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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爱不能留存，那么请在历史的折叠中，将文字的刻痕留下，让后来的人们寻着时间的线索，在只言片语的纸本上描摹出历史事件的原本轮廓，哪怕这事件只是一本书的迁徙，一部个人史的发掘，亦或是一段名不见经传的爱情。“一切身外之物，皆可割爱，我所未尽之绪，惟藏书一志耳。”小说《蟫》以小小书虫的足迹，在拟人化的动物视角叙事中，带领读者见证了一部书籍掩映下历史与人事的重大变迁。作者角度的新奇、逻辑的缜密、史料的扎实为当代文坛提供了新颖的小说文献学路径。 清代学者章学诚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概括古典文献学的要义。而在文献勘探工作中，真正做到这八个字却何谈容易？《蟫》中，灰蟫所居的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和李云阶的《慈云楼藏书志》，明明同源却不同命。经过文献学专业学生小施和杨生的多番文献查找才发现，周中孚经兵备大人龚丽正（龚自珍的父亲）推荐，到李云阶家里修订藏书志。因为李云阶书室名称的变更，《古香阁藏书志》变为《慈云阁藏书志》，前者的集部二卷实则属于后者。周中孚修订完《慈云阁藏书志》后，用沉甸甸的书箱带走了39万字整部《慈云阁藏书志》的复本。后来他编纂《郑堂读书记》时便吸收和采用了上述藏书志的材料和提要格式。在文献爬梳过程中，作者强调了文献学文本流传过程的重要性。文字本身的差异、涂改，纸张的用料、新旧、质感、以及钤印的署名，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文献的判定。藏书志记录的不仅仅是书室主人的藏书情况，更包含着其中每部书籍的历史，版本变化情况。由于作者基于小说的文献学路径进行了对“真实”史料的虚构，并将类似于悬疑小说推理桥段的文献考据过程搭引进小说中，从而给读者以知识体系建构的获得感。以文献学事件作为本事，就必然要面对文献的真实性。因此小说中的李云阶、周中孚、龚自珍等人均为真人，古书内容、所述藏书志的大体流传路径也均为史实，只是增添进了古今爱情的一些虚构情节。整理古籍是文献学专业学生的基本任务。而作家久久所具有的，可不仅仅是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的丰富的知识储备，更在严丝合缝的线索把握、前后呼应的玄机侦破中展示出当代青年小说家的独到视野与深厚的写作功底。 在结构上，小说开头以龚自珍《上海李氏藏书志序》的片段为副文本，交代小说文本叙事的核心以及具有真实史料依存的故事背景。正文以古今镜像时间的穿梭为叙事模块，展开围绕李氏藏书志的线索追寻。在古今对照与呼应的情节发展中，作家聚焦“考镜源流”的文献学知识考古历程，夹杂进个人对于文化传承、女性主义、生命意识等思想文化的批判立场。 文明的溯源代代为继。生长于故土上的事物，往往才能迸发出它最强劲的生命力，书是、人是、文化亦然。吾园的水蜜桃出了本乡本土便会失去质味。蟫虽是小虫，但它们拼尽一生守护和追寻故土，这和从事文献学工作的人的追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独须蟫说，蟫族规矩，生在哪部书，一生就要在那部书里”；白蟫那认祖归宗的夙愿：“人有人的来处，书有书的来处，蟫也一样，不可忘本”，和文献的正名一样，具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寻根意识。 古书保存与传世向来艰难。在李云阶所处的清代，人们认为宋版书才是刻本界的天花板，于是争先恐后挖掘宋元刻本。讽刺的是，正是因为他们只注重以往历史文献而不注重保存当下文本，导致后人探寻清刻本资料时出现模糊状态。在时代发展中，人与文字的物质载体往往作为历史中间物起着承接之力，一味尚古而忽视当下自身的价值，将势必会对后来的人文发展造成壁障。“《慈云阁藏书志》为了体现李云阶的藏书全貌，不得不著录大量为当时人所轻视的清刻本。然而，到了今天，原本的‘无奈之举’反而体现出版本研究的前瞻性。”不管是周中孚帮助李云阶修订藏书志，还是小施与杨生所代表的从事文献学的专业人员于传统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编纂、考证工作，都有着强烈的“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色彩。因此，《蟫》中沉心修订藏书志的周中孚并不甘心当一名不具名的修订者，完成修订工作后誊抄出《慈云阁藏书志》复本，助力他《郑堂读书记》的编写工程，而后者稿本被后来人顺利刊行并流传了下来。小施最后离开了文献学专业领域。两人的选择警示的是对于“坐冷板凳”从事文献学研究的人才的“被冷落”和流失的怅惘之感。故纸堆里的营生枯燥但具有重大的文学与社会历史意义。不管是一部书籍的知识生产过程，还是后人对它书写、印刷、传播的“书籍史”的发掘过程，都带有强烈的文化与思想史印记。 除了古今文化传承的溯源的忧患意识，小说还透露出明显的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蟫认为西方洋书的纸质远没有中国古籍纸质的安全可靠。它们不适应也不喜欢。现代社会以来国人对古籍的接触越来越少也是事实。“文献”一词，虽然最早便可见于《论语》。被称为“较雠”的文献学在中国古代也有长足而成熟的发展。但现代意义上的文献学学科仍旧基于近代以来中西方知识界“冲击——反应”的历史语境，已然有了中西方现代学科交融下的治学色彩。《蟫》无所不在地传达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治学理念与价值意义，这是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值得引起当代相关青年学者关注之所在。“冷板凳”状态下传统文献学的式微，召唤出作家在当代历史语境中对传统文学传承延续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她的失落、焦虑和希望，全然浸注在小说的行文当中。 次生于文献学线索之下的古今爱情故事，是作者的第二大着墨点。在李云阶府邸里发生的大世兄和李仁珊的故事，其实为龚自珍和顾太清的故事。而现代社会杨生和小施的爱情故事，更是前者的翻版与续曲。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条温情线索，清代时懋姨或许是私下纵容周中孚抄藏书志，现代语境中徐娘关照青年来抄藏书志。古今相映，历史再次重演。作者在这两条爱情线索的叙述中，着重突出了女主人公们女性主义觉醒的一面：云阶公的小女儿仁珊不想重复为守节换来贞节牌坊的祖母和难产而死的母亲的命运，面对大世兄的爱情，她勇敢而真诚地打开自己的内心，表露心迹。更具有为了爱情向死而生的勇气。可以说，《蟫》里面的女性勇敢，温暖、真诚而又赤忱，满足着作者与读者对女性形象建构的共同期待。 《蟫》虽然以小虫子为视角呈现出文献学书籍版本校勘的路径，但同时也勾勒出了清代乌程明史大案所引发的文字狱、抗日战争以及现代中国的文革等历史背景，以及像脉望所预言的那样：“将来会有无形的书，字在电里，在光里，没有墨，也不能吃”的当今科技更新下电子书的出现所引发的书籍领域的变革。小虫子见证着个人命运的兴衰，同样也见证着历史的更迭。 与此同时，小说流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的关照。“玉蟫说，人的历史就像一厚册书，每一代都会被吃掉一些关键词，然后形成考据那一行”，周中孚将仁珊写进县志，“只要人类存在于这世间，文字就不会消亡，即使再过一千年，她也依然存在。”证明了保存人事和历史最好的方式就是文字记载与留存。云阶公耗费一生心力也没能见到《慈云阁藏书志》的刊行，这本流传后世的古籍就像一首挽歌一样送别着他的一生。为修上海县志，他一捐就是两千两，破产的时候也只是一声叹息，“六十年来，如同一梦”。老蟫原来就是传说中的脉望，可以帮助人蜕去皮囊，改变生命形态。然而神仙、伟人也好，凡人也罢，“但讲到底，蟫还是虫，人也是虫，倮虫。世间万物，无不微渺如虫。”人虫殊途同归，无论如何，都只是漫漫历史长河中的生命过客。而文字却能让人的思想长久流传，书可以让他们的生命鲜活。中国古籍作为易碎不易搬的精神文明载体，其繁杂古朴的文字存留方式为后世造成了诸多文献难题。透过浩瀚历史无意的断裂缝隙，理出它们的流变过程，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这也正是后世钻研文献学的意义和挑战所在。 《蟫》的作者严谨地遵循着中国文献学的推理路径和治学逻辑。将专业研究领域的成果衍生为小说创作，这在作家个人来说是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转化，此时的小说处于史料研究的“副”或“次”文学地位。而对通过小说加深人文学养的人来说，作者带来的是小说形式与内容双重创新的惊喜。总体来说，《蟫》以文献学的研究路径和成果构成故事情节的主要脉络，辅以共时历史框架下的爱情故事，并以优越的现代小说主题意识和手法表现出作者的诸多现代意识。既达到了对文献学“考镜源流”的艰难探索之路的揭示，同时在虚实叙事之间指向了作者处于现代社会中的思想文化关怀立场。换言之，作家久久“以小说话文献”，以广含跌宕起伏的节奏的叙事代替静态网面的诠释，汇聚现代文体的活力提高古典文献史料被大众了解与接受的生动性。这种以文献学的路径写小说的方式，打破了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对立，二者相辅相成，同样也是传统与当代二元结构的消解与融合，不失为当代跨体写作小说中的佳作。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