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亡的更新——巴赫金的文体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08:11:05 未知 章佳 参加讨论
作为20世纪伟大的文论家、思想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深邃广博，其构建的理论话语影响深远，其核心术语，比如对话、狂欢、时空体、外位性等都在国内外获得较多的关注。在巴赫金的创作生涯中，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期是创作的丰产阶段，比如《长篇小说的话语》《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长篇小说的前言》《作为文学文体的长篇小说》，还有试验性文本《教育小说》《小说理论问题》《小说话语发端》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巴赫金不仅对长篇小说的修辞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还转入了对文体哲学的考察，从而构建了一个以长篇小说为主导的新型的“文体宇宙”。巴赫金对长篇小说作为主要文体的推崇，并以此为基础探究文体中的人和文体的特点等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长篇小说”作为文体的优势 巴赫金在构建自己的文体理论时，一反传统的理论研究模式，论述完全是新的，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以往人们对小说和小说文体的认知。巴赫金以长篇小说作为论述的起点。他认为，在文体的形成过程中，长篇小说有着独特的优越性，“与其他重要文体相比，长篇小说是新种类的存在。他很难与其他文体共存。他为了自己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而斗争，并且他将获取胜利。其他的旧体裁将瓦解甚至变形”。[1]在对长篇小说体裁的探索过程中，巴赫金一方面寻求与形式主义学派的研究展开对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驳黑格尔和卢卡奇所宣扬的传统——即“对史诗的怀念和对发端与史诗的小说形式的期待”。[2]通过与史诗等文体进行对比，巴赫金将长篇小说提高到文体发展的中心位置，并将长篇小说与其他文体完全对立起来。在巴赫金看来，长篇小说作为文体发展核心，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来源上来说，史诗和长篇小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史诗描述的是历史的或者英雄的事件，其时间定位在遥远的过去或远古时代，也是民族史诗的绝对的过去，这是“封闭在自己那里的，使隐秘的障碍脱离于随后的时代”。[3]这种封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史诗使子孙后代与自己所永恒延续的现在脱离。其二，由于史诗的来源之一是神话，使得史诗的世界与个人经验的世界分离，也无法参与新的认识。相反，长篇小说描绘的是流动的、易逝的和底层的现在。这里的“现在——是暂时的某物，它是流动的，是没有开端和终点的某种永恒的延续；他丧失了真正的完整性和本质”。[4]长篇小说所描写的生活没有开头和结尾，是粗俗体裁所表现的材料，更是民间之笑描述的主要对象。在此基础上，希腊文学中产生了一个可以容纳更多领域的文体，即庄谐体，这是长篇小说真正的先驱。虽然我们所说的庄谐体已经丧失了那种稳定的结构情节基础，但它却是形成的文体长篇小说发展的首要阶段，其中的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体对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次，就表现效果来说，史诗的世界是庄严的，也是权威的，其绝对间距排除了任何积极性和改变的可能，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涵义上，亦或是价值角度，它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完成性。我们无法触及到它，因为它超出了变化。相反，长篇小说来源于民间之笑，这种笑破坏了史诗和一切等级的间距。笑使我们最大限度的亲近客体，将客体引入到更深层的联系。同时，笑消除了恐惧，在客体、世界面前变得虔诚。“笑——这是在创造大无畏精神的先决条件中最本质的因素，没有这一先决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世界。”[5]笑成为长篇小说中的民间口头文学的根源。这个“不稳定之笑”是快乐的又是毁灭性的，它消解了权威的、崇高的且绝对的一切，它使我们以一个全新的态度对待现实、世界、客体和话语。 处于文体中心的人 史诗表现的是一个统一的且唯一全部准备就绪的世界。主人公是“绝对过去的和长远形象的人。”[6]“他成为了全部，能够成为的也仅仅是他已经成为的样子。”[7]他的外在一切都无法继续下去。可以说，“史诗中的人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主动精神”。[8]相比之下，基于笑的长篇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已经开始跳脱出史诗的限制。因为笑可以消解等级的束缚，将粗俗与崇高最大限度的联系起来，它使人的形象从长远层面转入未完成的现在的范围内，诙谐亲昵的人的形象是长篇小说形象形成的最初阶段。随后，在希腊的庄谐体中便出现了智慧的“无知”者形象。这一形象的最初代表是苏格拉底，并且，对话是其存在的最主要的形式。值得一提的是，民间面具的存在对长篇小说形象的最终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史诗和悲剧中的主人公是确定的，他们没有话语和自己的面孔，他们有自身的局限性，在本质上是消失的英雄。那么，民间面具在情节之外可行动，是可以言说的形象，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消失。 因此，在巴赫金所建构的以长篇小说为主导的文体中，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身上总是能表现着人性的盈余。这种盈余的根源在于人是面向未完成的现在，也是面向未来的，因而，“他身上总是保留着未实现的潜力和未实行的需求”。[9]其二，史诗中人整体性出现瓦解，内在之人和外在之人的根本分歧已经凸显。同时，这种瓦解还伴随着新的结合，即人全新的复杂整体在人类发展的更高层面上的结合。其三，相比之下，史诗中的人是封闭的、失语的，并失去了语言的主动性。而长篇小说中的人“具有意识形态和语言上的独创性”，[10]人物形象的性格因而也发生了变化。 新型文体的特点 第一，新型文体的未完成性。巴赫金认为，长篇小说与其他体裁存在着矛盾对立：即所有非长篇小说体裁的独特之处在于以完成性为目标，而长篇小说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其未完成性，它是不断变化的体裁，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一个正在形成的且还未准备好的体裁”。[11]长篇小说是源自他者的文本，同其他已经准备就绪的体裁相比，“他具有另一种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所有文学的未来和他一起并在他之中产生”。[12]可以说，长篇小说是正在形成的，未完成的，并孕育着他者的体裁。 第二，新型文体的更新性。在巴赫金看来，文学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实现其他文体的长篇小说化，也就是说，逐渐摆脱了妨碍其个性发展的程式化、僵死的、矫揉造作的且不切实际的东西，也摆脱了那些使长篇小说变成古旧形式的内容。可以说，不是为了构建研究本文的某种固定的范式，更不是文体内容那些一成不变的规则，而是关注文体背后的历史渊源和未来命运，将文体发展纳入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文体处于永不消亡的更新中。 第三，新型文体的可塑性。正如巴赫金所言，“长篇小说概念具有时代意义，他是变化着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此可见，以长篇小说为主导的文体最大的特点在于演变性，“其结构、情节和修辞特点在于具有极强的可延展性”。[13]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结构、还是情节抑或是修辞上，其特点应该不是固定的，它更多展现的是体裁演变的一种趋势，并在文体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强的可塑性。 第四，新型文体的包容性。得益于长篇小说的可塑性，长篇小说在演变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这一文体不强调程式化的体裁规则，所以，在形式和内容上这是一个具有较强伸缩性的文体。因而，在新的语境下，体裁如同独立的个体，永远在追求着，永远在研究自己，重新审视所有自己的构成形式。就所涉内容来说，“长篇小说经常超出文学艺术特征的界限，要么变成道德的忏悔录，要么变成了哲学专著，要么变成直接的政治演说，要么就是退化成不成熟的，形式上并不太明朗的自白热诚，变成‘心灵的呼喊’等”。[14]因而，在长篇小说文体中，我们所看到的各种文体都是杂糅其中的，它并不会固定在某一处，此时此地汇聚于文本中的其他文体都是为了给未来的小说而准备的。 无论是对长篇小说文体的根源研究，还是对文体中人的形象的探讨，巴赫金都是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构建自己独特的文体论。在他的研究进程中，我们发现，巴赫金构建了一个以长篇小说为主导的文体蓝图，或者说，在积极构建“长篇小说大一统”的文体时代。他将“包罗万象的哲学思想引入现代性和亲昵联系的氛围，以及在形式上转入对话领域”，[15]因而，被对话思想所浸染的文体具有极大包容性，这是一个从内到外极具张力的体裁，更是一个有着极强容纳能力的艺术变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巴赫金的文体论不仅在小说中论述文学，更是在文学中论述哲学和文化。更进一步，巴赫金的文体论涵盖文学、文化和哲学等诸多领域，这是一个不怕消亡，又总在更新的艺术整体，它成为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文体博物馆”。 参考文献： [1]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09. [2] 凌建侯：《巴赫金小说理论：背景、线索与特色》，《社会科学战线》 2019年第5期，第189页。 [3]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21. [4]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24. [5]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27. [6][7][8]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37. [9][10]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40. [11]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08. [12]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41. [13]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45. [14]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36. [15]Бахтин М.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 3: Теория романа (1930—1961 гг.). 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их культур, 2012，С.658.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巴赫金理论视域下的中国小说文本研究”（19JJD750004）及2020年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YJSCX2020—017HLJU）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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