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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认同是现代主义诞生以来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中国自近代以降，随着历史风云变幻，社会形态、政治体制更迭变化，启蒙、革命、反思等思潮不断激荡，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几乎每个时期都不免发出自我身份的怀疑和追问，并试图用各种方式完成对身份的肯定与确认。在文学中，身份的危机/认同亦成为一个重大的母题，在不同的文学书写领域，如基于宏大叙事的革命书写，反映城乡变迁的城市、乡村文学，探寻民族文化根基的寻根文学和民族文学，讨论性别冲突的女性文学，国际化视野下的海外文学等等，都在产生着有关政治、文化、民族、性别等身份的话题，身份缺失的迷茫、多重身份的困惑、身份转换的不安等是这些作品的精神主旋律，作家在对身份焦虑的表现和尝试自我纾解身份焦虑的过程中，反映特定时代夹层中个体生存境遇、精神嬗变和社会镜像，最终触达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谜题的终极思考。 非常巧合的是，本期转载的作品中有多篇都对身份认同问题有所关涉。钟二毛小说《证明》中的“我”面临的是民族身份确认的难题。“我”作为一个扬名于国际的本土导演，热切关注本民族文化，也无比眷恋记忆中的故乡。奈何曾经的瑶乡在时代的进程中逐渐丧失了原来面貌，民族味道日益稀薄，乃至在商业化的冲击下，被打造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我”感受到了与本民族在地理和心灵上的距离，但真正对“我”造成冲击的是儿子与同学的一次冲突，儿子同学质问“瑶族的祖先你都不知道，你装什么装”，如同一记棒喝，让“我”重新思索“我的民族到底是什么”。进而“我”认识到，能够提供民族身份证明的绝不是身份证、户口本，甚至也“不是各种节庆，也不是各种民俗，更不是各种传说”，而是真实的地理和一个个具体的人，是传统以及传统留存在一代代人心中的记忆。就是为了获取一个“证明”，“我”筹备拍摄一部“真正的瑶族文化的纪录片”，把瑶族讲个清清楚楚，宣传、保护、发扬瑶族文化，为本民族留住根、守住魂。 罗伟章的小说《界线》中的姚平江遭遇到的是个人职业身份的困惑。姚平江终身从事门卫工作，在门卫的岗位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发挥了自己的才干，“他是把当门卫当成事业来做的”。他将自己从事的职业神圣化了，也将他守卫的门的意义升华到了很高的境界，在他看来这道门“如国界般神圣，闪电般清晰，钢铁般坚硬，开合之间，响如雷鸣”，“门最本质的意义是界线，并提示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界线”。然而年老后姚平江失去了他的职业，因此也自以为丧失了个人全部的价值以及归属感。为了重拾自己的身份，他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举动：为废弃煤矿的牌坊守门，想要阻拦恼人的秋风；为自己的家守门，查验妻子，将挺着大肚子的女儿赶出门外。后来在女婿的介绍下他为中学校园守门，展示了恪尽职守的职业精神和神乎其技的职业技能，在人们对他褒贬不一的评价中，他似乎重新找回了当一个门卫的尊严和体面，找回了生命的秩序感和仪式感。 禹风小说《克萨维尔、多喜和杰森》中的留学生莫先生陷入的是国家和族裔的身份确认困局。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法国，主人公老莫就读的商学院是一个强调多元文化并存的学校，学生来自于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个特殊的“多元化”的小世界里，每个人的背景身份将会在他人的映照下格外凸显，多种文化的交融、渗透、碰撞也不可避免。作为少数几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之一，一方面，老莫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都极力保持着中国人的身份，吃火锅，买上海食品，送法国夫人杭州丝巾，说话口吻每每以中国人自居，动辄还要进行一些小小的文化输出；另一方面，他也需要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们磨合，还要与美国人杰森那样喜欢抨击“某个国家”的同学和老师们交锋。从课堂到日常生活到人际关系，他被迫卷入了一次次或大或小的冲突，其中不乏针对亚裔和中国人的挑衅，但他和他的同胞们不卑不亢，利用自辩、申诉、调停、反击等办法处理了各种矛盾，并通过这段学习经历获得了精神上的成长。 不难看出，以上三篇小说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呈现出现代人的身份焦虑，三种身份焦虑的产生又自有其深刻的背景。《证明》中的身份焦虑来自于时代变迁造成的民族文化断裂，个人从民族精神原乡被抛离，感到无根和无助，精神上发生危机；《界线》中的身份焦虑来自职业身份消失，由于个人自我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或者由于一种病态的执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错位，个人社会价值降到最低，自我存在感缺乏；《克萨维尔、多喜和杰森》中的身份危机则来自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中心文化将亚裔和中国人指斥为“他者”，亚裔和中国人暗地里遭到排斥，遭受不公平评价和对待。三篇小说中解决身份焦虑的方法也不同。《证明》中的“我”期望以重新沉潜回民族血脉中去，重建民族文化来达成对民族身份的“证明”，再次找到与民族精神的连接；《界线》中的姚平江通过为自己创造就业的机会，强化自己的职业身份，疗愈因年老失业造成的自我价值缺失和自尊降低；《克萨维尔、多喜和杰森》中的老莫则靠自觉反抗、抵御西方强权，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利，既捍卫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又主动融入国际化大潮，推动了不同文化的平等交流。可以说，三篇小说的作者均在恰当的文化场域中，真实、准确、传神地表现了颇具代表性的个体的身份危机问题，同时借由人物的“自救”行为提供了积极、建设性的解决方案，通过人物的自我拯救、自我确认、自我肯定重塑存在价值、发掘生命意义。 时至二十一世纪，当社会形态从现代迈入后现代，当世界的多元文化更加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身份危机还将被广泛地制造出来，“现代性的焦虑”中“身份焦虑”始终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很自然地，身份认同问题也将在文学中持续留下痕迹、形成潮流。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实是，近二三十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因为具备特定的族裔背景，在作品中灌注强烈的身份意识，为边缘地区、边缘人群争取文化身份的作家具有相当比例，比如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圣卢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印裔英籍作家奈保尔、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南非作家库切、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等等。这正说明，穿透千年时光，西方哲学中的“灵魂三问”依然引领着人类自我探寻的脚步，希腊德尔菲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也依然饱含着不灭的智慧，令人深思，发人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