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何平
主持人语
作为大学里的文学教师，盖建平设定和文学关联的三种身份——文学读者、研究者和教师，这使得“文学本体”充满了自觉的探索意味。和普通文学读者不同，有着研究者身份的盖建平能够从“缺乏文学性”的早期美华文学体悟到文学之美。能够不囿于文学陈规，对既定审美标准难以覆盖到的，或者视而不见的发现并予以揭示，在新的经典生成和确立的同时，也拓展了文学的审美疆域。再有，盖建平谈到的“文学教育”问题需要引起研究的重视。“文学本体”是“实有的”，也是不断被发现的，而这种被发现的“文学本体”如何通过国民文学教育得以传递和接受，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气质”。
盖建平
今日的读者，不再是在物质贫瘠、成分单调的素朴生活中向文学寻求超拔的精神飞举，他们需要的是更加强劲、更加“真实”的力量，为他们注入生活的信心，帮助他们重踏实地，强化他们的归属感与社会价值感。这样看来，青年尤其需要文学，而且必然需要通过不同于上一代的方式去接近她。
应该让更多的青年意识到他们并非“孤立无援”，也没有什么“文脉已断”，文学仍是为他们提供知识、勇气、灵感与智慧的宝库，在经历了艰苦的、足够的学习之后，他们完全可以经由文学来寻求“更好的自我”与“更好的世界”。
作为普通读者，我是看着“人间喜剧”、《红楼梦》之类的“世界文学经典”长大的；作为文学研究者，我的“本行”则是美国华人文学，博士论文做的又是常常被认为缺乏“文学性”、“并无足观”的早期美国华人文学。求学期间，曾有一位同系的教授问我：“你认为这些木屋诗（即19世纪后期申请入美的普通华人劳工在被美国海关拘押审查期间刻写在拘留所“木屋”墙壁上的诗歌）美吗？”当时我立刻回答：“当然！”这是真心话，但显然并没答出那位教授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标准它们是美的？回想起来，当时我应当引用济慈的名句：“真即是美，美即是真。”
形式之美、智慧之美、意志之美
当前对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似乎仍致力于将文学及其研究与其他学科区隔开来。而从文学阅读的层面来看，即便真能从一切文本中抽象出“文学的本体”，它也并不是均一、恒定的存在。文学作品种类多多，读法也多多，哪个读法最“正宗”？“高雅”也好、“严肃”也罢，在经历了从普通读者到文学研究者的变化之后，我渐渐领悟到，所谓“品位”，有时不过是一种“口味”而已。经由长期的“经典”、“纯文学”阅读而养成的文字敏感、人文素养，及“人性”视点，在令人自矜“讲究”之余，是不是也滋长了一种大美在怀、真理在握的幻觉，以至于使人对既定审美标准之外的东西视而不见呢？
让我意识到这种幻觉的，正是我从“缺乏文学性”的早期美华文学中体悟到的美——这种“美”不是凭着现成的、“高雅”文学的素养所能意会，而是需要先经过一番艰苦的“预热”——知识与观念的双重扩充。
首先，当然是了解美国华人移民史，这包括了解19世纪中期以来华人赴美的动机、事迹，进而掌握美国排华运动的来龙去脉。但知道“史实”仍是不够的，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去看待这段历史，这比了解具体的史实来得更加困难。记得在最初读过一些以列举史实为主的移民史、美国排华史（中美学者的著作都有）之后，我提出了一个书呆子的问题：“美国国会都立法不许华人过去了，那为什么还一定要去自讨苦吃呢？这不是必然招来更多的反感和排斥吗？”我的导师根本没有理会这个傻问题。直到读了大量引述美国国会文献、法律，从法理学层面剖析美国排华过程的专著（张庆松《美国百年排华内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我的疑问才彻底澄清：美国的立法与司法并未对华人实施“盲目的正义”，而是公然采用双重标准——专门针对华人这个种族制定排斥性的法律，且执法时不是疑罪从无（这是向来受到推崇的“西方司法精神”），而是疑罪从有。这样来看，一味责备早期华人移民坚持赴美是“不守规矩”，岂不也是一种天真的双重标准吗？
就这样，本着储备足够的知识以理解美华文学的目的，先是我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大量吸纳了与华人相关的那个“美国”（从制度层面到文明层面）的信息；接下来，我看待一般文学作品的视角也变了，不是单纯关注文本的风格、思想或人物形象、剖析文本的“内部”结构，而是开始关注文本结构中的观念脉络——作家对“现实”的艺术反馈。作家不能不对自己深刻体认的“现实”做出表述。于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最有乐趣之处，就变成了辨析作者如何将其关心的“现实”以文学的手法加以“重写”。优秀作家对于现实的观照又往往因其深刻及关怀之深广而带有总结与预言的意味。这样，我从文本中领会到的“美”便不是“形式之美”，而是指向现实的智慧之美及意志之美了。
抗争之美与担当之美
这算是对“文学”的背离吗？不管怎样，我对文学——包括文学本体——的理解变化了。文学有的就是“无用之用”吗？至少在美国华人文学这个领域里，文学书写长久以来一直是美国华人“生存斗争”的组成部分。文学提供的就是只可意会的“美的滋养”吗？美华文学首先揭示的却是“真”——不只是华人在美国长久以来受排斥的事实，也不只是美国主流社会排斥华人的理由、“真相”，还有美国华人对这一困境的种种反应：他们对排华主义有何认识、作何反应？做了什么改变现实的努力？他们的努力有什么效果？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现状、又预期着怎样的未来？
上述问题似已离题万里，然而“美”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探问与思考之后才随之而来——在美国排华传统这个庞然巨物的对比之下，历代美华文学作品流露的认清现实的智识，面对现实的勇气，自我肯定的要求，特别是以汤亭亭为代表的几代华裔作家更为自觉的、着意改变现实以求改变未来的写作议程，如是种种，散发着某种庄重而近乎悲壮的抗争之美与担当之美。这种“美”固然是高迈的、不肯磨灭的信念的光彩，但同时也承载了平凡的、生命的温度，牵系着千千万万美国华人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渺茫企盼——即便其中的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并没有清楚的了解，也没有以特定行动改变自身社会处境的明确意识。
总之，对于美华文学之“美”，我这个并不属于美华族群的研究者深有体会。这一点决定了我对美华文学不仅是“研究”，也是“审美”。深入阅读美华文学，可以增进关于美国的知识，还能够提振正气，增强行动意识，甚至改变精神风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对美华文学的这份“自信”不是出于愿望或情感、出于“天下华人四海一族”的文化“情结”或“中国文化中心论”，也不是出于对美国华人的“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而是基于一种事实判断：历代美国华人求生存、求发展的正反面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现实处境的独特“案例”，经由美华文学，我们这些缺乏“美国知识”的读者可以消除“地球村”的天真愿望，增强面对严峻现实的紧迫感，并在正视现实、干预现实的自觉愿望中获得一种超出个人生存层面的充实感、价值感。
总之，从我个人阅读、研究的双重经验来看，来自美华文学的“信息”可以引向“行动”，而按照尼尔·波兹曼的说法，惟有能够导向行动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美华文学对于当下的中国读者可以首先是“实用”的，无论是对于“大我”还是“小我”而言——对于现实的、处于具体文化关系中的人来说，对国族处境的认识，本来就是其自我认识的一部分。
文学价值的多种指向
当然，达到上述阅读效果的前提仍是，阅读不能囿于文学文本，而是先要具备相当的文学外的知识。这一点是美华文学之为“文学”的一种缺陷吗？美应当是一望而知、不言自明的吗？这个问题其实不限于对美华文学的评价，而是可以扩展到对“文学”的一般读法的反思：有没有必要“费力”地理解文学？为什么要汇集、“动员”大量的知识展开“脑力劳动”，既然可以轻松愉快地消磨时间？
这正是在身为普通读者、专业研究者之外，我与文学保持“第三种关系”时最常遭遇的挑战：怎样才能唤起学生对文学的兴趣？究竟应当本着怎样的文学观，揭示怎样的文学图景，传授怎样的阅读方法？这些问题和我们今天对文学本体的讨论一样，包含了对现实的“抗争”。课堂里的现实惨不忍睹：部分学生甚至直言对文学“没有感觉”，表示有兴趣的学生阅读积累也远远不够。成为够格的中文系学生，必须首先完成大量的文本阅读，才谈得到“入门”。然而对于老师们“不择手段”的“加压”，不具备阅读习惯和较好阅读能力的学生苦不堪言，许多人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为什么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去“学习”文学，既然文学阅读的本质是“审美”？
在当前信息社会“娱乐至死”的大环境里，“高雅”、“严肃”或“美”，早已失去了在传统社会语境中的神圣光环及号召力。文学阅读成了苦差，甚至有西方教育家专门撰文论证教育在当代语境中的“不可能性”。也有人断言文学的价值不需要“别人”认可，有位中文系教授就曾傲然宣称：“上中文系没有任何用处，要废就废得彻底一点。”一时传为美谈。这番蔑视世俗的狂放之言固然是在张扬“纯文学”的“独立”精神，然而，这一立场在娱乐时代已经失去了批判的锋芒，独善其身的“个性自由”从未显得如此庸俗。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现实，从不同的角度呈现文学的价值和力量，才更加必要、更加迫切。这不是要讨取世俗的认可，相反，这是延续文学固有的理想主义立场，是文学对时代的担当。
青年剧作家曹禅曾这样描述“90后”一代所处的文化困境：“有一桶水，所有的人站成一排，每人从桶里舀一勺出来，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传传，传到我们这里，桶空了。”现在是信息时代，普通个人接触文化遗产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要便利，“桶”怎么会空了？然而这个比喻却是形象的：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中，传承感、共有感消失了，个人对于群体的归属感也变得空洞，认不出上一代传给了自己什么“文化遗产”，也想不出自己会有什么可以传给后来人。
处于探索期的青年一代对这个问题自然感受得更加强烈。今日的读者，不再是在物质贫瘠、成分单调的素朴生活中向文学寻求超拔的精神飞举，而是先自“迷失在开心馆中”，在光怪陆离的娱乐文化中无力自拔；他们需要的是更加强劲、更加“真实”的力量，为他们注入生活的信心，帮助他们重踏实地，强化他们的归属感与社会价值感。这样看来，青年尤其需要文学，而且必然需要通过不同于上一代的方式去接近她。
文学能不能扮演青年一代的“救世主”，自非教师一方所能安排；但文学对当代现实会起什么作用、该起什么作用，我们这些文学教师似乎不能顺其自然、听之任之。呈现出文学怎样的“面目”，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日常工作。至少我们的授课不应当强化学生的一般成见，让他们继续认定这些“高大上”的东西莫名其妙、与我无干。
当学生们对文学经典敬而远之，我们首先需要为他们破除“经典高不可攀”的消极印象，引导学生具体地认识到文学与时代现实之间亲密、复杂、紧张、多样的关系，并以文学的真实与真诚，鼓起他们求知、求真的勇气：没有哪个时代是轻松愉快的，重要的是怎样面对生活。他们中有多少能成长为学者、有能力在将来展开文学本体论层面的讨论，这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任务；重要的是，让更多的青年意识到，他们并非“孤立无援”，也没有什么“文脉已断”，文学仍是为他们提供知识、勇气、灵感与智慧的宝库，在经历了艰苦的、足够的学习之后，他们完全可以经由文学来寻求“更好的自我”与“更好的世界”。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自然不一定要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这个概念可以只是一种用于测量研究界宏观动向的思想工具。对文学的一切思考，不一定要向内归结于某种人为的“完美”体系，而是可以更明确地指向绝不完美的现实，并透过现实，去塑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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