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推进创作繁荣、多出精品力作是做好文学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重要基础。致力于在国家级文学奖项取得突破，始终是省作协十多年来念兹在兹目标之一。我们让压力转化为工作动力，推动文学创作在量的持续积累中获得质的整体提升，推动精品创作由小的进步转化为大的突破。过去五年，青海作家从零星渐成团队，向全国重要文学奖项发起集体冲锋，获取多项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文学奖项，一批老中青作家孜孜耕耘，向青海新时代文学奉献出最新精品力作。
    我们开启了青海作家集体突围新阶段。
    青海省作家协会特邀我省作家、评论家，盘点省作协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五年间各文学门类创作情况，梳理动态性、现象性、规律性的发展轨迹，求索青海文学创作突破与提升的着力点与增长点，从而提升认知、鼓舞士气、增强自信、凝聚力量。
    从本期起，依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少数民族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学次序，刊发关于各文体创作综述。受信息源和撰写者思考角度限制，综述涉及作家作品难免有疏漏与谬误，欢迎批评指正，以便及时更正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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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篇小说：奋力书写文化、历史与时代画卷
    刘晓林
    2019-2023年间，青海长篇小说创作波澜不惊，总体延续了以往平稳发展的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期间青海作家创作出版长篇小说近30部，数量与前一个5年大体持平。题材方面，在青海作家长袖善舞的表现民族文化、挖掘地域历史等领域继续拓进之外，关注现实，尤其是涉及扶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内容的创作成为一时热点。艺术表现方面，在充分尊重、汲取文学史经验的前提下，也试图突破成规，将写实与想象、严肃与通俗、再现与重构等多种元素融汇在小说叙事之中，多维度多层次展开了积极的艺术实践。下面将依据书写内容，对近5年青海长篇小说创作进行简要梳理、评述。
    一、触摸民族精神之魂，追寻民族文化之根
    青海这片高天厚土，历史进程曲折复杂，民族文化瑰丽丰富，为文学写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书写资源和创作灵感，以“寻根”的姿态追溯祖先的足迹，深情解读本民族的精神密码，向来是青海作家写作的重要选择，是青海文学积淀深厚的创作领域。五年来，表现民族历史文化的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进展。
    梅卓于2019年11月推出的长篇小说《神授·魔岭记》，是近期出现的深入挖掘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风格独具、意涵丰沛的作品。小说表层结构呈现了“成长”的主题，讲述藏族少年阿旺罗罗领受使命，经过大德高僧的引导、点化，自我的磨砺与修炼，成为一代神授艺人故事。与阿旺罗罗成长并行的是“格萨尔史诗”中格245萨尔王征战北方魔王路赞和路赞在“末法时代”复活终被击溃两个神话故事，构成小说的辅线，在现实、历史、神话传说的相互交织中，多方面呈现了表现藏民族勇敢、忠义、倾向美善的精神气质和质地饱满的文化习俗，凸现了小说更为重要的题旨。小说结构缜密，想象郁勃，语言细腻诗性，特别是阿旺罗罗和他的保护神精灵般的扎拉相携而行的叙事线索，给作品营造了一种轻盈灵动的格调。《神授·魔岭记》 于出版次年获得了第 12 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长篇小说奖”，颁奖词称“《神授·魔岭记》向伟大的《格萨尔》致敬，游弋于现实、历史与传说之间，穿行于实相与虚相之间，展现着藏族文化的神奇博大。”这是梅卓继长篇小说《太阳部落》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之后，第二次获得该奖项的长篇小说奖，显示了文学界对这位实力派藏族女作家的高度认可。
    土族女作家李卓玛继续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而为本民族“正名”依然是她写作的原动力，五年间，她出版了两部有关民族历史的长篇小说。《雪玉马鞍·吐谷浑王国》的前两部曾于2015年以《吐谷浑王国》的为题出版，此后，作者重新编制了回目，进行修订，又完成第三部，2019年10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再度以上中下三部整体推出。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作品，作者细心爬梳史料，结合符合历史发展逻辑和情势的大胆想象，重构了吐谷浑王国从辽东到西陲，从兴国到衰亡350余年的沧桑历史，期间的英雄伟业、王权更替、宫闱秘闻，与北朝、南朝，与隋唐，与吐蕃不同时期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角逐博弈，一一纳入笔端，书写战争，金戈铁马，笔力雄健，而写到儿女情感，则又千回百转，婉转细腻，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时空浩瀚、人事繁杂的历史长篇小说的才华和功力。如果说《雪玉马鞍·吐谷浑王国》 是一座宏伟的建筑，而作者的另一部小说 《虹的印记》 则如一个精巧的阁楼，这是一部心裁别出的作品，同样是在追溯土族发展的历史，却用一串佛珠寻找缺失的七颗佛珠的经历作为线索，而每一颗散落佛珠的回归，则演绎了民族历史的一个特定瞬间，串联起土族这个兴于马背而衍变为精于农耕的民族的前生今世。七个彼此独立又浑然一体的故事，从女性的情感经历透视这个民族勇敢、智慧、坚韧的精神气质。这七个故事都曾在作者的其他小说作品中出现，《虹的印记》则将其幻化为七颗佛珠，暗喻七彩土乡，使之成为一个有机体并生成了新的意义，与原来所属的小说之间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不失为一种饶有趣味的文本试验。
    撒拉族作家韩庆功的《黄河从这里拐弯》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作者计划以四部的规模，勾描一幅自世纪30年代至新世纪70、80年间撒拉族社会生活的风俗长卷，已经完成出版的第一、二部已有百万字的篇幅，如果假以时日，作品终成完璧，将会是一部两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将成为青海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河小说”。小说以参加了中原抗战的撒拉族青年奥斯曼卸甲归田，挈妇将雏，返回黄河岸边的家园苏吉里村起笔，此后三代人在数十年间的风雨人生构成了小说的线索。小说以苏吉里村和奥斯曼一家人的生活作为圆心向更广袤的空间延伸，举凡时代风云、乡土变迁、民族心理、生活习俗，无一不纳入笔端，既凸现了个人命运、族群的生存与时代、国家之间的共振关系，又用丰富的细节和繁富的场景勾描了一幅民族生活的风俗长卷，对自800年前从中亚定居黄河岸边的撒拉民族的社会生活肌理进行了深入描绘，力图凸显这个在“黄河浪尖上”搏击的民族独特的精神气质。小说笔墨酣畅，浩浩汤汤，虽时有枝蔓，却自有一种浑然饱满的气势。
    二、深入挖掘本土历史，倾情讲述青海故事
    依恋本土家园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作为写作者，立足脚下土地，书写原乡故事近乎是一种本能的选择。而“吾乡吾土”古往今来的或雄浑悲壮或缱倦缠绵的沧桑往事对于本土写作者具有永久的牵引力，故此，讲述本土故事依然是近5年青海长篇小说写作的重要题材领域。
    上世纪50年代起，响应国家召唤，大批开发建设者进入青海高地，将富强梦想与在艰苦环境中舍“小我”顾“大家”的劳动者的无私奉献精神紧密连接的“拓荒文学”由此而生，并成为青海文学的一个重要标识，不同代际的青海作家都曾对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进行过描述与诠释，近5年的青海长篇小说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
    海桀的《蓝色方程》是以221核工业基地的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以往涉及221基地的创作，多为忠实史实，追寻历史事件进程的非虚构创作，而关注在宏大的“共名化”的历史叙事中被化约的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日常生活故事，从而呈现文学人性关怀的温度与力量的为题旨的写作尚不多见，海桀的创作弥补了221题材写作中虚构文学缺席的遗憾。小说通过男女主人公依放和艾丁曲折感伤的情感故事，书写了特殊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为国家的国防事业殚精竭虑的奉献精神，以及“他陪我一程，我念他一生”的忠贞不渝的美好情操。小说将第三人称叙述，与女主人公艾丁的回忆，男主人公依放的日记以及两人的通信糅合一起，使得小说叙事张弛有度，摇曳生姿，同时这些文体元素之间构成了多重对话关系，展开对于事业、爱情、生命本质的意义追索，情感炽烈真挚，有一种直抵人心的感人力量。
    非我 （曹建川） 的《父亲的高原》是一部向终身奋战在柴达木石油战线上的石油人致敬的作品，小说题名即蕴含着对老一辈开发建设者的崇高敬意。一直工作在石油行业的曹建川，对青海石油的发展历程了如指掌，加之丰富的生活积累，使之能够全景呈现青海石油的建设历史，塑造出一批生动鲜活的石油人形象。小说通过何满江、陈启仁、葛先华三位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串连起青海油田从勘探到钻井，数十年转战老茫崖、冷湖、花土沟、涩北的全部过程，他们个人的历史构成了青海油田的历史。小说不仅表现在人迹罕至的荒原戈壁石油人期餐露宿，经历的生死考验、还写到了特殊年代的命运曲折和儿女情长，对青海油田几次转型时的艰难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矛盾着墨甚多，显示了直面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态度。《父亲的高原》是从电视剧文学脚本转换而生成的长篇小说，行文中存留了些许影视表达的印记。
    同样来自石油行业的吴德令创作的《南八仙》，则给自上世纪50年代流传至今的一个浪漫忧伤的传说赋予了血肉。一次偶然，多年前罹难被淹没在荒野黄沙中的女地质队员的日记被发现，里面记录了来自内地的八名女地质队员因探矿迷失荒原，如何求生、挣扎，至死坚守保护勘探资料信念的悲壮经历。小说规避了同类题材中单纯赞美讴歌的同质化倾向，写到了危难时刻地质队内部发生的裂变，将人性的幽暗和理想的光芒并置，使人物形象真实而饱满。小说结构方式独特，主体部分是八位女地质队员之一的张春桃的日记，“续篇”则是另一位女地质队员齐桂香的儿子的日记，讲述第二代石油人在前人的感召下继续前行的故事，这是一种有效的链接，内在精神的一脉贯通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梅尔 （蒋应梅） 的《西进！西进！》是以青藏铁路为背景，表现行走穿梭在世界屋脊之上的普通铁路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青藏铁路特别是格尔木至拉萨段的修建，无疑是人类筑路史需要浓墨描述的事件，是在环境极为恶劣、地质条件异常复杂，科技攻关最为艰难的背景下修筑而成，与这桩堪称奇迹的大事件发生关联，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骄傲与荣光。小说中李进斗一家三代人的命运的转机和生活的变迁与
    青藏铁路的建设密切相关，生命的价值因此彰显，平凡生活因此闪烁出耀眼的光泽。梅尔采取了借助日常生活透视历史大事件的叙事策略，以普通人生活的变化把握社会的进程和大时代的脉搏，见微知著，从而在平凡与伟大之间建立了联系。曾为铁路人的梅尔谙熟铁路工人的生活状态，信手拈来的细节，直抵青藏铁路人生活的原生状态，形成了一种靠近生活本来面目的，富有实感的本色叙述。
    地理概念的“河湟”是指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经的地域，主要位于青海的东部农业区。仰赖奔腾不息河流的滋养，史前时期原始先民即在河湟谷地繁衍生息，存留的丰富的史前人类活动的遗迹，证实了文明的火光在久远的过去就曾照亮这片土地。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这里交汇，是古代丝绸之路南线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沟通东、西交流，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里是青海境内人口、村镇最为稠密，民族共居最为集中的地方，在漫长的时间推移中积累了太多波谲云诡的记忆，这一切自然增加了河湟历史的厚度与密度。河湟社会生活是青海文学能够持续采掘的富矿区，植根河湟谷地的深厚土壤，再现、重构河湟历史记忆，为河湟人物塑形，依然是近5年青海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互助籍王月邦是一位饱含乡土情怀和英雄主义情结的写作者，执着于表现家乡的历史风云和那些胸怀大义的父老乡亲。《铁马冰河——达坂山剿匪记》是继《曾国佐将军》之后，王月邦依据史实，创作的又一部英雄传奇。新中国建立之初，国民党残兵不甘失败，纠集当地土匪，发动暴乱，荼毒百姓，为新政权的稳固和家园的安宁，当地群众配合解放军，义无反顾投身剿匪战斗，经过近3年的浴血奋斗，最终肃清了盘踞达坂山河谷密林中的匪徒。小说以侠肝义胆的青年农民徐青岭一家的命运为主线，完整再现了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小说虚实相间，既有坚实史料的支撑，又有符合历史逻辑的虚构，运用对比、反衬及人物语言和外在动作凸显人物性格，并且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线索明晰、情节连贯、故事完整的优长，故事冲突紧张激烈，叙事节奏明快。小说极具可读性，是红色记忆、英雄传奇和民间传说充分融合之后所产生的效果。
    海桀的《云来水往》讲述了民国时期高原商镇丹巴尔发生的爱与恨，忠义与邪恶，血仇与悲悯相互交织的故事，幼年遭遇灭门之灾被家中师爷搭救捡了一条性命的雪义尘，亡命天涯多年之后返回丹巴尔城，隐瞒身份，以行商藏客的身份周旋于丹巴尔的各种势力之间，确定仇家最终实现了为家族复仇的夙愿，又在共同的民族大义面前，化解仇恨。小说将丹巴尔古城几个家族几代人的恩怨情仇、商海沉浮、权谋角逐融入时代风云之中，使得作品质地坚实，意蕴丰厚。主人公雪义尘在仇恨中成长，却没有丢失善良和正直的根性，在复仇过程中，时时处在情感与理智的挣扎中，最后在护送中央政务团进藏的途中，救下仇家的后人赵亮并结为生死兄弟，完成了精神的升华，呈现了人性的美善与悲悯的情怀。小说中的丹巴尔城显然指的就是青海湟源的丹噶尔古城，所谓藏客是指沟通汉地与藏区贸易的行商，作者海桀曾为创作名为《藏客》的电影，对丹噶尔古城的历史和藏客的商业模式、生活方式进行过深入的探究，加之对作为“海藏咽喉”的地域风情的稔熟，使得 《云来水往》 的地域文化特征极为浓郁。小说吸纳了大众文学的某些元素，长于悬念的设置，情节曲折，环环相扣，读来引人入胜，这无疑是海桀融合文学的严肃性、精英性和通俗性的一次尝试。
    为河湟母亲立传是李明华创作《马兰花》的初衷，力图写出一个与河湟的山川村落融为一体的充盈着母性气息的形象，代表了千千万万河湟流域土地上的母亲的精神与气质。小说中的母亲马兰花，为生存苦斗，勤劳能干，又有几分鬼怪精灵，恰如常见于田间地头，生命力顽强的丛生植物马兰花，是河湟文学中一个颇具新意的女性形象。
    王连学的《风雪一枝梅》以民国时期互助威远镇为背景，以天佑德酒坊大工刘保中的一双儿女刘梅、刘松姐弟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展示特定时代那方水土的错综的社会关系和地域风情。小说中刘梅的形象颇为出彩，坚强聪颖，又深明大义，她机智救助了负伤的西路军红军战士许云若，在为他疗伤的过程中，刘梅被这个汉子的坚毅性格和执着于理想的精神所打动，心生情愫，决意追随归队的许大哥而去。由此，小说将一个地域性故事和平常人家的生活，与一个注定要影响时代进程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近5年的青海长篇小说创作对本土更为久远的历史也给予了关注。圈廷是个陌生的作者，而他的50余万字篇幅的《红珊瑚》却出手不凡，小说以清代康雍年间，湟水谷地拉脊山脚下一个小村庄的骚乱与动荡，牵连出罗卜藏丹津挑战清廷，及七世达喇拉嘛入藏等史实，内容丰富，故事曲折，富有传奇色彩。
    三、立足现实大地，书写时代画卷
    密切关注现实，对现实生活的变化作出迅捷的反应，原本是文学写作的重要功能，也是文学写作者责任担当意识的体现，而在以往的青海文学的小说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对时代的因应总显得有些迟滞，这一缺憾在近5年的长篇创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
    表现扶贫攻坚工程和新农村建设成为了近年来青海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热点。蒋应梅和赵有年都曾作为驻村干部参与了扶贫工作，对生活的鲜活认知与体验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作品都是以“外来的年轻人”的视角进行叙述的，驻村干部的到来，带来了扶贫富民的政策，依靠当地群众，群策群力，因地制宜实施扶贫项目，终于改变了乡村面貌成为了基本的情节框架，这当然是与扶贫工作的基本流程相一致的。略显同质化的叙述中，他们的作品也都显示各自独有的特色。
    蒋应梅的 《乌图美仁，那长长的河》 是一部纪实性成分很大的作品，以“我”为贯穿线索，串联起扶贫工作中那些琐细繁杂的大事小情，片段的连缀编织出一匹完整的锦缎。作品风格刚健明朗，情感真挚，具有一种天然去雕饰的朴素之美。
    赵有年的 《石头村里杏花开》。这部小说最主要的价值是写出了精准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塑造了克服内心矛盾，抚平创伤而恪守职责的有性情有良知的驻村干部丹巴的形象。小说将故事发生的村庄命名为“石头村”是别有深意的。多少年来，被沉积的习俗、观念束缚的贫穷山庄恰如一块石头一样坚硬而沉默，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确定与实施，让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人们有了改变自身的愿望，有了对更广阔世界的憧憬，可以说，梦想的花朵在石头上绽放了。这当为小说最主要的题旨。
    惯常网络写作的懿小茹推出了 《我的草原星光璀璨》，同样采用“外来的年轻人”的叙述模式，写青年女干部蓝堇时返归自己的双亲献出了生命的巴颜喀拉山下的藏族村落江源村，带领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乡亲们走向富裕文明之路的故事。小说中塑造的那个痴痴等待已经出车祸身亡儿子回家，要把草场留给儿子的牧人老龙的形象，生动真切。作品用诗化的笔墨书写草原风情，凸现了敬畏自然的草原人朴素而健康的生态观念。
    雪归的《风雨磐石》是扶贫攻坚题材小说中值得关注的一部作品。小说的着眼点并不在于扶贫工作的过程和给乡村带来的物质进步，而是将目光聚焦在乡村振兴的历史性变革中人的精神觉醒与成长。小说双线并进，一条是以志向远大却时运不济的黄志远在家乡玛吉村,备受挫折、屈辱，在扶贫工程实施后走出阴霾的经历，一条是以黄志远的女儿黄梓琳 （草芽） 65封信，道尽了在都市打拼的乡村青年理想被打击得支离破碎的辛酸苦辣，但即便低到尘埃的也要坚韧生存并努力维护人的尊严。两条线索分别体现了作者用心选择的两个意象“磐石”和“草芽”的寓意，前者坚毅顽强，后者则代表着韧性的生长。黄家父女在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功臣的实施中确立了生存的意义，让人相信，这一次的乡村变革，不仅仅是摆脱物质贫困，更本质的目的则是让这些依附土地的草根人物精神的涅槃重生。雪归对这一题旨的挖掘，使得小说显得厚重而深刻。
    书写年轻人不懈奋斗、追逐理想，充满励志精神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同样令人瞩目。因为疾患，只能卧床的都海成，凭借着异乎寻常的毅力和对文学的挚爱，用铅笔戳击电脑键盘，创作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醒》和《纸飞机》。前者讲述三个农村青年的命运，其中魏小军有作者自己的身影，身残志坚，坚守“人一旦有了追求，世界也会让路”的信念，终于成就一番事业，在这个人物身上，投射了作者都海成自己的青春激情和梦想；后者写上海大学生来青海农村支教并获得自身精神成长的故事。都海成的作品格调明快俊朗，情感饱满，字里行间洋溢着积极、乐观、进取前行的情绪。
    撒拉女作家陈华的《烟火里的尘埃》写撒拉族青年阿里，为改变命运，出外打工，他勤学苦练，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拉面手艺，梦想即将实现，正当他即将走进婚姻的殿堂时，一次意外却让他中煤烟致死。这是一个悲剧，以现实生活的真实事件为原型，但从创作角度而言，这一意外反转情节的设计与整部作品的命意缺乏有机联系，同时也缺少典型性。当然，这一瑕疵并不能遮掩年轻的女作家突出的创作才华。
    现实题材创作中，海桀的《地气》（刊发于《钟山》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B卷）是一部应当予以特别重视的作品，因为青海文学勇敢触及生活矛盾，直面现实的创作较为稀缺，这部作品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惯常从历史、自然、风俗中汲取灵感的青海作家也不缺乏揭示生活真相的胆识。小说写驻村干部聂嘉，发现流经村庄的小河受到污染，追根溯源得知是因为村后的花石山曾经被黑心老板疯狂采挖、提炼金子导致水源重金属超标，为揪出幕后黑手，聂嘉与官商勾结的黑恶势力殊死较量，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让犯罪分子落入了法网。这是一部直指社会阴暗面和矛盾的作品，在正邪善恶的搏斗中呈现了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海桀近年来曾进行过侦探小说的写作尝试，这当然并非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写作增添一种类型，而是显示了通过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苦用心，《地气》无疑也是履践着写作目的。这部小说在叙事上，依然汲取了侦探小说的某些元素，精心设置悬念，然后抽茧剥丝般解密悬疑，情节丝丝入扣，有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牵引力。
    四、虚实相间，创造寓言世界
    近5年的青海长篇小说创作，还有一类打破现实与虚幻界限，穿行于历史、神话、魔幻之间，在虚拟的想象的时间与空间中寄寓作家对生命的意义、精神的价值的独特思索。
    非我 （曹建川） 是一位胸怀远大抱负的写作者，从不愿意用某种标签束缚自己。多年来，因那些出彩的关于石油人生存状态和情感生活的写作，他被视作是一个“石油作家”，故此，他更迫切地挑战自我，突破成规，将自己的写作目标向更广阔的领域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最后的城邦》无疑是一部超越自我的突围之作。小说中那个河西走廊漫漫黄沙道中的“天荒镇”既是虚拟的，又是现实的，而作为现实中的天荒镇，那些饮食男女狗苟蝇营、生老病死，又不过是淹没在历史烟云中那些无数城邦生活的一个循环。小说设计了A、B两条线索，A线索讲述天荒镇的日常生活，鸡零狗碎，各种欲望的交织，而王老五的那个来路不明的妻子李清兆，以及她的追随者卓文珺，她们的一袭旗袍和流淌在她们指尖的古琴声，将天荒镇的人心搅乱了，继而颠覆了天荒镇固有的秩序；B线索写赶夜路返回天荒镇的王老五和马老二，将货车开到了突然断裂的天荒桥的茬口上，进退失据，在无奈的等待中，天荒镇的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死去的人的灵魂出现了，人鬼之间展开了对话，鬼魂诉说着生前的种种冤屈和遭遇，天荒镇的一些秘密被揭开了。小说设置了诸多谜面，诸多密码，可以从多种维度解读，寓意丰赡，归结点似乎是在强调过去与现在，亡者与生者、幻像与真相的同构性，天荒地老，梦幻泡影，时光和生命不是线性存在，而是流转与轮回，一切都在重复，“现在”既折射了历史，又预示了未来。小说文本实验的意图十分明显，追求虚实的融通，小说的开头部分和结尾部分都为“○章”，圆圈意味着一种闭环结构，首尾相应，其中出现的李可寻找天荒镇和打捞魂灵，串连起了历史与现实，马道长则沟通阴阳人鬼世界，行走在荒原中的李清兆和卓文珺则意味着超越世俗物欲的精神的无所归依，象征、隐喻、玄思密布于精细的写实、空灵的感觉和贯通了阴阳两界的叙事之中，形成了诡谲、幽深的文本氛围。《最后的城邦》是近年来青海长篇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部艺术品质纯粹、具有探索意义的作品。
    肖子树的《西海魔咒》是一部融汇了昆仑神话、青海湖以及河源的民间传说故事创作的一部具有神幻性质的长篇小说。情节曲折复杂，主线是王母送自己的第九个儿子到人间，在由西海迁居昆仑山下，以狩猎为生的阿旺老人的养育下逐渐成长，并领受神的旨意，解救了被困在昆仑玉上下的西海龙王的第九个儿子，应验了“大海会在一夜之间解冻，河流会在一夜之间倒流”的古老寓言。显然这是古老神话传说中历经千难万苦，完成使命的英雄故事原型的再现，小说中凸现了敬畏自然，万物和谐的朴素生态观念，同时对诸如勇敢、忠义、善良、责任等美好品质的进行了又一次确认。可以说，这是一部通过神话的再构传递了人类普遍认同的文化观念的作品。
    青年作家索里么的 《西北望》 则以南凉历史为背景，写末代太子虎台兵败国灭，其三个儿子逃避追杀，谋求复国的经历，作者发挥了自己作为诗人的充沛想象力，将江湖武侠、地理风物和神话传说等元素融合淬炼，演绎一段跌宕起伏，亦真亦幻的历史传奇。
    近5年，青海文学还出现了其他类别的长篇小说创作。儿童文学创作中，索南才让的《哈桑的岛屿》获得了第四届青铜葵花儿童文学奖“金葵花奖”，创造力旺盛的唐明创作了《河源清澈》等数部长篇小说。2021年4月青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龙仁青主编的“藏族当代长篇小说译丛”，收录了5部藏译汉的长篇小说，其中有3部青海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分别是卡毛加的《曲拉》（才郎东主译），德本加的《悲鸣的神山》（赵有年译） 和次仁顿珠著译的《我的两个父亲》。上述作品，同样丰富了青海长篇小说的创作园地，因在其他类别的创作综述中进行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通过以上的评述，可以简单概括一下近5年青海长篇小说创作的特点。第一，一支规模不大，但颇具创造力的作家队伍业已形成。此间，实力派作家新作频出，梅卓沉潜多年，推出了力作《神授·魔岭记》，海桀创作出版了三部长篇，且题材领域涉及广阔。中青年作家也显现出后生可畏的状态，李卓玛执着于长篇小说的写作，对这一文体的驾驭日趋娴熟，而懿小茹、索里么等更年轻的写作者也显示了一定的创作潜力，这支队伍的形成是青海长篇小说创作未来可期的保证。第二，文化意识更趋于自觉。立足本土，向历史文化深层掘进成为青海长篇小说写作者的共同追求，梅卓、韩庆功、李卓玛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追寻，海桀、李明华对河湟文化沉浸式的体认，以及肖子树、索里么从昆仑神话和南凉历史中汲取灵感与资源，莫不是让创作从深厚的民族、地域文化土壤生长出来的具体表现。韩庆功、李卓玛不去迎合当下快捷式阅读风尚，坚持大篇幅、多卷本的“大河小说”写作，除了向扎实绵密，试图全景整体再现社会生活的小说传统致敬的意图之外，用繁富的细节呈现民族文化的细密肌理或许也是一个隐含的原因。第三，艺术上突破成规，探索创新的创作增多。梅卓将史诗传说贯穿于神授艺人成长经历之中的叙事策略，海桀力图消弭精英文学与通俗小说边界的努力，曹建川贯通虚实，融现实、幻像、象征为一体，创造寓言世界的尝试，都显示了曾经偏重传统的青海文学写作者，也不乏更新创作思维，进行文本试验的勇气。
    曹建川在小说集 《最后的城邦》 对收入书中作品的“后记”进行了补充解释，其中谈到了自己对于小说的认识，“是所有文体中最复杂的所在，集大成者”，这一观点当然可以辩论，但却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要成就一部格局气象卓然的小说，一定是写作者的阅历经验，知识积累，精神修为，艺术锤炼，以及执着、耐力等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青海长篇小说小说的写作者还需在认知、修养、技巧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磨，从而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作者：刘晓林，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青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和青海地域文学研究，出版专著《青海新文学史论》《寻找意义》《高地星空与文学书写》等，参与主编教材《国文经典读本》。曾出任中国作协第八、九、十届“茅盾文学奖”，第十、十一届“骏马奖”评委。曾获得青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项，青海文艺评论奖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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