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实证主义是强调经验和事实，反对形而上学的苦思冥想，带有一定科学精神和理性意识的西方哲学理论。事实上，重实证的社会历史批评，同重感悟的印象批评一样，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精髓。尤其是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学，重校勘、考据、版本、训诂，讲求“言必有理、言必有据”，一直到民国时期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等，均有着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影子。
实证批评融合了社会学的访谈、实验、调查、统计、数据整理、问卷分析等量化分析方法，更强调逻辑性和证据性，所得结论也相对客观、真实、说服力强。不过，实证批评后来很长一段时期都处于衰落中，虽然在新时期以来有所复苏，但是在思想热、理论热、西方热大潮中仍是一种相对边缘的存在。1990年代，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各类轰轰烈烈的话语思潮，基本都是与实证主义批评无涉的思想、理论著述。
实证批评在中国学界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是在国门蓦然洞开的年代，在外来新异思潮带给学界巨大冲击的知识背景下，与古典文论相联系的考据、校勘等传统实证方法容易给人某种冰冷而机械的“陈旧”感觉；二是从话语理路上说，改革开放之后，文学批评的首要任务是将文学向文学表达的人性价值、美学价值、叙事形式等要素推进，即文学批评的“向内转”，但实证主义方法论对文学书写对象的客观、实地考察，对受众反应的具体、量化分析等，则带有明显的外在化痕迹，同“向内转”的文学转向之间似乎有着某种时代错位性；三是由于作家作品数量的迅速增长，传统的考据、调查、访谈、校勘等实证研究方法效率日渐低下，已越来越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研究需求，成为费力不讨好的“笨”方法，因此在学界遭到了不少冷遇。
在新世纪的今天，重提实证批评既与文学发展的新形势相关，也联系着文学批评去除积弊，寻求新的话语空间的努力。首先，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经过了形形色色的先锋实验与个人化写作的“向内转”潮流之后，新世纪文学大大增强了同社会现实、时政话题、新闻事件的联系，出现了底层写作、非虚构写作等有着强烈现世情怀的文学潮流，不啻为新一轮的 “向外转”，这势必增强了对强调社会历史分析的实证方法论的渴望。
其次，随着文学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与多媒体技术对文学生产的进一步浸入，文学与新闻、影视、戏剧、演讲、动漫、音乐，甚至网络游戏等相关文类进行文体互渗的“跨界”现象愈益明显，对批评方式的选择也有相应的“跨界”需求——超越文学批评理论阐释、文本细读的通常策略，转而从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定量或定性分析中找寻新的方法论资源。
最后，也是最迫切的现实压力，随着作家作品在传媒时代的海量增长，如果不借助技术手段的量化分析，批评家已很难对研究对象进行概览性梳理与把握。最近几年，仅出版的长篇小说已达到年均5000部，更不用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以及比纸媒容量大若干倍的网络文学了，如果不做整体把握，仅做抽样分析，所得结论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借助数据分析等必要的实证手段才能确保研究的全面性、权威性。
与之相联系的是，文学批评近年来过分个人化、随意化、人情化的主观主义流弊，也在无声地呼唤讲求科学精神与理性意识的实证批评的回归。当然，最鲜明体现实证批评之可行性与必要性的是随着互联网、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实验、调研、问卷分析等实证批评所需要的信息资料已能够快速、高效、从容地获取，取代过去的校勘考据成为当下实证批评的基础。而因其高速、高效、多样、巨量等现代技术特征，它不但不再是一种“笨”方法，而且成了文学批评应对海量增长的文学现象的重要批评方法，或者说是文本分析、理论阐释等传统文学批评方式的重要补充。
比如，数字检索可以对作品的读者接受做精确的量化分析，一部经典作品历时性或共识性接受的数据统计可以为其时代语境研究提供精准的数据资料，美学风格、主题意蕴等若借助关键词检索等技术手段，也会在通常的主观感悟基础上增加准确性、系统性的因子。经典作家的文学活动、创作年谱、轶文考证、版本辑录等非文学化的“实在”问题的研究更是主要应由实证批评来支撑。再如，问卷、访谈、实验、考证等传统方法在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手段支持下不但会变得相对容易，还会更科学通透。而实证批评借助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定性、定量分析法更是给文学社会学、文学传播学等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批评家白烨曾说，“一个相对滞后的批评，在面对一个不断更变的文学；一个相对萎缩的批评，在应对一个不断放大的文坛”。在急剧变化的文学新形势面前，文学批评界应改变过去重主观轻客观、重批评家轻大众读者、重才情轻学识、重审美轻考证的惯性思维，将实证批评的方法论纳入研究视野。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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