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具体作家作品，任务是评价其得失成败，因此对文学创作有巨大的指导作用。陈晓明自20世纪90年从事文学批评至今，已经在文学批评领域坚守了20余年。这期间，随着文学浪潮的汹涌沉浮，他不仅见证了一批批文学新人的崛起与成熟，经历学界无数次的革故鼎新，更写下了数百篇文学批评文章，出版了《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后现代性》（1993）、《文本的审美结构》（1993）、《剩余的想象——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与文化危机》（1997）、《仿真的年代——超现实的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1999）、《文化超越》（1999）、《移动的边界——多元文化与欲望表达》（2001）、《后现代的间隙》（2001）、《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2002）、《不死的“纯文学”》（2007）等多部专著，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无法回避的重要“存在”。
批评家兼学者的双重身份，使陈晓明的文学批评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理论风格并显示出特别的文学感悟力。批评家的身份使其不断关注文学现实，努力把握文学史现场，而学者的素养又使其文学批评具有学院式的深刻与厚重，形成理论素养与艺术感悟两者兼具，现场感与历史感彼此俱佳的文风。陈晓明擅长理论，精通德里达，深谙解构术，取法于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体系，其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理论化”风格。读其文章，那穿透纷纭文学现象的理论思辨力、广纳繁复艺术经验的知识视野，令人印象深刻。难能可贵的是，学院知识与理论思辨不仅无损于其文学敏锐的艺术直觉与审美感知，更使两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陈晓明对当代文学新变的踪迹始终抱有捕捉、思考与阐释的热情。他执守当代文学现场，既纵观大势所趋、宏潮所向，又细察蛛丝马迹、风吹草动，并给予有效的历史定位与理论命名。他是一位不屈不挠的话语变异的释谜者，又是一位清醒睿智的“纯文学”的执迷者；他一面盘点着“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1），一面在“绝境”之中呼唤着“向死而生的文学”（2）。他并不迷信“本质”，但又不愿堕入虚无，所以不得不在游移的态势中试建坐标，在“仿真的时代”（3）里逼视真相，在历史的断裂处召回传统。这是他的矛盾所在，更是他的持守与困惑；不仅是他个人“表意的焦虑”（4），更是一代批评家的追求与尴尬。
一、文学性视景：“差异性自由”与“审美的量子力学”
文化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渐成当下“显学”，致使“文学性”渐遭放逐，导致文学研究被“空洞化”（5）。文学经验、审美体验、艺术想象等均受冷遇，远不如“阶级”、“性别”、“种族”之类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以致大洋彼岸的学者布鲁姆难掩悲观与愤懑，慨叹“文学批评”已为“文化批评”所取代。面对文学批评走向何方的困惑，批评家兼学者的陈晓明坚定地认为：“顽强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这并不只是建立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规范的需要，而且也是摆脱那些虚假的信念，回到我们更真切的心灵的需要”。（6）鲜明地表达了回归文学本体，以“文学性”作为品评作品的基本标准与最终依据的批评准则。
文学性是陈晓明从事文学批评的核心与内在视景，不仅成为他阅读的基本尺度与终极依据，更是他批评的出发点与落足处。但深受“后现代”理论洗礼的陈晓明，并不迷信本质化、普适性、独立的“文学性”，却也不否认“文学性”的存在。面对令人困惑的“文学性”，他在《文学性：令人困惑的幽灵》中的论述颇具德里达式的幽玄：文学性是“无法辨认的踪迹”，“既存在，又不存在，既这样存在，又那样存在”；它是“处于一切边缘的幽灵”（7），既是文本之核，又是空无。这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在绝对的、本质主义的意义上界定“文学性”已然不可能，而在相对的、关系主义的语境中探讨和阐释“文学性”是有可能的。不仅如此，他还坚守“文学本位”，始终为近年饱受诟病的“纯文学”进行辩护。在论文《在底层“眺望”纯文学》中，陈晓明指出：“纯文学”写作与社会化、历史化的要求并行不悖，叙述修辞与社会批判本无必然矛盾，依旧是“怎么写”与“写什么”（8）两者融合的问题。
个人性情、问题意识及理论兴趣，使陈晓明一直偏嗜文学中边缘、差异、分裂、颠覆与异质等经验与现象，所以他探询的目光多着意于两大文学群落——“先锋派”与“晚生代”。这两大文学群落的文学实践，不仅促进了当代文学深刻的艺术变革，更对文学批评构成了“无边的挑战”。如何在文学性视景之内，对上述创作予以有效的回应，不仅是当下文学应该关注的问题，更是文学批评的理论难度之所在。对此，陈晓明提出“差异性自由”的审美观照点，并行诸一套对艺术经验量子力学般的描述话语，探幽析微，精准周致，生动敏锐，构成对技术细节富于动态感的微观透视。这种描述话语与微观透视，被陈晓明借用物理学词汇命名为“审美的量子力学”。
“差异性自由”是陈晓明对文学审美品质的一种理论概括。文学的灵魂在于“文学性”，或曰“审美品质”。“审美品质”作为概念，既空泛抽象，又具体而微，是一个综合性的指称，包括诸多方面。陈晓明认为，“差异性自由”是审美品质中最有活力的一面，是激发其他方面从而臻于更高境界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当代文学所匮缺的重要品质。那么，“差异性自由”是什么呢？陈晓明认为：“在这里，‘差异性自由’就是指纯粹的审美表现力：在文学叙述或表现中显示出偏斜的因素，在略微的差别中使严整的结构和平板的句式出现敞开的效果；使完整的人物性格和情节出现分离和更多地可能性；在单一的美学效果和情感状态中出现异质性的能量”（9）。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由“常态与先锋”两部分构成，前者起着结构性、基础性、规范性的作用，具有整体性、完整性与恒常性的特征，后者则是文学王国的晚生势力，天生反骨，怀有贰心，崇尚“极端经验与异质之力”（10），孜孜探求艺术变革与话语变异，不断激发文学叙事的活力、丰富汉语的表现力，在“常态”结构的裂隙中“逃逸”而出，并在“常态”深厚的基础上完成“变形记”（11）与“脱身术”（12），由此敞开语言与存在的无限可能性。这种相对于“常态”的逃逸、偏斜、变形的“先锋”性，在陈晓明看来，就是他所看重的文学的“差异性自由”。
陈晓明敏锐发现文学中“差异性自由”的存在，并在这闪烁不定、光怪多变、秋毫细微的“小诡计”中投入巨大的理论热情，寄寓着他高标独举的文学理想及对“存在”自由而广阔的理解。他说：“理论只成为一种踪迹，一些对差异与变异的跟踪。更响亮而富有自诩的说法则是解构。但是解构并不是摧毁，只是追踪而已。”（13）为了追踪话语的差异与变异——“差异性自由”，他构造了一套独具特色批评话语：当代文学艺术表现机制的解放“不是革命性的突变，而是在现代性的基地上，做出略微的变异——这使它最大限度地保持现代性的艺术表现成就，而又能加入新的更活跃的因素，一种激活现代性美学记忆的那种美学量子”（14），即“审美的量子力学”。这种批评话语细致缜密、精确深刻，而非囫囵吞枣、浮光掠影，其致力于探入文本的细部，把握其变异、破裂、龃龉、参差与复杂性所在。同时，“审美的量子力学”是一个富于动态的微观视景，契合对当代文学现象局部变动规律的追踪与解析。陈晓明取譬物理学，把文学的技术细节变化视作活跃的审美量子，据以观察、描述它们的性质状态、运动规律、变化踪迹及其相互作用的效果。因此，他偏爱动词、动态及叙事的“能动性”，“追踪”、“断裂”、“破解”、“逃逸”、“变形”、“脱身”、“敞开”、“缠绕”、“流动”、“穿过”、“穿透”、“超离”、“抵达”、“扭曲”与“张力”等，成为其使用频率较高的批评词汇。他以细密的笔触，为我们绘制了当代话语变异的动态效果图。“在这种批评场域建立的是文学不断自我更新的那种景象。”（15）而“差异性自由”与“审美的量子力学”无疑成为其文学性视景——文学本体批评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维度。
二、现代性视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缠绕
陈晓明虽则以“文学性”作为根本的价值依据，但并非拒绝历史而走向文本的封闭。“现代性”理论视野的引入，表明他由文学敞向历史的努力。其早年著述《无边的挑战》，颇具冒犯性的后现代知识搬演，不仅在当时备受瞩目，其细腻的语言感受与周致的艺术描述，至今仍受学界赞许，足资借鉴。因此，他被冠以“陈后主”的诨号。这不禁使人心生疑问，早年凭“后现代”起家的他，为什么近年来的批评立场转而返回“现代性”？
其实，“现代性”问题，本就是“后现代”的论题，它肇始于对“后现代”的广泛批判。对批评家陈晓明而言，选择“现代性”作为文学批评的切入点，自然是出于策略性的考虑，毕竟“现代性”话语已然成为文学评论界群雄争逐之地，无法被忽视。同时，在他看来，“现代性”不仅是行之有效、包容万千的概念，更是内蕴历史连贯性、兼具反思视角的批评场域。在时间维度上，它贯连“前现代”、“现代”及“后现代”，有助于重建历史的连续性；在空间维度上，它涵盖“后结构”、融通诸学科，有利于激发文学研究的活力。当然，这一切又必须回归“文学性”这一文学批评的核心，并落实在具体的文学经验与审美体验之中，而这也正是陈晓明批评话语转换的深层原因。面对“现代性”问题，他一方面重申“后现代”的立场，一方面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既保持“现代性”批判的态度，又不失之激进与虚无；他试图协调“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关系：“也许，我们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历史／文化建构，这就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重建现代性的那些基础；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后现代的未来。既不必用后现代性全盘颠覆现代性，也不必用现代性论说压倒后现代性话语。在当今中国，把二者结合起来考虑问题，可能更具有思想的包容性。简单地说，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可以作为思想的出发点；而后现代性的思想视野可以看到更复杂多样的差异状况。”（16）换言之，他在探询一条道路，不是非此即彼式的选择，而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缠绕之中稳健地求索。
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缠绕成为陈晓明文学批评的阅读图式与阐释框架。这既生成又牵制了他的艺术认知与批评实践，其文学批评的优长与限度均缘于此。陈晓明的阅读基本由两部分构筑，一方面是现代性的美学机制与规范；另一方面是后现代的美学质素与愿望。在其文学批评实践中，“现代性”意味着历史化、社会化、本质化、总体性、整体性、集体性、人民性、深度性、革命理念、宏大叙事、民族国家寓言、传统现实主义美学等；“后现代”意味着非历史化、平面化、反本质主义、非完整性、个体差异性、小叙事、消费社会的美学趣味等，在其文章中通常以“后历史”、“后革命”、“后人民性”、“后悲剧”等“后学”的理论命名。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缠绕地带，便是“差异性自由”审美品质的生成之所，构成文学变异深广的文化内涵与历史语境。而“差异性自由”，是现代性与后现代之缠绕在文学中的展开方式。陈晓明一方面去探寻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品质；另一方面，他或呼唤或指出作家们对“现代性”的解脱。他就站在这个“缠绕地带”，考察当代作家试穿现代性之域的成与败、得与失、利与弊。换言之，他所要考察的是当代文学的艺术变异：即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延续了现代性的美学形式、如何复活了现代性幽灵的同时，是否又完成了后现代式的解构、是否抵达了后现代之域。“现代性”在陈晓明的批评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坐标，是一个有待突破的美学机制，它构成作家们“无法穿透的现代性之墙”、“无法穿越的现代性之坝”、“穿不过的现代性现场”（17）。有时，他们能够“转向逃逸”，从现代性的机制中游离出来，抵达后现代的场域。陈晓明在考察荆歌、熊正良、鬼子、董立勃、艾伟、刘庆等人的小说创作时，指出他们容易与传统与现实妥协，有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但它对时间线性发展的依赖，它寻求的整体性和单方面不断强化的艺术手法，它的叙述主体在场的那种目的论，都表明它是对现代性的美学的回归与强调，它是在美学上对‘现代性之父’的重新臣服。”（18）而在阅读刘震云、阎连科等作家时，陈晓明认为他们在延续现代性主题的同时，又创造了后现代的美学效果，如对线性时间的割裂、对完整性叙事的打断等，“使乡土中国以其自在的形象反射出后现代的鬼火。”（19）
面对强大的“现代性之父”，寻求艺术变革的当代作家在陈晓明的论述中，仿佛一群有先见之明、内心困惑的“俄狄浦斯”。他们一面寻求“新变”、确立自己，一面又深知“弑父”所带来的灾难。于是，他们一面召唤父亲的幽灵，一面又逃离他的阴影；一面渴望父亲的伟力，一面又抗拒他的支配；一面延续辉煌的祖制，一面又悄然予以篡改。这不是非此即彼式的殊死搏斗，而是一场伟大的博弈——现代性与后现代缠绕其间，构成复杂的历史文化景观，也是当代文学与批评的活力所在。然而，在“现代性与后现代缠绕”的阐释框架中，也投射着批评家自身的意图与矛盾。“现代性”在陈晓明看来，既是“未竟的事业”，又是“可疑的方案”；既是需要继承的“遗产”，又是有待偿还的“债务”。所以，他只能在游移的态势中试建坐标，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重重幻象中求得依归。因此是含混的、矛盾的、焦虑的，同时也具有可信性、建设性、实践性。与父亲幽灵的对话仍将持续展开，我们将在“无限的回归”与“无边的挑战”中领悟文学的存在，曲曲折折、不屈不挠地走出自己的路，划下生命的经纬与命运的踪迹。在陈晓明看来，“不动的历史与动的我们构成一种拉力关系，只有逃离，转身走去，才有道路可行，才能开创我们的历史。”（20）在理论未及言明转向所在之时，当代文学或可成为先声，含混、诗性而倔强地表达“转身”的意图及行迹。这也正是陈晓明积极阐释话语变异的意义所在。
三、本土性维度：中国立场与汉语经验
本土性，是近年来陈晓明在从事批评中所引入的阐释维度及其努力方向。他一方面瞩目富于民族语言特性的文学创作，探寻汉语经验的异质性，“开掘出汉语的存在深度与美学特征”（21）；另一方面，他又殷切呼吁学者的中国立场，并试图建构具有中国性的批评理论与美学准则，以期突破以西方审美尺度为价值圭臬的被动格局。近年的研究与批评展示出他自觉的中国立场与本土面向，在论文《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与创新的可能性》中，陈晓明指出：“总是要阐释出中国现代性的异质性，不是被同一性所统摄的那种现代性，而是开掘出中国的现代性的面向，在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经验纳入西方的现代性，纳入世界现代性的范畴的同时，释放出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的异质性意义。这样的异质性，不只是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的现代性文学标准给出标准，而是有中国历史经验和汉语言的文学经验，以及文化传统的三边关系建构起来的异质性。”（22）中国现代文学的异质性何在？在陈晓明看来，从大的方面而言，浪漫主义文化及其运动，构成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文化根基。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都与其密切相关，其特征是以内心与自我为中心。而中国缺乏西方的浪漫主义传统，以现实主义为贵，特征是把握外部与民族国家叙事。质而言之，“西方现代文学发展出向内行／自我的经验；而中国的现代以来的文学则发展出外形／现实的经验。”（23）中西的现代性路向有别、文学经验殊异，倘若以西方文学的价值尺度来拷问中国文学的正当性，那么中国文学则永远屈居二流，甚而丧失自主性。所以，陈晓明指出，必须对汉语写作给予中国的阐释，呈现出中国美学的异质性。
强调中国立场，吁请建构异质性的魄力，看似陈晓明文学批评的“新变”，但实际上仍归属于其后现代理论的一脉，生成于其后现代的知识谱系，展开于其现代性的理论视野，并落实于批评本体文学性上。而“中国立场”的引入，既引发广泛共鸣，也激起无数争议。青年作家李浩认为，强调“中国立场”无异于“画地为牢”，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是对普世性文化标准的漠视”。（24）学者张光芒指出，“中国立场不符合逻辑”，并可能加剧“文学标准的混乱”，而应该坚持“人类的立场”。（25）上述论述对陈晓明的批评不无偏颇，他们“先在”地预设了一个先验的、外在的普世价值与人类经验。正如张旭东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中所说：“那种认为现在有一个普遍的东西，有一种文明的主流，中国只要靠上去、融入进去就行了的看法，其实不是放弃了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而是放弃了对这种特殊性内在的普遍性因素和普遍性价值的信心与肯定。”（26）然而，这样的论述也并不意味着陈晓明的价值论述就没有局限。他执意地强调中国现代性的异质性与本土文化的特殊性，而缺乏对其中所蕴含的普遍性价值的阐发，这便落入了另一重窠臼，造成又一种盲视。其实，陈晓明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略有论说，但还缺乏更为深入而有力的开掘与建构。
中国立场，不应只是抱守中国价值的特殊性，给出其经验的异质性便轻易了事，而是应以此为出发点，以主动的姿态，积极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之中，参与到对普遍性的探索和界定之中。“文化或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个性’，实在是一种要求很高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文明传统的根本气质，是它以自己不可替代的特殊方式展现出来的某种无可抗拒的普遍价值和精神魅力。”（27）换言之，本土性维度要求我们既发现（发明）自己独异的根本气质，又使之生成新的“普遍价值”与“人类意义”。这呼唤着更为有力的笔触与创造、更为深广的视野与思考，以及锲而不舍的实践。这不仅是评论界对评论家、学者陈晓明的期待，更是对中国当代汉语写作及其批评的期许。
注释：
（1）陈晓明：《文化溃败时代的馈赠》，《艺术广角》1993年第4期。
（2）陈晓明：《向死而生的文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
（3）陈晓明：《仿真的年代——超现实的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版。
（5）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空洞化”现象》，《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第23页。
（6）陈晓明：《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页。
（7）参见陈晓明：《文学性：令人困惑的幽灵》，《向死而生的文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33页—150页。
（8）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长城》，2004年第1期，第199页。
（9）陈晓明：《给文学招魂或差异性自由》，《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10）陈晓明：《极端经验与异质之力》，《长城》，2004年第3期，第201页。
（11）陈晓明：《整体性的破解——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变形记》，《文艺研究》，2004年第7期，第13-22页。
（12）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第112-120页。
（13）陈晓明：《当代小说的审美变异性》，《向死而生的文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57页。
（14）陈晓明：《给文学招魂：差异自由性》，《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第5页。
（15）陈晓明：《我对文学批评的理解》，载《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6期，第29页。
（16）陈晓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缠绕及其出路》，《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39页。
（17）详见陈晓明：《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蔽转向》（下编：第四章），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8-241页。
（18）（20）陈晓明：《别了父亲和长篇小说》，《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206页。
（19）陈晓明：《乡土中国与后现代的鬼火》，《不死的纯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页。
（21）陈晓明：《不屈不挠的肯定性——程文超文学理论批评论略》，《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57页。
（22）（23）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与创新的可能性》，《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陈晓明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458页。
（24）李浩：《文化异质性不等于“中国立场”》，《北京日报》，2010年6月28日
（25）张光芒：《中国经验与中国立场不是一个问题》，《辽宁日报》，2010年5月21日，第009版。
（26）（27）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代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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