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诗语的重要“纽带”：隐喻与转喻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7:11:32 《现当代诗学研究》 陈仲义 参加讨论
摘要：人类生活充满了隐喻活动，最具创造性的隐喻无疑来自诗歌这一特殊文体。现代诗语的重要“纽带”：隐喻与转喻的蓬勃展开、长盛不衰，得益于结构主义能指/所指、选择/组合的原理。以台湾中生代诗人简政珍为取证，确信隐喻建立在相似性、类比性基础之上，与其孪生关系的转喻则建立在相邻性、接近性基础之上，两者遵循“对等原则”，在互换、互渗、互化中共同参与了一切诗语活动。在现代诗语的部落里，诗人正是通过张力这一充满“血缘”的纽带，凝聚了家族与非家族的所有成员。 关键词：隐喻；转喻；对等原则；张力 一、隐喻与转喻的同胞孪生 结构主义的能指/所指、组合/选择原理，将传统的隐喻修辞引入到一个新的认知水平。 其实，远比语言家们“后设”的理论，早在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隐喻就存在了。众所周知，人与自然的同源性是构成隐喻的基础，人总是渴望肉体、精神与大地达成永恒的形式，人就本能地求助于语言，因为语言的基本结构方式是隐喻和逻辑，这样人面临着： 在隐喻中，两种存在——人与自然——是一个原始的“统一体”，人是以“体验”的方式与此世界合一。这是生命和宇宙、有限与无限、生与死的合一。 在逻辑中，人与自然是一个“对立体”，人以对立的方式与自然分离，这是人与自然、生与死、是与非的二元对立存在。那么，“世界在语言中”就面临两种可能的境况，隐喻或象征的世界，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逻辑或事物的世界，一种无可能性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分离中的世界。[1] 虽然“世界在语言中”呈现一体化与离散化的博弈，但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愿意接受隐喻的庇荫：相信隐喻是阅读世界的注脚，语言学精致的智力形式，是日常语用随时可倚的仰仗，也是推开未来愿景的把手。 不管从宏观的生存还是微观的修辞看，隐喻的本质都是一种类比关系，以想象的方式将某物等同于某物，具有一种替代性的命名功能。一旦异质的词之间建立对等关系，两个相异而又对等的主体就进入了相互作用的张力场，不可见的存在被带到对可见的存在物的感觉中，不可言说的被置入可说事物之内，从而把无名的存在引入到语言的光亮中来。由于人的自我中心与身体性，人与宇宙构成隐喻关系与生俱来。山脊、山口、山腰、山头、山脚、山背、瓶口、瓶颈、针眼、玉米须、锯齿、鞋舌、烛泪……皆是雄辩的证明。 也由于长期来习焉不察，见惯不怪，隐喻的命名也成了“无名”——日渐磨损为十分固定的老词，以至于我们完全忽视了它们最早的义源，并误认为这就是它们本来的面目。历史积淀与当下的批量，多到让人麻木不仁。从神话原型到寓言故事，从俗语俚语到书面修辞；古老的风俗、翻新的仪式；手势、表情；广告、标语、徽章、设计；哀悼的黑颜色、送葬的鞭炮声……人们尽管试图挣脱“一体化”的文化束缚，却始终逃脱不了隐喻的如来掌心。甚至网络中盛行的符号如（^_^）、╰_╯、@x@……都能以一当十。这一切，都说明隐喻充塞在整个世界中，有如空气中的负氧离子，随时提供必不可少的呼吸。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I.A.Richards）曾肯定日常会话中每三句话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有关科学统计数字也显示，人们每分钟使用5.16个隐喻，其中1.8个具有创造性，4.08个属于定型化；普通语言有70%来自于隐喻或隐喻概念。英国科学哲学家玛丽·海西（MaryHesse）甚至提出“一切语言都是隐喻”的论断。人们充分享受隐喻带来的种种好处、方便与美妙，同时也忍受着隐喻的折磨与误导。 隐喻的字面含义源于希腊语“跨越”与“运送”意思，它以想象的方式将某物等同于他物，充满转化与生成功能。隐喻从传统的比较论、替代论到当代的互动论，其复杂性使各种“新说”层出不穷，包括最近有论者指出，隐喻形态的历时变化，是来自语言与思维中的美（情感——修辞）、真（逻辑——认知）的二维转换生成，因而本质上是一种意义函数关系；意义的函数关系使隐喻充满“一生三”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一种“跨领域的映射”。它出于完全的经验空间与不可知的本体空间“界面”，并通过“类比关系”作为经验的最高根据而指引理性不断进行自我超越。隐喻简直成了一种基本而普遍的存在方式。[2] 回到汉字语义学上考量，隐喻即意谓借助“隐”——间接的外在的方式来“喻”深层的、被遮蔽的内容。如《小雅·正月》所示“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如《文心雕龙》所说——“以障显彰”，它与中国诗学的“兴象”，在品质上庶几相通。南宋诗人陈骙很早也把喻分为10种类型：直喻、诘喻、对喻、博喻、评喻、简喻、虚喻、引喻等。2002年入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程抱一（程纪贤）曾从字本位立场阐释这一问题。他说表意文字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建筑结构，和谐而经久不变，各个都像拥有意志和内在统一性的生灵，并且赋予与其他表意文字结合的巨大灵活性；整个汉语表意体系是通过它们联络事物和互相联络的纽带，构成了一个“隐喻-换喻”系统。每一个表意文字都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这一现象有利于在语言中形成许多隐喻表达方式。[3] 其实隐喻表达的复杂性还由于它是一种“连体”结构：隐喻孪生着转喻，尤其在动态中，任何隐喻都带有转喻的痕迹，任何转喻都带着隐喻的基因。隐喻中有转喻，转喻中有隐喻，它们相互作用的“踪迹”始终纠缠不清。我们在雅克布森的双极理论中获得启悟：隐喻的静态语境中常常保留了非转喻（转喻的消失），而动态的语境中则常见转喻活跃的步履。但是通常我们确定的隐喻都包涵了消解在其内的转喻，只是在没有特别需要分析与说明的前提下，隐喻作为转喻的代理和包办，暗中承担了“双肩挑”。 公认的转喻是以事物的毗连性为基础，以彼物感知、体验、指称此物的思维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转喻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转喻和隐喻一样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心理机制，多少提升了转喻的“地位”。认知语言学发现转喻在交际活动中，交际者大多选择具有突显的、重要的部分代替整体，或用具有完形感知的整体取代部分。因此，语言本质上是转喻的。在认知语言学框架内，整体与部分、以及整体的部分之间因互换而成就了6种细化的转喻分类，分别是：地点的转喻、标量的转喻、领属的转喻、容纳的转喻、事件的转喻、构成的转喻等，它们涵盖了广泛的言说领域。[4] 两者的“分工“是明确的，用雅各布森的原话表述： 与选择相关的是相似性，它暗含了某种替换的可能，选择的过程产生了隐喻，隐喻根植于相似性的替换：与组合相关的是邻近性，它暗含了某种延伸的可能组合的过程产生转喻，转喻是根植于邻近性的修辞和思想手段。[5] 诗歌的创造性指数之一就体现在选择与组合、隐喻与转喻之间的默契、交换，有如型号不一的齿轮，在一条被叫作“对等原则”的纽带牵动下运转——速度、密度、频率、间歇，看谁运转得桴鼓相应、游刃有余。 二、对等原则及其关联 从隐喻文化回到狭义的诗学，无需公投，最具创造性的隐喻无疑来自诗歌这一特殊文体。有人通过六种文体比较，证实诗歌的隐喻创造概率一直高居榜首。[6] 诗歌的隐喻占了近一半比例，可见去掉隐喻，诗歌就会变成怎样的面黄肌瘦、半死不活。难怪路易斯（C.Lewis）会说，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巴克拉德（G.Bachelard）会坚持，诗人的大脑完全是一套隐喻的句法。不可否认，诗歌的发生与完型完全有赖以隐喻的全息进行。而隐喻之所以能站住脚，是因为它拥有自己铁打的运行机制，这也就是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一直揪住不放的诗歌核心： 诗歌功能就是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7] 这句话说得十分到位，它包含四个关键词：对等、反射、选择、组合。选择相当于“遣词”，组合相当于“造句”；对等是在上下句之间，进行“等值交换”。在组合轴上两个看似不等的词，由于有选择（聚合）轴上的“等值”参照，就容易“映射”或“转嫁”到句子中，从而实现了把选择关系置入组合关系的转换。这就是诗歌特有的隐喻“语法”，也是隐喻与转喻的基本“秘密”。 对等原则作为隐秘而灵活的“杠杆”，联结起隐喻与转喻，共同实施语词句子的运作。需要注意的是，对等并非相等的同义，对等是在对应，类似和相异，同义和反义的基础上进行的，故对等原则也是雅各布森所说的“平行”结构。这意味着对等原则中相似与相异，同义和反义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奠定了在相似性中广泛“代表”的可能，同时也暗含着向着组合过程不断生发、延伸的多种可能。即对等原则投射到组合轴上，组合轴也存在“替代”次序的支配可能。所以隐喻与转喻之间，不管是“等价”“代表”“替换”关系，转喻都带有轻微的隐喻特性，而隐喻也同样带有转喻的色彩。这种投射转换也恰如罗兰·巴特所言：“在隐喻中，选择变成了邻近；在转喻中邻近变成了一种从中选择的范围。因此，看起来，在这两个边缘上，创造似乎永远有着存在的机会。”[8]正是双方不可抗拒的亲和、兼容，互为照耀才成为可能，它完全符合诗歌的复合意指功能。 要之，隐喻掌握着诗语的“垂直关系”，从语言库存选择具体的词（表现在相似性上的替换选择），转喻则在横向水平关系上组织句或段（表现在邻近性上把一个词置于另一个词的旁边）。这就构成等值原则下的语词“交换仪式”，形成千千万万语词的一体化“交欢”。在这一过程中，或许张力可以视为隐喻与转喻的后台老板，“对等原则”则成了前台执导，在他们共同策划下，隐喻与转喻翩翩起舞，上演了形形色色的诗语节目。 由于组合轴与选择轴之间的投射关系（多向、对照、呼应、衬托），每个层次的语义单位都会产生一个互操作过程，使诗歌语言成分复杂化生成新的意思。这样隐喻与转喻接近于一种函数关系，函数关系不妨也看做是一种张力结构。 函数的定义告诉我们：设在某一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x和y，如果当变量x在其变化范围内任意取定一个数值时，变量y按照一定的法则总有确定的数值和它对应，它们就构成相互映射（投射）的变化关系。那么我们无妨把y看成隐喻——选择轴，把x看成转喻（换喻）——组合轴，那么双方相互作用下的S“值”（张力）就不是一种意义的累加，而是xy两轴上语义的比值。在话语的通常情况下，能指和所指完全照应对等，比值为l，张力最小。在诗语的特殊语境下，隐喻与转喻的映射（投射）、转化（变化）过程，比值都远远超过1，即它们的语义关系愈疏远，比值越大，其含义的复杂化愈深，所留下的联想空间愈大，张力也就愈大。[9]这样的效果，正好显现出列奥塔德（Lyotard）所指认的：意义“断堑”中的意义“富余”。[10] 比值取决于对等中的对等与“不对等”，它几乎“操控”了隐喻转喻的运行。需要说明的是，对等原则建立在语义相同、相似、相邻以及相异的基础上，即对等的内容不仅有语义的同价、声音的同价与形态的同价，同时还包含相异的、甚至相对立的东西（这其实隐含了不对等）。所谓对等原则可看做是替代与交换功能：即隐喻在诗语的纵向轴列，是用一种意象取代另一种意象，而转喻是基于横向联系，通过联想方式对相邻成分进行排列式的衍生。以独立句为例，当一个人说“他经过大海”，基本上看不出有什么隐喻，因为他无法暗示或证明两种不同事物存在着同一性，从而失却替代与交换功能。但只要改动一个字，“他犁过大海”，就有那么一丁点隐喻色彩了，这是利用两个符号之间的相似性，以一个类比另一个（相似性比喻），即靠一个动词中介“犁”的联想，就让“大海——土地”结成隐喻的浅表性联盟；而使用转喻时，通常是用局部代替整体并由此衍生其他物，“他聆听贝壳的深渊、珊瑚、和风的细雨”——其实他是在聆听大海，因为贝壳、珊瑚可以顶替局部的大海，或整个大海被大海的局部贝壳、珊瑚所取代；“深渊”身兼大海的相似、相近属性，共同承担隐喻与转喻的“双肩挑”，同时和后一个序列“风的细雨”并列制造出另一个转喻。前者基于代替者与被代替者之间在时空上的亲密关系，后者（风的细雨）则是转喻出来的衍生物。（严格地说，此例是隐喻与转喻的混合） 在对等原则基础上，笔者力主将张力引入本来已够复杂的隐喻与转喻的关系中。这，会不会把水搅浑？误入“自作多情”的推举，抑或牵强附会的累赘？三者关系如下： 比值S（张力）=X（隐喻）/Y（转喻） 比值≤1基本无张力：他经过大海（常态话语） 比值≥1出现张力：他犁过大海（一丁点隐喻） 比值远远>1张力增大：他聆听贝壳的深渊、珊瑚、和风的细雨（转喻+隐喻） 这就是说，当比值由1发生递增性变化，隐喻（转喻）的功能得到增强。 为了更深入了解隐喻，接下来还有必要理顺一下隐喻与象征的联系与区别。隐喻与象征同是具有混同交叉关系的认知模式，它们最大的同一性都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上，它们都有本体和喻体、本体和象征体两种构成成分。在用甲物暗示乙物的基本功能上，它们如出一辙，几乎分不出伯仲。处在相对单纯状态中，隐喻等同于象征的说法可以被认同（例如石头隐喻或象征暴力），正如复杂状态下，带有寓意成分的意象等同于隐喻也是可以成立的。两者的微妙区别是：第一，隐喻经常携带情同手足的转喻，多数时候可以感受它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并且是它从具体的形象中过渡、联结到它所指称的意义的；象征是整体的、甚至是体系化的抽象，使得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韦勒克、沃伦）。所以有人概括出“象征是与观念、理性、自在性及完整的主体意识有关，而隐喻则与具体形象、关联性、感性、个人体验密不可分”。[11]第二，同是暗示，但象征是用此类事物暗示彼类，隐喻则是用彼类事物暗示此类，用季广袤的“剧场”来比拟双方颇有意思，即“隐喻使人关注正在表演的舞台，象征则使人神往于幕后。也就是说隐喻关注的是此类事物，象征关注的是彼类事物；因此，“象征是隐喻的倒立”。[12]第三，隐喻本质上是“概念系统的跨领域映射”，多表现在语汇之间的转换，而象征由图像、实物发展为后来的语言媒介，表现上多以语段为单位，因之更具长度与整体形象，故需要更多依赖语境支撑。第四，象征体与本体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故象征意义相对恒久；隐喻中的喻体与本体关系相对暂时，特别是带着转喻功能，容易发生变化，故在新批评看来，诗歌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创造新的隐喻。 然而，长期以来隐喻的某些“越俎代庖”导致转喻被忽视，在诗歌写作中，其实转喻并不少于隐喻。或许意识到转喻日益被“靠边”的危险，近期台湾女学者郑慧如有意将转喻从隐喻中“独立”出来，给予特别关注与强调，这在两岸是少见的。她在《语意的蔓延与轨逸——论诗的转喻》结语中郑重言道：“隐喻是不及物，转喻是及物；隐喻是完成的状态，转喻是开展中的行动；隐喻是原生的情境，转喻是减缩或重组的实现；隐喻是想象的根底，转喻是对这个根底的颠覆。”同时她还通过文本细读，从诗歌现场提炼各种转喻经验，焕发了被隐喻掩蔽的转喻光彩，诸如： ——转喻具有向常态价值和认识发动攻击，与现实且战且走的游击姿态； ——转喻包孕着汇流、松动、崩解、转向等语境边界上的意义流动，穿透观念与空想，向具体的存有言说； ——转喻利用符号的任意性，以接续的意象或叙述，酝酿左冲右突、游离张望的各种可能； ——转喻让精确的修辞获得扩张的效用，从而让诗歌获得张力； ——转喻拥有弥漫延续的歧义特质，随机应变的逸轨，在某种程度超越了语言的局限。[13] 这一“独立”出来的研究，提醒诗歌不要过分“偏心”隐喻而致失衡，它有助于转喻模式的重估和挖潜。 三、隐喻与转喻举证 台湾中生代诗人简政珍是隐喻-转喻方面的高手。他诗中多次出现“爆竹”，其中“爆竹翻脸”——“弹片碎裂”，并置隐喻了人生的复没况味。《纸上风云》是用蚊子的献身，隐喻写作生涯的祭血壮烈。《街角》边，瘦削的黑猫和掉毛的狗，在翻搅腐臭的食物，隐喻政治的发馊和政客的“乞讨”。《伤痕》中地壳的大变动，隐喻了即将来临的“风暴”——政治、经济、社会的大“龟裂”大震荡。而《试装》：“赫然发现你脸上的皱/纹/竟以为镜子有了裂痕。”在皱纹与裂痕的相似对照中，妙喻了时光作用下诗中人“苦涩的笑声”。《三寸金莲》注意选取意象细节：“伸出一对赤裸的三寸金莲/拇指如笋尖/其余四指折迭连绵/如通往山巅的回肠小道”，暗示了中国女性苦难的性别史，充满折叠式的坎坷与歧视。《国丧日》用暮云的仓皇与落日的委顿，通过时空变形和动态化，生动地影射了衰败的政体。还有《之后——给李远哲先生》：“之前，你打翻了墨水/在这块地图上/涂鸦一个海市蜃楼//之后，我们每个月/定期聆听一个穿戴纸尿布的政客/在记者会上宣读小学生作文”，那种穿纸尿裤、念作文的夸张漫画，则隐喻了立场丧失、低智商的老学究，何其鲜明生动。 更为精微的是，简政珍能将抽象物通过较长的途径，定格为可触可摸的隐喻映象，比如虚无缥缈的写作情状，变成眼睛在黑夜搭建舞台，审视体内管弦合作，细雨缓缓成型，任何引擎的声音都能发动胸中的起伏。诗人把创作状态象喻为内在心灵的交响，需要耐心、期待和完善，再悟出创作的堂奥。他频频为隐喻牵桥搭线，不论是简化处、抽象处、细节处，还是曲径处，都恰到好处。 由于隐喻较为清晰，到此打住，下面用较大篇幅来看看转喻。 转喻的诗歌类型通常有语词的借代、词性转换、缩略和句子的述谓，主要形式是借代，所以转喻也叫做换喻，是以密切相关的事物在推理过程中从本来事物转换到另一事物去。在转喻问题上，简政珍更欣赏并推崇转喻的并置功能。他借用某些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念，宁愿把转喻看成置喻：“隐喻是基于语意的相似或相异，置喻是基于语言的比邻或并置。”他之所以强调置喻而不翻译为转喻，是因为他强调“语意不是由个别意象决定，而是由邻近意象烘托的结果。两个相毗邻的意象彼此投射，而造成比喻关系”。[14]而转喻所代表的意义的双向、多向对流与往返周行，正是转喻之为诗意的重要特征之一。[15] 相对简单明白的转喻是《过年》，诗人从想象亲人年夜饭的味道：桌上没有鱼肉，可能有粉丝和豆干加菜，以及五谷米的猜测，转喻为“电话菜”：“最渴望的一道菜/是桌旁的电话/喂，你的声音有特别的味道/我的喉咙被你呛住了。”这样，亲情就在“电话——菜——和“呛”的流转间，浓浓地流溢出来。再看《秋千》，秋千在断墙碎瓦中/整顿心事/积水中有一只螃蟹/想爬上支架/尝试橫行的滋味。荡秋千的情景中“莫名其妙”地横出一只螃蟹，怪异的关系有何用意呢？原来是作者先通过秋千变化，巧妙埋伏人生不同阶段，而后将螃蟹楔入其间，既是人生老镜的自况写照（隐喻），又有与秋千发生并置关系的换喻企图。 《选前》则是将风云变幻的选举形势，通过四种转喻（换喻）体现出来：八月大鸟衔来一朵浮云、耸动的闪电、一再延误的雷鸣；十二月是水槽旁边的蚂蚁，竖起触角警戒；三月是捡拾废弃的旗帜，风中翻滚着纸张；最后是五月听到一声声风铃的尾韵。诗人采用时间顺序，从天气、物候、上街观看和写诗——观闻听感诸方面指涉台岛的政治选情。在并列式象喻书写中，利用了风景“替代”法。从这里，我们看清该诗的转喻，是以邻近的关系作为结构（月份），以水平对应物（风雨雷电）的连续运动为发展方式的。 简政珍在承接传带隐喻与转喻的运动中，拥有上好的润滑剂。隐喻与转喻的变换、组合、跳脱，不管是以实喻虚，以虚喻实，以小喻大，以大喻小，虚实相辅，实虚互生，都颇具成色。《浮生记事》中，是把水作为原点，纵横四面八方，同时换喻（转喻）为口水、河水、洪水、脏水……。在《中国》诗章中，“当我们还在文字里散步/水泥已经遮盖了那一条河流的身世”，则是另一种类型：主要是以一种局部或一种因子来代表整体。这样，局部的水泥便成了整个城市化进程的替身，个别的河流也就成了所有田园模式的代码。前后两项的“隐姓埋名”与“偷梁换柱”，源于久远的“约定”干系。而在《国丧日》里，作者是将上面那种近邻变成“未完成”的“远亲”的陌生关系： 国丧日 防波堤上的风筝飞得特别高 诗的第一句与第二句明显有一个截然的“断开”，有意使国丧日悬在“半空中”，与风筝拉开距离，以便让多种可能的意思构建出来：“国丧”是下跪的、沉重的、饮泣低调的，风筝是悬浮的、漂泊的、高亢飞扬的。并列性对照构成隐约的反讽，孤立的国丧日与独立自由的“风筝景象”猝然遇合，使并置中的意象空隙，隐含台湾岛的许多联想发现，包括地理上的和心态上的，这种并置性给隐喻与换喻预留了很大天地。（假设“国丧日”不走换喻路线，而朝向“教堂钟声消逝”之类的方向，或“降半旗”之类的颓落方向发展，那么就会变成同类项的隐喻了）。再看《流浪狗》的最后： 我曾经将干粮放在围墙的缺口 猫的叫声带来黑夜，鸟的叽喳带来晨曦 我守望你的足迹，如 窃贼，如 渐行腐朽的电灯杆，如 及时雨，如 闪电，如干粮上漂浮的蚂蚁 流浪狗作为都市普遍“畸零人”的“我”的隐喻，是显而易见却又略显单薄的，作者不吝连续用了5个平铺排比的明喻（换喻），掠影般夹杂着记忆与幻象，一经逸出隐喻边沿，反而有助于平添隐喻的现实感和丰富性。 这种灵动的换喻，在《痒》中最为成功，在交错中“痒”得自然而又到位： 蚊子扎一针/气钻机叫了一声/皮肤一阵痛痒/水泥土多了几条生命纹/记忆终于有感觉了/一个出土的古董/对着缺角沉思/涂一点药水/平息皮肤的骚动/灌一点泥浆/填平可能的怨言/这季节性的阵痛/总有其建设性的一面/一栋摩天大楼/慢慢升起 《痒》描写建筑工地上的噪音所引发的生理反应。在纵向轴上，作者用寓所猖獗的蚊子如针扎人的凶况，隐喻工地高耸而轰鸣的气钻，气钻机在物理属性上往深处钻与蚊子针嘴往皮肤里扎是何其相似，在钻与扎这一相似点上它们建立了隐喻（暗喻）关系。为了让钻与扎不那么简单化而具丰富层次，钻与扎从纵向轴上映射到水平轴上，延伸组接为横组合轴上的“叫、痛、痒”——水泥的龟裂、皮肤的瘙痒、楼层的震摇、心灵的悸痛，共同完成了生态污染的主题。工地的垂直噪音作为都市建设隐喻，与水平方向上的瘙痒、阵痛作为污染的转喻，在相邻对等的事物上，几经灵巧的设喻转接，显示了作者娴熟转换的艺术功底。 对此转喻，简政珍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方面，转喻经由意象或是语言牵引隐喻；另一方面，以比喻的传统与运作来说，转喻是反其道而行，是一种逸轨的行经，因而有解构的姿容。”[16]此见解，与拉康眼中，转喻是欲望的动力或残余的一种“小它物”，有没有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说，转喻也是对隐喻的某种拂逆，或是对其“血缘”的接种、延伸，双方犹显得伯仲难分，它教整个现代诗的象喻写作变得复杂和丰富多彩。但实际书写中，诗人们不必太顾及转喻与隐喻的差别，倒是必须清楚隐喻的思维机制，千方百计地杜绝所谓老去的“化石”隐喻、或“睡眠”隐喻的侵扰。故上世纪八十年代认知语言学家莱可夫（Lakof）和特纳（Turner）特别提供四种创新途径：拓展对应关系（Extending）、增加细节描述（Elaborating）、整合多个隐喻（Com-posing）、质疑常规隐喻（Questioning）是很值得借鉴的，它们将有助于提升诗歌隐喻的活力。 诗歌的隐喻与转喻源于原始思维服的“互渗律”，用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Levy-Bruhl）的理论来理解：人与物之间，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别，也没有不可突破的界限，故而天地万物都可以相互沟通转化、相互渗透。诗歌的隐喻与转喻，是建立在“万物互渗、同型同构”的相似相近基础上。而隐喻转喻的相似、相近性有两种，一种是物理性质上的，它基于联想心理基础，容易被人理解，张力效果相对较弱；第二种是主观感受性上的，它基于想象基础，由于主观感受的高度个性化和独特性，张力效果较强。而它们之间（隐喻与隐喻、转喻与转喻、隐喻与转喻）互动的张力，往往是把距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拉近”在一起，由此引发读者的惊诧震撼。这些张力又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两个事物的相关程度，相关程度越小，互动产生的意义越具冲击力、感染力；相关程度越大，则冲击力、感染力越小。[17] 对于“互渗律”所“派生”的隐喻转喻及其张力，笔者一直以来试图用一个通俗比喻来理清它们之间的纠葛，即隐喻类似家族的嫡亲直属：它拥有最亲密的从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兄弟、姊妹到儿女、孙子、曾孙们的近亲谱系，包括其旁支：叔叔、姨姨、姑姑、舅舅、堂兄弟、表姐妹等近邻和远房亲戚……他们构成纵向直系的主干结构。而处于横向轴列的转喻，本来与“宗族”、“家族”并没有太多直接、必然的联系，由于纵向的“投射”、“映射”关系，连带出、或动员出学缘上的学友、校友；业缘上的同僚同事、上司下属，志缘上的诤友、畏友、票友、网友乃至敌友……都共同参与了——宗族内或亲近熟络、或水火不容、或精诚团结、或斤斤计较的“家春秋”演出。在现代诗语的部落里，诗人们正是通过张力这一充满“血缘”的纽带，凝聚了家族和非家族的所有成员。 参考文献： [1]耿占春.隐喻[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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