理）；读书是为己之学，切己工夫须以身心作根底，读书的目的在于求道。朱熹在“读书法”中教育弟子，为学、穷理、读书三者有其先后本末，读书是格物的重要项目，是穷理的前提。而为学的重点乃是穷理，故读书自然是重要的手段。进一步说，读书在这里已兼具阅读与理解的双重属性，已是通向儒家存心修养的首要途径。读书已被预设了阐释的伦理目的，而伦理的要求则需要通过具体的经典阐释与理解得以实现。 “读书法”上说，主体读书要持有正确的态度。他首先应是一个虔诚的读者，对经典有着顺服与尊重的态度。正式阅读时要“敛身正坐，缓视微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这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阅读，而是一种读者与圣人的心理沟通。阅读期间要“专心”“静心”， “一心在书上”；要“虚心”，不可“用己意迁就圣贤之言”，克服“先入之见”；要学会“以物观物”，由文本出发，把其视为对象，让理解者身处于对象之外，强调阐释的“客观化”过程和“主客分立”的立场；要学会读书的过程是“由无疑到有疑，再由有疑回到无疑”，前面的“无疑”来自粗浅无知，中间的“有疑”乃是逐渐了解关键的所在，最后的“无疑”则是焕然无疑；要学会“退一步”，从私己之见中退出，从急迫的心态中退出，“以意逆志”是“耐心等待”圣贤的最好方法；要善用“切己”，读书的宗旨是识理明道，其重要环节在于了解自己，“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等。实际上，“读书法”中所言讲的这些态度包含着丰富的阐释学特质：圣人著出的经典具有整体意义的“贯通性”，而具体的文字词句在局部中亦具有意义自主性和内容的独立性；阅读者在读书时要努力让文本自身说话，并让理解出的内容证诸吾心，联结主体自身修养进行反省，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与应用。 “读书法”上还规定了读书的方法：熟读与循环阅读。熟读讲究反复阅读，甚至是诵记。在朱熹看来，熟读常会产生阅读前后不同的感受，因为主体对于“文义”的把握存有由表层至深层的阶段性差异。同时，熟读又不是“死读”，其中应加入“玩味”——证之于心，借由反省体验感知文本中内在的滋味。循环阅读讲究将文本视为整体，通过对其血脉与次第的“一一推穷，逐章反覆”，最终明确经典的意义主旨。从形式上看，它是一种语言层面的循环；从实质上讲，它强调关注“个别文本”和“整体文本”之间的理解循环关系，近似于所谓的“阐释学循环”。需要说明的是，“读书法”对于读书“次第”也有着详细的解析。朱熹说，为学须立“大本”，读书应先《论语》，再《孟子》，后《大学》，终《中庸》。具体到同一本书，要由字到句再到段地逐级递进阅读；要遵守由易及难、由近及远的顺序；要本着由外及里的层次关系等。之所以有如此的次第，其与经典文本的结构及义理系统的逻辑排列有着直接关系，即它是经文本身的客观要求，也是阅读者本身之主观参与过程的合理需要。 细读朱熹“读书法”，它所讲的方法不仅是读经、解经的一般方法，而且也包含着阅读者如何通过读书而完成体察自我、规范自我的工夫论知识。换言之，它要告诉读者，读书活动不只是纯粹的理解活动，同时也涉及了实践的“存养之功”，“理解的方法”与“修养的技术”在读书中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读书法”兼有方法论与伦理学的双重多元向度。这也从一个侧面表达出“读书法”中所说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的文字阅读者，而是忠诚的求道者，该主体自身应具有某些信仰者的特征。其中的“读书”也超越了现代意义中的单纯“阅读”，而是涵盖之前的心态调整，之中的理解体悟，之后的体证力行等多个环节。明了这些，对于“读书法”中阐释学因子的彰显，至关重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西阐释学史比较研究”（17BZX07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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