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小剧院版《三姐妹》剧照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契诃夫是一位性情温和、有坚定的毅力和自制力的作家，因此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在他为时不长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过尖锐的危机和剧烈的转折。但实际上在1880年代末，当他接近而立之年时，无论他的生活还是创作都经历了巨大的震动。1889年他的哥哥尼古拉骤然离世，而他本人虽然成为流行文学的宠儿，但主流批评界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他的职业规训或者“拯救”，说他文学才华不容置疑，却始终缺乏严肃的思想和信念。与此同时，契诃夫也敏锐地察觉到自己内在的写作瓶颈，1888年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就连伟大的作家也往往会遭到文思枯竭、厌倦写作、胡乱成篇……的危险。我个人更容易在最强烈的程度上遭到这种危险……”1889年他发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其中严肃讨论了所谓缺乏“总体思想”的危机，虽然广受好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原先储备的题材已经开采殆尽。
但丁在《神曲》开篇写道：“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内外交困，迫使人到中年的契诃夫在1888—1889年写作的剧本《林妖》中，也郑重地探讨“黑暗森林”的主题。由于《林妖》一般被认为是契诃夫另一部剧作《万尼亚舅舅》的“前身”，且因为该剧在人物和结构上的不成熟、首演效果不佳，学界对它的专题研究十分罕见。应该承认，《林妖》是契诃夫意图走出危机的一次不算成功的尝试，但在其创作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却十分重要。它有自己的明确的剧情主线，表现出契诃夫作为一个接受过专业科学教育的医生和作家对俄国的地理文化、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传统民族意识的独特思考，清晰地解释了他为何把当时的俄国社会诊断为“黑暗森林”的内在动机，描述了他为克服“黑暗森林”法则所开出的道德救赎的药方。更为重要的事，它的写作经验为契诃夫最伟大的戏剧之一《万尼亚舅舅》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实验原型。
“所有的人反对所有的人的战争”
契诃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院，接受过专业的科学教育，因此他对森林与气候的关系，森林对于俄罗斯国家历史、文明和人民性格的影响，都有非常深刻的认知，他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关心生态和环保问题的大作家。《林妖》里写道：森林改造气候，装点大地，培养人的美感和精神，滥伐森林则造成河流干涸、鸟兽失所、气候变坏、土地贫瘠的恶果——这种不加掩饰的环境决定论的来源，正是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盛行的、以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主张。剧中的赫鲁舒夫医生热爱森林，把森林看作自然赠予人的美和财富，认为人有义务保护森林。可是，周围没有人理解他，给他起了个绰号“林妖”，并且依然在野蛮地砍伐森林，把美丽的树木放在炉子里白白烧掉。这里对森林的破坏具有隐喻含义，它既反映了人的心胸狭隘和精神萎靡，也是人与人之间丧失信任和同情的结果，正如叶莲娜所说：“你们都在丧失理智地毁坏森林……你们同样地在丧失理智地毁坏人，由于你们的过失，大地上将不再存在忠诚、纯洁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人在冷酷无情地毁灭森林的同时，也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表现为剧中所有的人物关系都产生了危机：年迈的教授谢列勃里雅可夫退休后为经济所迫，满怀怨气地携带自己年轻美丽的第二任妻子叶莲娜住到前妻留下的乡村庄园，前妻的母亲玛丽雅、弟弟沃依尼茨基和女儿索尼娅长期以来苦心经营这个庄园，把全部收益用于维持教授在城里的体面生活。但沃依尼茨基突然觉醒，对教授产生了强烈的憎恨，嫉妒他的运气，并且无望地爱上了教授的妻子，人们已经纷纷传言他与叶莲娜有了不正当的私情。索尼娅虽然善良聪慧，且对赫鲁舒夫萌生爱意，但习惯以“狡猾而怀疑”的眼睛看人，给后者打上“民主派”“民粹派”的标签，怀疑他保护森林的动机“都是装样子的，是虚假的”。赫鲁舒夫对此呼吁说，应该直率坦白地看待人，首先把人看作人，否则人们的关系永远都不可能和睦，索尼娅也会失去爱的能力。
在剧本里叶莲娜被人说成是“金丝雀”，这个比喻隐含深意：因为金丝雀对空气特别敏感，经常被用于检测矿洞毒气，而叶莲娜似乎也比别人更敏锐地察觉到在这个被称为“知识之家”的房子里所隐藏的仇恨，准确地预感到不祥之事即将发生。第三幕里当教授公布出售庄园的计划时，他与沃依尼茨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沃依尼茨基的开枪自杀，将剧情推至高潮。悲惨的事故震惊了每一个人，赫鲁舒夫由此认识到，虽然他忙于种树，从斧子下挽救森林，但同时却忽略了对人的关怀，因此他的工作毫无意义，进而他对众人说：“你们叫我林妖，但不仅我一个，在你们所有人的心里都藏着一个林妖，你们所有的人都在黑暗的森林里游荡，凭着感觉生活。”由于人的懒惰和道德沦落，森林遭到无情砍伐，而风景的改变也导致人的心性的改变，于是不仅大自然，而且人的灵魂也变得荒芜，人不再愿意从事创造活动，而是将周围的生存环境恶化为“黑暗森林”。
“金丝雀”叶莲娜早于所有人探测到危险的气息，也正是她揭示出主宰着人类生活的“黑暗森林”法则——“所有的人反对所有的人的战争”，而在“黑暗森林”中，每个人的生活和整个世界都被这种普遍的战争摧毁：“世界不是毁于大火，不是毁于强盗之手，而是毁于人与人之间的憎恶和仇恨，毁于所有这一切渺小的纷争……”沃依尼茨基死后，赫鲁舒夫终于痛心地领悟到，所有人都屈从于“黑暗森林”法则，因此“没有真正的英雄，没有天才，没有能把我们从黑暗的森林里引领出来的人”。为了走出“黑暗森林”，契诃夫的戏剧在呼唤真正的英雄。
新型长篇小说式戏剧的一次“排练”
契诃夫的《林妖》从审查到上演可谓一波三折。首先是作家戏剧界的朋友们拒绝排演，认为这部剧更像是小说而非戏剧，进而纷纷劝退作家在戏剧写作上的一切尝试。好不容易有一家私人剧院接受了剧本，但演出十分仓促，演员的选角也不合适，这给了专业的剧评家们表达不满的绝佳机会，他们说在《林妖》里看不到戏剧性的冲突，破坏了舞台的假定性程式，是对莫里哀和格利鲍耶陀夫奠定的经典喜剧规则的冒犯。他们同样也觉得这部剧具有浓厚的文学韵味，更适合被写成一部小说。众所周知，契诃夫终生未写过长篇小说，但他的确以《林妖》为起点，开创了一种以往舞台上从未有过的长篇小说式的戏剧，在这样的新型戏剧里，生活的真谛并不表现在激烈的冲突和巅峰的体验中，剧作家尽力在日常的交谈、吃喝、散步、读报、打牌这些细节中，在无声的停顿或者意味深长的弦外之音中，展现人内在的、长久的、习惯性的苦闷心理和时代的隐秘潮流。剧情主线不再围绕单一的，异于常人的主角行动推进，而是由一大群不同人物的复杂关系构成，剧终也不意味着切断了生活的总体进程。在某种程度上，《林妖》就是对新的长篇小说类型的戏剧的一次“排练”，而这一新创制的体裁将在之后的《万尼亚舅舅》和其他大戏中得到完美的实现。
当时的戏剧界敏锐地察觉到（虽然是从指责的角度）契诃夫的离经叛道，但他们批评焦点却从反面总结了剧本的创新之处：场景的拼接过于草率，诸多角色在舞台上不停地吃吃喝喝，同时喋喋不休地说些陈词滥调。从今天的角度看，《林妖》的结构固然有些粗陋，但问题并非出在契诃夫忽视了戏剧的固定程式和规则，而恰恰在于他尚未摆脱那些评论家最为推崇的程式化的剧情公式：在谈话中产生误解，升级为你死我活的冲突，关键时刻突然找到了一份真相大白的文件，于是人们幡然醒悟相互和解，男女主人公们各自成双配对地恋爱，同时还要加上贯穿始终的道德说教等等——这些都与经典的喜剧体裁规律完全吻合。可是，就在写作《林妖》的时期，契诃夫已经产生了锻造新的戏剧艺术形式的计划，在与朋友的谈话中他说，生活中的人并不是每分钟都在决斗、自杀、求爱、说教，因此他希望创作这样一部新型戏剧，其中的主人公们只做些平常的举动：上门拜访，留下吃饭，打牌聊天，告别离开……“不是因为作者需要如此，而是因为现实生活本来如此。”
正是丢弃了所有那些轰动的舞台效果和戏剧套路，同时保留下“吃吃喝喝”“迎来送往”“聊天气”“玩文特”和因为琐碎小事导致的“相互争吵”这些看上去微不足道而又乏味枯燥的日常生活细节，并且赋予它们更加深刻的存在意义，使它们负载了更加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全人类命运，契诃夫将《林妖》改写成不朽之作《万尼亚舅舅》。在后一部剧作中，那些闲散的谈话、无聊的争吵、每天都发生的琐事、无精打采或者玩世不恭的人物，一方面暴露出自私和软弱的平庸之恶，另一方面也闪耀出令人惊异的坚韧不拔和自我牺牲的美德，照亮了在“黑暗森林”中前行的道路。但在《林妖》中，走出“黑暗森林”的尝试还需要借助传统喜剧的大团圆式收尾方式。
试图走出“黑暗森林”的结尾
契诃夫创制的新戏剧类型有一个最关键的环节——结尾。1892年他在一封信中断言：“谁为剧本发明了新的结局，谁就开辟了新纪元。这些可恶的结局却始终没有出世！主人公要么结了婚，要么开枪自杀，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他写这番话时一定自嘲地想到了《林妖》，因为在1889年完成的这部剧里，他为一个主人公沃依尼茨基选择的结局正是开枪自杀，而让另一个主人公赫鲁舒夫最终喜结良缘。结尾处出现了成对的情侣，出走的叶莲娜则与谢列勃里雅可夫教授重归于好，所有皆大欢喜的氛围既与一个亲人的死亡明显不协调，也衬托出这些幸福的人的轻浮心态和庸俗习气。也许这种过分顺利的结尾和轻松取得的和解，使契诃夫后来甚至说他“憎恨这个剧本，极力要忘掉它”。但在写作这部剧的1880年代末，契诃夫正处在思想危机之中，而批评界则攻击他对道德问题漠不关心，此时他迫切希望用直白的道德说教扭转人们的印象，便把《林妖》里主人公们身陷“黑暗森林”的原因全部归结为他们性格中的缺陷，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犯了错误的普通人，纠正起来便十分容易：只要捐弃偏执，坦诚相见，就可以携手走出“黑暗森林”，扫除妨碍人们生活的普遍战争。
最后一幕场景被意味深长地安排在森林里，沃依尼茨基的自杀使所有人都受到道德震动，他们纷纷忏悔和彼此宽恕，于是“所有的人反对所有的人”的普遍战争法则荡然无存（在第一版里，甚至谢列勃里雅可夫教授也幡然悔悟），“黑暗森林”转而变为创造爱情奇迹的胜地：“林妖在这里出没，美人鱼在森林上坐着……”发生森林火灾时，医生义无反顾地奔向救灾现场，并且发表宣言说：“我会长起雄鹰的翅膀，不管是火灾还是野鬼都吓不倒我！就让森林烧掉好了，我会栽种出新的森林！”于是“林妖”扮演起带领大家走出“黑暗森林”的英雄角色。
浓厚的道德讽喻氛围笼罩着总体的解扣，叶莲娜回到丈夫身边，费德尔·伊凡诺维奇改过自新向尤丽娅求婚，赫鲁舒夫医生与索尼娅消除误解表白爱情，而爱情恰恰是“黑暗森林”里给医生提供指引的明灯，须知在第二幕中他就说过：“当一个人深夜里走在森林里，如果在那个时候看到了远处的灯火，那么他就不会感觉到疲乏，也不会顾及黑暗……”于是，在成双结对的“欢笑，接吻，嬉闹”中，全剧以德雅金的感叹“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宣告落幕。
从“黑暗森林”到“钻石天空”
但是，无论这些活下来的人物将过上什么样的幸福生活，都难以掩盖沃依尼茨基死亡所带来的悲剧阴影，他与谢列勃里雅可夫教授的斗争被保留到《万尼亚舅舅》中，他们的冲突也超出了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触摸到人的自我意识在面对虚无时更加根本的精神危机。需要说明的是，在新写出来的剧本里，这样的深层危机基本不会通过高度戏剧化的舞台行动被揭示，万尼亚舅舅（沃依尼茨基）在绝望中没有像他的前身那样自杀，而是笨拙地举枪指向谢列勃里雅可夫教授，但连放三枪都没有打中，因为他的敌人不再是教授个人，而是教授所代表的19世纪末的社会氛围。1881年实施农奴解放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激进的革命者刺杀后，继任沙皇更加坚信独裁权力的神圣性和必要性，启用保守派官僚中断改革进程，既打压一切自由思想，又加强对地方事务的管控。另一方面，1874年一部分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到民间去”运动，最终因为农民长期的蒙昧和对抽象理念的排斥而失败。此时万尼亚舅舅如同陷入压抑人的心灵的、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拔剑四顾却心下茫然。难怪契诃夫在亲自观看演出后对女演员说：“全部意义和全部戏剧都在人的内心，而不是在外部表现……你要知道，开枪不是戏剧，而是偶然事件。”
《万尼亚舅舅》里偶然的、徒劳无功的射击取消了《林妖》主人公开枪自杀的震撼性和严肃性，而没有枪声的死寂才是生活的常态，告别时沃依尼茨基对谢列勃里雅可夫说：“你以前从产业中得到多少收入，以后还会照旧定期寄给你。一切都会和先前一样。”表面上看每个人的生活恢复到开始时的状态，似乎剧情完成了一个圆圈返回原点，但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被压抑的心灵依然在痛苦地寻找着出路，正如万尼亚舅舅在第二幕所说：“我既然放过了生活，什么都没有啦，我就只好生活在幻梦里了。”
诚然，《万尼亚舅舅》的主人公们不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那样，在经历灵魂转折之后直接讨论和试图解决永恒和上帝是否存在的道德—哲学问题，他们只是谈论对普通人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劳动、美、爱情、死亡。“林妖”赫鲁舒夫医生被改写为阿斯特罗夫医生，在新剧里他因为“工作得太多”已经见老，不像以前那样漂亮了。他依然爱美，谴责“闲散的生活”，拯救森林，给农民治病，但失去了爱的能力，无法爱上比《林妖》中更值得爱的索尼娅。阿斯特罗夫走不出“黑暗森林”，他的生活完全没有希望，他也像自己的前身赫鲁舒夫一样，说到深夜行走在黑暗森林，但已经不能像《林妖》里那样看到远处的亮光，只能哀叹“我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
然而，同样失去爱情的索尼娅却在剧终托起“黑暗森林”无法熄灭的希望，阐明了契诃夫对生活的责任和价值的看法。她鼓励万尼亚舅舅说，人在世上所遭受的苦难和流下的眼泪不会毫无意义，为他人的工作将会换来良心的安慰，那时就会看见“洒满了钻石的天堂……我这样相信，我这样相信……”
最后这句反复诉说的“我这样相信……”与《三姊妹》剧终奥尔加不断重复的“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我们真恨不得能够懂得呀……”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位女主人公都对人们当下的痛苦有深刻的同情和悲悯，但并不能像在《林妖》结尾里那样勾画出美好生活的蓝图。她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爱的回应，因此只是在希望，在猜测，在预感，在试图理解生活的意义。然而，凭借悲天悯人的心灵和自我牺牲的劳动，索尼娅毕竟在“黑暗森林”上方看到那“洒满了钻石的天堂”，这为光明的期待提供了诗化的担保和信念。而契诃夫也终于找到了除自杀和结婚外真正“开辟了新纪元”的戏剧结尾方式。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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