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语作家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笔记本中，留有许多素描。在《论文字学》中，法国思想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文字的最初形式之一定义为描述对象本身的寓意性的图形，卡夫卡的素描像那些古老的文字一样，用非线性的形式描述对象本身，诉说富含寓意的故事。正如《卡夫卡谈话录》一书记录的，“我的画不是绘画，而只是一种个人的符号文字”。卡夫卡的这种论述，与中国书画同源、画是“写”出来的这一传统观念异曲同工。
卡夫卡的素描往往与其同时期的生活或是文学创作有关。例如，初稿大概创作于1903—1904年冬天的小说《一次战斗纪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四个赤裸的男人从对岸的树丛里孔武有力地走出来，肩上扛着一把木头担架。”这段描写在人物（四个扛担架的人）、景物（树丛、河流）以及视角（从河的一岸看向另一岸）等方面与卡夫卡绘制于同一时期的一幅素描基本一致。这幅名为《河流与树木旁边的轿子》的素描，画面主要由以下要素构成：边框、树、河流、飞鸟，以及两个抬着轿子的人。从这幅素描，即可得出《一次战斗纪实》与中国文化存在紧密联系这一结论。原因如下：第一，素描中有明显的中国元素——轿子；第二，在线条与人物造型方面，这幅素描与中国彩色木刻画（可以被视为中国绘画的一支）十分神似。卡夫卡的许多其他素描同样如此，它们与中国彩色木刻画一样，线条简单、流畅、古拙，擅长用扭曲的线条表现富有张力的场景，人物造型同样夸张，体型高瘦单薄。这足以证明中国彩色木刻艺术对卡夫卡有深刻影响。
“‘真实是心灵的事。而心，只能用艺术才能接近。’‘真正的现实总是非现实的’弗兰茨·卡夫卡说，‘您看看中国彩色木刻的清、纯、真……’”《卡夫卡谈话录》记录下了卡夫卡对于中国彩色木刻的评价与钦佩。当然，这种相似并不只是因为卡夫卡受到中国彩色木刻的影响，更是因为两者都蕴含着中国道家的精神气质。也正是与这种气质的契合，让卡夫卡更容易领略中国彩色木刻的神韵。
中国彩色木刻艺术，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影响卡夫卡的素描创作。首先，一个途径就是通过直接传入西方的中国彩色木刻作品，以及汉学家对这些作品的介绍产生影响。
中国彩色木刻艺术的发展，部分得益于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传播。例如，在中国彩色木刻画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程氏墨苑》彩印本（1606年）中，收录了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一篇序言，以及由他提供的4幅铜版画，这说明西方铜版画在当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郑振铎在《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中所言，“到了崇祯末（1643—1644年），胡正言刊行他的《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彩色木刻画的基础才算完全奠定下来”。而中国彩色木刻艺术的对外传播，是伴随其诞生过程始终的，例如，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内收藏有一册1633年出版的《十竹斋书画谱》，这册书大约于17世纪末就运到了巴黎。在彩色套版印刷的书籍中，清代殿版《耕织图》，以及刊载了中国绘画技法、名家画论、经典画作的《芥子园画传》（又称《芥子园画谱》，初集山水谱五卷出版于1679年）同样较早地传入了西方，形成的影响也颇大。清代殿版《耕织图》运用了一些西方绘画技巧，且其内容有助于西方人了解中国耕织文化的特点，因此得到了较多关注。
尽管包括中国彩色木刻画在内的中国绘画作品传入西方较早，而且西方汉学家对其的利用与介绍基本上与传入同步，比如，德国学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国图说》中的铜版画插图以中国绘画和木刻为创作蓝本，德国画家冯·桑德拉特（Joachim Von Sandravt）在其出版于1675—1679年的《德意志学院》中也论述了中国绘画，但直至20世纪初，西方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中国绘画的专著——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中国绘画史入门》。1912年，也正是卡夫卡开始在书信日记中频繁提到中国的这一年，意大利汉学家佩初兹（Raphael Petrucci)与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将《芥子园画传初集》卷一翻译成法文，并对其作注释评述，分三期刊载于著名汉学刊物《通报》第十三卷。同年，佩初兹因为他的《中国绘画》获得儒莲奖。在对《芥子园画传》的阐释中，佩初兹把道家思想引入到中国绘画研究中。这种充盈在中国绘画中的道家的虚实观，正与卡夫卡素描的精神气质暗合。众所周知，卡夫卡对于中国道家学说颇有研究，如《卡夫卡谈话录》中所言，“我深入地、长时间地研读过道家学说，只要有译本，我都看了”。虽然无法确定卡夫卡都看过哪些中国彩色木刻作品，但相信他对中国绘画和道家学说都非常感兴趣，至少应当是了解《芥子园画传》的。
其次，中国彩色木刻艺术对日本浮世绘的影响，间接影响了卡夫卡的素描创作。卡夫卡十分欣赏浮世绘，尤其是歌川广重的风景画。他曾经为其挚友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的作品画过一幅插图，这幅被布罗德评价为“充满了温柔的日本风情”的素描直接展示了浮世绘对其的影响。而浮世绘，实际上是由中国彩色木刻艺术直接哺育而成的。一方面，中国彩色木刻艺术为浮世绘提供了技术支持。胡正言在《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中创造的“饾版”套色技术，以及“拱花”凸印技术是浮世绘锦绘技法的基础。另一方面，许多浮世绘画家在其作品中复制了中国彩色木刻画的图像。例如，《芥子园画传》成书后不久即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画坛产生极大影响。与歌川广重同为浮世绘三杰之一的葛饰北斋，其《北斋漫画》中的一些树木、山石以及亭台楼阁的创作都是直接受《芥子园画传》的影响。卡夫卡对浮世绘风格的模仿，归根结底还是对中国彩色木刻的学习。
最后，西方现代艺术大家们对东方艺术的借鉴，营造出现代艺术的热潮，影响了卡夫卡的素描创作，这也是中国彩色木刻艺术间接影响卡夫卡的一个途径。
荷兰画家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方式，给了卡夫卡的创作以极大的启示。从19世纪中后期起，马奈（Edouard Manet）、梵高等画家纷纷从西方传统画风中寻求突破，他们借鉴东亚艺术，改用线条作为主要的造型手段，创造出西方现代绘画艺术。在《东西方美术的交流》一书中，英国汉学家迈克尔·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这样说明东方艺术对马奈的影响，“在他为马拉美《牧神的午后》所作的插图中，有一些动物画和植物画完全模仿《北斋漫画》。”而《北斋漫画》又是直接受《芥子园画传》的影响，因此，马奈对于《北斋漫画》的模仿，也正是模仿中国彩色木刻画。而梵高曾经用油画的形式临摹了歌川广重的手绘彩色木刻版画《龟户梅屋》《千住大桥骤雨》等作品。他借助临摹所展现出的，不再是日本式的温柔、冷静、安宁，而是更加注重人的个性以及其内心世界的焦灼。这种表达方式为德国表现主义开了先河。也许，画风具有表现主义特征的卡夫卡正是在马奈、梵高等人的影响下，接近了日本浮世绘，从而更进一步接近了中国彩色木刻艺术。
在中国彩色木刻艺术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卡夫卡的素描呈现出今天的面貌。当曾自称是“一个伟大的素描画家”的卡夫卡转而成为伟大的作家时，中国彩色木刻艺术依旧发挥了其影响力。他的小说与其素描一样，不表现现实的真，而是追求表现艺术的真、心灵的真，想必也是受到中国彩色木刻艺术的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卡夫卡与中国语言文学、文化关系之研究”（17AWW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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