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隐喻视阈下的汉族和蒙古族动物谚语比较研究
http://www.newdu.com 2024/07/19 03:07:35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 刘富华 左悦 参加讨论
摘 要：动物在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发展中始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动物隐喻也长期存在于两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对于这些动物原型, 汉族和蒙古族有着相同的情感映射, 但在文化传播过程中, 动物的隐喻内涵却产生了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每一个源域都有许多下层概念, 即被使用的部分 (used part) 和不被使用的部分 (unused part) 。两个民族在同一概念语义域中选取了不同的方面, 在民族文化中产生了不同的内涵属性, 进而在文化成员的头脑中分别形成了牢固的概念, 达到了规约化 (或社会认可) 的程度。 关键词：认知理论；动物谚语；隐喻；对比研究 作者简介：刘富华, 女,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左悦, 女, 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 金：国家汉语对外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重点规划项目 (HBJ03-04/005)。 谚语是流传于民间的简练、通俗而富有意义的语句[1]491。作为一种口语化的固定句式, 因其具有通俗性、广泛性和生动形象性等特点, 流传甚广, 深受各民族人民喜爱。从内容上来看, 它包含着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知规律, 凝集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 是人们对各种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从形式上来看, 它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幽默诙谐, 读起来经常使人有“顿悟”之感。而动物谚语作为谚语的一个分支, 其中饱含着人们对动物的了解, 对自然的认知, 还有对人类自身的反省, 承载和反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思维。 一、汉族谚语和蒙古族谚语 (一) 概念区分 国内一些对民族谚语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经常将“×族谚语”和“×语谚语”等同使用。譬如, 一些对汉族和蒙古族谚语进行研究的文章, 标题使用的是“汉族谚语”和“蒙古族谚语”, 而正文中出现的却是“汉语谚语”和“蒙古语谚语”;还有一些文章正文中经常交替使用“汉族谚语”“汉语谚语”或“蒙古族谚语”“蒙古语谚语“等字眼。在这些作者的认知当中, “×族谚语”和“×语谚语”是含义相同的同一概念。当然, 在某些特定场合, 这两个概念可以等同使用, 但严格说来, 这应是两个存有重大区别的概念。 毫无疑问, 汉族谚语是用汉语表述的, 蒙古族谚语是用蒙古语表述的, 在这一点上, “汉族谚语”就是“汉语谚语”“蒙古族谚语”就是“蒙古语谚语”。但是,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除汉族以外, 还有55个少数民族。在这些少数民族当中, 有20个左右的民族虽有本民族语言, 但无本民族文字, 生活中通用汉文。而满族原有的满语、满文已处于消亡状态, 现在普遍使用汉语、汉字。这些使用汉语、汉字的少数民族, 其民族谚语多是用汉语表述, 用汉字记录的, 自然可以归入“汉语谚语”的范畴, 但它绝不属于“汉族谚语”, 而只能属于其本民族谚语。譬如, 满族谚语“话多不如话少, 话少不如话好”“存心当如月之明, 做事当如水之清”都是用汉语表述的, 是“汉语谚语”, 但不属于“汉族谚语”。 本文是对汉族谚语和蒙古族谚语进行比较研究, 因此笔者认为, 在研究之前首先有必要对“中华谚语”“汉族谚语”“汉语谚语”“蒙古族谚语”“蒙古语谚语”几个概念给出明确的定义。 “中华谚语”是以汉族和包括55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谚语, 它既包括汉族用汉语表述的谚语, 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表述的谚语。 “汉族谚语”是专指汉族创造的谚语, 既包括主要以汉语表述的, 也包括翻译成其他各民族语言的。 “汉语谚语”则是指所有用汉语表述的谚语, 既包括汉族谚语, 也包括原本就用汉语表述的或译成汉语的中国各少数民族谚语, 还包括译成汉语的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谚语。 同理, “蒙古族谚语”是专指蒙古族创造的谚语, 不论它是用蒙古语表述的, 还是已经译成了其他民族语言的。而“蒙古语谚语”, 则不仅包括蒙古族谚语, 它还应包括用蒙古语表述的其他民族谚语。譬如达斡尔族、东乡族、土族和保安族谚语等。 所以, 本文选择将“汉族谚语”和“蒙古族谚语”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此外, 为了方便更多不懂蒙古语的人阅读本文, 文中语料一律选自汉语译著, 蒙古族谚语部分则采用双语词典《谚海》第三卷:蒙古族谚语卷[2]。 (二) 汉族谚语和蒙古族谚语的发展历程 汉民族对谚语的研究历史悠久, 《礼记·大学》释文记载“谚, 俗语也”;“谚, 俗所传言也。” (《汉书·五行志颜注》) ;“谚, 传言也, 从言, 彦声。” (《说文解字·注》) ;“谚者, 直语也。” (《文心雕龙·书记》) 。近代学者们对谚语的定义也做了不少研究, 温朔彬和温瑞政曾对谚语进行过狭义的定义:“谚语是人的实际经验之结果, 而用美的言语以表现者, 于日常谈话可以公然使用, 而规定人的行为之言语。”[3]20之后的研究者们也大多沿袭了这个思路。 汉族谚语发展至今, 已与成语、歇后语、惯用语、格言等其他语言单位一起, 被看作熟语的一个类别。虽然谚语和某些语言单位很类似, 但是认真对比和观察之后可以发现, 它们在结构成分、内容含义等方面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的。比如: (1) 和成语比起来, 谚语主要是反映和总结生活斗争中的种种经验和规律, 成语则侧重与表达某种概念和思想。如:A:病从口入, 食多伤脾;B:无病呻吟, 食古不化。同样都是四个汉字, A更偏重于总结经验教训, B则固定地表示词组特有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 它们是不同的语言单位, A是谚语, B是成语。 (2) 与格言相比较, 谚语的创作者大多是普通百姓, 来源于民间, 而格言的作者一般是社会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从应用范围来看格言多用于书面语, 谚语多流传于口头。但近年来许多格言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被广大群众广泛运用, 有些已经转化为或正在转化为谚语。从语言结构上看, 汉族谚语总共有三种形式:单句形式、紧缩句形式和复句形式。其中复句谚语比例最高。 蒙古族谚语与汉族谚语的系统分类不同, 主要原因是蒙古语对谚语、成语、熟语的分类并不是很明晰。《中国谚语集成》[4]中记载, 蒙古族谚语音译写作“祖尔·策琴·吾格” (音译) 。“祖尔”意即比喻、比方;“策琴”意为智慧、经典, “吾格”意即语言、词语, 连接起来有“比喻的经典之语”或“比喻的智慧之言”之意。但不论格式和类型如何区分, 蒙古族谚语也和汉族谚语一样, 是在民间流传的, 具有相对固定格式的语言形式。蒙古族谚语中少有单句形式, 多是双复句形式, 也有一些四言形式。同时, 蒙古族谚语十分讲究语音上的和谐和韵律的协调性, 大量地存在着三韵法:“头韵如缰, 任意驰骋;腰韵如辙, 通途顺扬;尾韵如舵, 扬帆开航。”[5]80-82蒙古人很看重谚语, 他们认为“最干净的水是泉水, 最精炼的话是谚语”。蒙古族谚语特点十分鲜明、直率、敏锐、智慧、诙谐。他们对喜爱的事物、赞赏的行为不吝夸赞:“高山的装饰是绿树, 国家的财富是人才”;“鸟在高空飞翔全凭翅膀, 人能发明创造全凭智慧”;还有诙谐幽默的生活总结:“烈马怎么跳也毁不了鞍, 骆驼怎么跑也上不了天”;“不要给醉人看酒, 不要给瞎牛认井”等等。其中, 烈马等词语都是典型的蒙古族词汇。 二、谚语与认知隐喻 不论是汉族谚语, 还是蒙古族谚语, 抑或是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国家的谚语,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形式的口语化和内容的整体性。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汉族和蒙古族对于某些概念的描述基本上是相同的, 比如汉族谚语中有“入乡随俗”, 蒙古族谚语中有“入城随城, 入乡随乡”;又如汉族谚语“送佛送到西”, 对应的蒙古族谚语就是“送人送到家, 帮人帮到底”。这种意义相近的情况不仅在谚语中存在, 还多见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中, 原因就在于不同民族在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上彼此影响, 对于一些概念产生了共同的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 人们运用已知的事物和熟悉的生活场景来解释未知的概念或者抽象的人际关系, 这种思维模式则是隐喻产生的根本机制。 人类思维的形成方式多种多样, 但其中一个神奇而又有趣的现象就是隐喻对思维的作用。通过隐喻, 人类的思维变得开阔, 世界的色彩不再单一, 生活充满了趣味。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 将隐喻和认知在语用层面上关联在了一起。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 也是一种思维方式, 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将隐喻看作一个公式, 这其中包含两个域:始源域 (source domain) 和目标域 (target domain) , 和一个映射 (mapping) 。隐喻公式的作用原理是:我们挑选出一个常见的或具有共同语义范畴的概念 (始源域) , 去解释另一个抽象的或不在常识范畴内的概念 (目标域) 。始源域是源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感知, 是真实的、客观的, 能被理解和观察到的。通过将始源域进行投射, 会产生目标域, 即抽象概念、心理感受、人际关系等等。在这个公式中, 始源域和目标域的位置可以相互调换。通过隐喻公式, 人们大脑思维的深度和广度都会有所增强, 让人们能够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相关联。这正如认知语言学所说:“隐喻能以语言形式表达出来, 正是由于人的概念系统中存在隐喻。”[6]6 而在认知隐喻理论下, 又存在着文化依存评价 (culture-dependent evaluations) 概念, 它仅限定于某一特定文化的成员[7]133。利用文化依存评价理论,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词位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对比研究, 还可以借此分析出为什么某些词位在一种文化中映射出来的属性, 在其他文化或者与其相似的文化中并不存在或截然相反。 三、汉族和蒙古族“牛”“马”“狗”字动物谚语的认知隐喻对比 在古代社会, 生产力落后, 信息交流不发达, 对世界的认知也十分有限。人们的出行和生产生活除了依靠人力, 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动物。因此动物在人类文明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勤劳又智慧的人们对身边的动物总是能够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 他们将和动物相关的场景输入脑中, 通过思维的隐喻机制对动物的行为和特征进行理解, 再将动物与人进行某种连接, 从而产生了新的理论来认识自然, 指导生活, 构建社会关系。这就是动物谚语的认知来源。 (一) 一般隐喻与贫乏映射 汉族和蒙古族对谚语的使用和流传从古至今从未断绝, 这体现了两个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是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而隐喻机制则是让人们对谚语喜爱有加的根本原因。不论是幽默俏皮还是劝谏讽刺, 或是赞颂褒扬, 动物谚语的内容大多是人们思维映射的结果。如汉族谚语“虎口大吃不着天, 人嘴巧说不倒理”, 在这条谚语中, 始源域是“老虎”, 经过投射的过程, 目标域是“人”。再如蒙古族谚语“进山不怕虎伤人, 下海不怕龙卷身”, 始源域有两个, 上句中是“虎”, 下句中是“龙”, 目标域也都是“人”。我们将这种源概念是物体、生物体或人的经验等一般的概念经验的组合产生的隐喻叫作一般隐喻 (negeric metaphors) , 而适用于动物谚语的隐喻映射是贫乏映射 (lean mapping) 。这种作用在特定具体源概念 (虎、龙) 和具体目标概念之间 (人) 的映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突显 (highlight) 目标概念的个别特征[7]143 (如“虎口大吃不着天, 人嘴巧说不倒理”中突显人“能言善辩”这一属性) 。 将动物谚语作为媒介, 通过对两个民族动物谚语的内涵和外延的隐喻表达进行对比, 可以了解两个民族更深层次的思维模式, 分析出两个民族在文化认知心理和隐喻理解上的异同。 (二) 相同的认知心理———“牛”字谚语 在汉族和蒙古族人的生活中, 牛的用途广泛又相似。我们用牛犁地、驮物、拉车、祭祀, 还可以食牛肉, 喝牛奶, 用牛皮。对两族人民来说牛既是食材, 也是工具。对于如此重要的生产、生活物资, 两民族在古籍中都体现出了重视的程度:据考古资料记载, 在距今7000年前, 汉族就已经开始驯化和使用耕牛了[8]257-261。正因为牛的用途广泛, 作用积极, 给汉族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于是牛也成为了汉民族重视和崇敬的动物。据研究者考证和史料记载, 作为远古三皇之一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人身牛首”的形象[9]44。同样, 蒙古族对牛也怀有崇敬之心, 因为他们认为是动物帮助他们生存下去, 这是一种自然产生的崇拜心理。牛奶、牛肉, 包括用牛的皮毛做成的衣服和日用品, 在蒙古族人的心中都是上天给予的恩赐。 由此可知, 汉族和蒙古族在对牛的认知心理上几乎是相同的, 从生产到祭祀, 再到战争, 人们使用牛, 食用牛, 崇拜牛, 两族人民凭借着自己独到的观察视角将他们认识到的牛记录下来, 将牛的特点和人的性格相结合, 在牛的身上投射了很多人类的情感, 创造出了许多极富特色的“牛”字谚语。 1.对牛的赞扬和崇拜。如汉族谚语“牛凭犄角, 人凭舌头”, 通过赞扬牛角是牛的有力武器, 比喻语言是人辩论的有力武器。“牛眼看人高, 狗眼看人低”, 劝诫人们不要做势利小人。“牛羊多了不缺肉餐, 棉毛多了不缺衣衫”, 意在表达对牛的感恩, 同时映射出要发展生产才能改善生活的目标域。蒙古族谚语如“猛虎虽老花纹依旧, 老牛虽衰犄角不变”, 用猛虎的花纹和老牛的硬角来赞扬年纪虽大但志气不灭的人。“猛虎靠名声, 老牛凭实干”, 是在通过描写牛的勤恳来规劝人做事要踏踏实实, 任劳任怨。 2.通过叙述与牛相关的日常细节, 来警示、规劝人的行为, 或讽刺那些不好的社会现象。这是两个民族关于牛字谚语表现最多的认知描写。最典型的是两个民族共同的牛字谚语“牛不吃草强按头, 牛不喝水难按角”, 告诉人们做事不要违反事物的客观规律, 也不要强迫别人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再如“牛不知角弯, 马不知脸长”是讽刺那些看不到自身缺点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另外, 两个民族还有其他具有自身特点的牛字谚语, 如汉族谚语“牛吃青草鸡吃谷, 各人自有各人福”, 通过牛和鸡的习性向世人阐述了每个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虽然都生活在一个社会中, 但是具体特点和发展却不尽相同。“牛角越长越弯, 财主越大越贪”是通过牛角的比喻映射出财主的贪财, 讽刺和揭露剥削阶级的丑陋本质。蒙古族谚语如“与其集百头牛, 不如交百个友”强调朋友的作用;“只顾谈笑不提防, 牛群走远才着忙”警示人们要时刻怀有警惕的心理, 防患于未然;“结识的时候, 像牛犊似的老实;决裂的时候, 像劣狗似的疯狂”用牛犊和劣狗的品质做对比, 来讽刺那些人品差劲却善于伪装自己的人。 (三) 相似中凸显差异———“马”字谚语 “马”是汉族和蒙古族在古代进行生产、生活最重要的伴侣之一, 从使用途径来看, 两个民族都将马用作驮运物资或耕作用的力畜、交通工具和战斗工具。两个民族对马的记载也是自古有之, 如《说文》中对马的释义是:“怒也。武也。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凡马之属皆从马。”从《说文》对“马”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 古代汉语对“马”的释义除了描写马的外形体貌特征外, 已有了初步的形象认知和用途认知:“怒也”意为气盛、不可遏, “武也”意为四足健步, 可为人代步之意。宋代人在称赞成吉思汗时还曾写道:“千马为群, 寂无嘶鸣, 下马不用控系, 亦不走逸。”[10]5一千匹战马能做到在夜间不嘶叫、下马不用缰绳牵引也不会走散, 说明当时成吉思汗的军队对马匹的训练和控制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高超的水准。在蒙古社会向前推进的过程中, “马”代表着蒙古勇士和蒙古精神。早在草原部落战争时期, 马在特定条件下代表着胜利者和征服者:蒙古族有“人不出名马出名”之谚, 人们都以得到骏马为无上荣耀。 对于马, 两个民族有着共同的认知思维。 1.在两个民族的马字谚语中, “马”作为始源域, 映射出了人类健壮、智慧、耐心、勇敢等品质。如汉族谚语:“马老识途, 人老识理”, 用老马的智慧作为始源域, 映射出了老人生活经验丰富, 处理问题稳妥的目标域。又如:“马胜如龙, 雄兵如虎”是通过描述战马的雄姿来赞扬士兵的勇猛。蒙古族谚语如:“驰骋, 马能走尽草原;努力, 人能达到志愿。”通过观察马具有坚韧的耐力来劝慰和鼓舞人要努力坚持认定的方向;又如“贫门出好汉, 骏马出良驹”是以品种优质的马来映射优秀品质的人的成长经历, 都是要经过考验和磨炼才能成才。 2.两个民族通过分析“马”的行为来反省自身, 以起到警示和劝谏的作用。如汉族谚语:“马到悬崖收缰晚, 船到江心补漏迟”, 这里的始源域有两个, 一个是“马”, 一个是“船”, 但是目标域都是人的行为, 警示人们如果不事先做好准备, 真到危急关头再做打算已经来不及了。又如:“马怕鞭子牛怕火, 狗见拾砖就要躲”这一句谚语中有三个始源域“马”“牛”“狗”, 目标域没有出现, 但指代的是事物, 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弱点, 找到了这个弱点就不难攻克。蒙古族谚语如:“马在软草地上易打前失, 人在甜言蜜语中易栽跟头” (“马在柔嫩草地上打滚, 人在和蔼话语前屈服”) , 用马不小心在草地上打前失的行为来比喻人被语言蒙蔽了理智容易犯错。又如:“善跑的马也需要鞭子, 聪明的人也需要忠言”, 意在劝谏人要谦虚低调, 听得进劝。 另外, 两个民族对“马”还具有认知心理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由于汉族和蒙古族的社会发展方向不同所产生的。表现在谚语上有以下两点: 1.蒙古族马字谚语中对马的分类更详细。由此产生的认知隐喻的差别在于, 蒙古族人通过将不同性格、不同类型、不同颜色、不同年龄的马作为始源域, 可以投射出非常精确的目标域, 而汉族马字谚语更倾向于把“马”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概念的投射。如:蒙古族谚语“肥牛骏马多了好, 闲言乱语少说好”“没有教养的孩子, 没经驯养的马驹”“看准方向撒缰的野马, 九头牤牛也拉不回来”“鞍具结实, 不惧烈马;意志坚强, 不畏劲敌”“癫狂的马, 容易闪失;慌张的人, 易出乱子”“生格子马, 用缰绳栓驯;顽固敌人, 用斗争制服”“白马不变毛色, 黄金不变光辉”“为驯服的马当笼头, 给桀骜的马做脚绊”等。汉族谚语如“马快要料强, 刀快要加钢”“马有漏蹄, 人有漏脚”“马要骑, 人要闯, 生铁不炼难成钢”。 2.蒙古族马字谚语中对马的作用和功能的描述更多。通过将马的用途作为始源域, 映射出指导人们行为规范的目标域。如:“渡沙河床需要马匹, 跟狡猾人说话要用心计”“重载识别马的力气, 困难考验人的意志”“用烈性马, 才能看出好鞍;和强暴斗, 才能看出好汉”“赛马途上知骏马, 摔跤场内识好汉”“骑马需要缰绳, 学习需要机灵”。 (四) 民族认知心理差异较大———“狗”字谚语 狗也是两个民族在很早就驯化的动物之一, 从古至今, 有关狗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是数之不尽。总体来说, 汉族谚语除了少量褒义谚语, 大多数狗字谚语都含有贬义色彩, 对“狗”整体不做好评;而蒙古族谚语中的狗字谚语隐喻相对中性, 只有针对品质不好的狗才会产生贬义的映射。 在早期汉文化中, 狗曾是神圣的图腾, 是祥兽, 可驱除邪魔。在古代一些君王的墓葬中还发现有狗样的随葬品, 这是因为古代人认为狗是能辟邪的祥畜, 可保护墓主。汉族人一方面对于狗的忠诚、机敏仍保持赞扬,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将狗的特征作为始源域, 映射出来了“奴性、贪婪、巴结、卑微、低下”等目标域, 从而产生了一种对狗的整体性厌恶心理。褒义性的谚语如“狗通人性”“狗认主、猫记家”“狗不嫌家贫, 人不嫌地薄”是对狗的表扬, 也借此表达汉族人民对自己故乡家园的眷恋。但这种褒义谚语很少, 能查到的汉族狗字谚语大多数是带有贬义性质的, 如“狗肚子里装不住二两酥油”“狗改不了吃屎”“狗就是狗, 哪怕金圈套上头”“狗朝屁走, 人朝势走”这类借贬狗讽人的谚语, 讽刺了势利眼, 揭露了坏人们的恶劣品质。还有“狗的道路通往肉铺”“狗揽三堆屎”意在讽刺贪婪的人;“狗颠屁股垂儿”嘲讽那些爱好献殷勤讨好别人的人;“狗急跳墙, 人急悬梁”形容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会采取极端措施;还有“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形容人眼拙心傻, 分辨不出好坏人, 辜负了别人的一番好意。 反观蒙古族人对狗从古至今都是爱护有加。草原上的蒙古人没有一家不养狗的。对于蒙古族来说, 狗可以帮助他们放牧, 驱赶野兽和敌人, 是十分靠得住的伙伴。蒙古族人家里会有一种或好几种狗, 分工不同, 有放牧狗, 有看家狗, 还有猎狗。蒙古人特别珍视这些狗。正如蒙古族谚语所说“走马是遥路之伴, 好狗是兴家之星”。如果陌生人平白无故欺负家里的狗, 这家的主人一定会大发雷霆, 所以蒙古族人一般除了正当的防卫, 不会主动去打别人家的狗, 也很少打自家的狗[11]69。除了看家护院的好狗, 草原上也有野狗和贼狗:“饿狼容易对付, 贼狗不好提防”“风雪来了野狗胖, 灾情来了贪官肥”, 野狗和贼狗都是不劳而获的象征, 用他们做始源域来比喻那些贪官污吏和不劳而获的人简直再形象不过了。 四、汉族和蒙古族产生认知隐喻差异的原因 综上, 我们用下表列举出“牛”“马”“狗”三种动物谚语的范畴属性和贫乏映射概念集合: 通过对比汉族和蒙古族动物谚语可知, 两个民族对于动物的整体性的认知情感映射范畴上区别不大, 人们对于动物的共同认知起源是相同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差异, 这是认知差异的最大来源, 由此产生了不同认知文化投射, 以及认知思维差异。 表1  1.生活方式。汉民族的生活习惯是以大量人口聚集为主, 建立中心城市, 周围开垦农田, 世世代代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地方, 而蒙古族的流动性强, “逐水草而居”, 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需要经常迁移。对于蒙古族来说, 牛、马、狗都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 它们的质量和数量决定了蒙古族人能否在草原上生存延续。而汉民族由于人口众多, 生活重心多放在人际关系的交往、社会关系的维系上[12]50, 对动物的认知概念多倾向于“整体理解”, 而蒙古族则更擅长对动物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 2.文化投射。不论是倾向于定义整体还是习惯于细微观察, 两个民族对动物的情感是一样的。在动物谚语的隐喻概念创造上, 两个民族都是依赖动物的实体形象对抽象的现象概念化。但两个民族对于动物谚语的文化依存评价投射域的范围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在对某一个动物的概念隐喻进行投射的时候, 汉族和蒙古族的动物谚语在映射域的组成部分存在着差别。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说, “不是源域中的方方面面都会被用来谈论隐喻化定义域 (目的域) 中的概念的。隐喻都有使用部分 (used part) 和未使用部分 (unused part) ”[13]52。这就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在汉、蒙动物谚语中同样的动物原型产生了不同的解释, 这是因为两个民族在同一概念语义域中选取了不同的方面所导致的。相同的动物, 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产生了不同的内涵属性, 而这些内涵属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化、社会的发展, 形成了固定的隐喻模式, 在不同文化成员的头脑中分别形成了牢固的概念, 达到了规约化 (或社会认可) 的程度 (degree of conventionalization) [7]134。 3.认知心理。正是有了生存环境的差异, 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也就导致了现在的汉族人和蒙古族人认知心理上的差异。汉族和蒙古族都具有人文主义精神, 但相较于汉族, 蒙古族的文学艺术展现给我们一个更为重要的前提, 即自然是比人更重要的东西, 这是蒙古族世代生存在世界上的重要法则。尊重自然, 尊重草原上的生物, 无论早期还是现代的蒙古族人, 他们的经济生活都十分依赖于自然环境, 相对于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人类社会的壮大, 他们更看重个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如何理解、利用、感悟自然给予的一切资源。 总之, 两个民族谚语概念的差别意味着认知心理上的差别, 这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导致的必然结果。“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全方位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性格思想中。”[14]146-154经过对两个民族的谚语和认知心理进行对比分析, 有助于我们对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理解, 更加有助于民族间的融合和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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