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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我，文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做了不同回答，有些回答似是一种狡辩，也有一些把这个问题说得很透彻。作为写作者，即使没人来问，也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文学作品可以让人明白，除了眼前的世界，还有一个由情感构成的世界，它既是现实的一部分，也是对现实的检验。这是文学的真，就像阳光一样，是它的本质属性。作为写作者，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对一切已有的东西发出质疑，即便得不出正确的结论，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思考。 小说怎么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还没写好。知道没写好，正是一直还在写的最大动力。有人说我写得太多，有人说我写得太少，何为多何为少，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要相信自己，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努力写好。真好假好不能由作者自己鉴定，作者一思考，读者就发笑，读者永远比作者强大。 为弱者发声，弱者不一定理解；与强者为伍，强者或许会不屑。即便如此，在选择鸡蛋与石头时，也必须站在正确的一边，作为一枚鸡蛋，小心翼翼地写作。 这是一个“轻悲”的时代，很少有让人一蹶不振的大事落到头上，却总是有防不胜防的烦忧，我高度怀疑这是人们不再热爱文学的原因之一。契诃夫说：“凡是人，不分地位、宗教信仰、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环境，都可以在写作上一试身手。甚至疯子、舞台艺术爱好者、被褫夺公权的人要写作，也不犯禁。”问题是他们哪有兴趣写作？为什么写，写来干什么？至于我，则是卡尔维诺式的“自虐”：“如果我从头开始某件事情，我总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绝境，有一个新的障碍必须克服，我必须找点超出我能力的事情来做。” 很多年前我乘车从黔西南穿过黔中回黔北，在一条颠簸公路上，汽车摆来摆去，随时有可能熄火。这是一辆被称为“反帮皮鞋”的罗马尼亚吉普，简称“罗马”。每个地质队都有几辆这种车，坐两个小时可从头上洗下半盆泥浆。不光密封性不好，公路也远不能和现在相提并论。 摇摆了一会儿，车真熄火了，不是路太颠，而是被一辆瘫在路上的卡车挡住。路边工地上，一个民工装束的人扶着一根竹竿，竹竿上挂着一个何首乌，人形，30来公分高，特别像不足月的早产婴儿。据说何首乌能长成这样，没有一千年也有八百年。民工说他在工地上干活，这是今天早上从工地挖出来的，藤子都有这么粗——食指拇指比了个乒乓球那么大的圈。我第一个念头是买下它，拿回去给父亲吃，让他多活几百岁。车上有人小声说，不要相信，假得很，是用模子种出来的。是这样？我正在为没那么多钱而遗憾、而内疚。这个见多识广的人说，他在别处也看见过，一模一样，哪里有工地，就到哪里卖。 剩下的行程我都在想，能卖掉吗？卖给谁？同时觉得他卖的不是何首乌，而是孩子。那身装束让人同情，希望他能卖个好价钱。虽然感觉他确实像骗子，但也忍不住这样想。我也知道“没有智慧的善良就是愚蠢”这句话，受骗后也会生气，再次遇到骗子时，却又总是首先选择相信他。骗子要么气度非凡，要么可怜巴巴，太难辨认。 继而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何首乌，我就是挂在竹竿上的孩子。民工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何首乌的形象却越来越清晰。这是记忆选择和改造的结果，但当时并没有写点什么的冲动。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文学创作唯“慢”为高。这里的慢特指要素内化的过程之慢，至于构思完成、开始创作后，写作快慢皆可。石黑一雄说：“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想要超越受时代局限的教条主义狂热实在太难了；我还有一种恐惧，生怕时代和历史会证明一个人所支持的是一项错误、可耻，甚至邪恶的事业，尽管他怀有良好的心愿，却为此白白浪费了自己最宝贵的时光和才华。”不能为了一时之“快”，而让自己对自己感到厌恶，这是原则问题。 四年后我离开遵义来到贵阳，离开地质队来到文学杂志社，从业余读者变成专业读者。有天接到老家亲戚电话，要我带他见省长。老家修了一座大电站，他觉得移民搬迁补偿不合理不公平，要找省长讨公道，在这之前他已经找当地有关部门理论了三年。我没法帮他，却又没法告诉他为什么。半年后他再次打电话，要我帮他买几箱茅台酒，要送移民办的人。我告诉他这个方法不可行，他听不进去，自己在街上买了两瓶，是假酒。接下来几年，他处于半癫狂状态，听风就是雨，猜瞎。他从没出过远门，有一天去了武汉，仅仅因为听说长江水电指挥部在武汉。中途下错车，走了一个月才回到家。当时出省手机要办漫游，他哪里懂，电话无法接通，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回来后也说不清自己走过哪些地方。更可悲的是，他的所作所为让人厌恶，连家里人也懒得关心，无缘无故失踪或许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 “轻悲”袭上心头，只能用写作来排解。 海明威说，写作时只有知道第二天该如何继续才能休息，这是一种折磨人却又无从逃避的生活。如果不知道第二天怎么写，当天晚上就很难睡好，即使睡着了，梦里也在写作。梦里构思的作品似乎非常精彩，醒来才知道那是没有逻辑的故事。持续不断的写作不能仅靠天赋，要靠作者对文本丰富性坚忍不拔的追求。写作者要不时地问自己：你向自己的极限挑战了吗？不要轻易地把人物和事件放过去，应该以非常有力的态度形成自己的路，哪怕是一条绝路。这是小说创作最朴素的真理。 关于写作的忠告非常多，适合自己的也就那几条。有些话看上去幽默而准确，实际作用却只有这句话本身。拉上窗帘，打开台灯，不去看字数，也不去想这部作品有多少人愿意看，你就不会焦虑。写到最后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杰作，你也不会感到沮丧，而是松了口气。去为下一部做准备吧，下一部也许是真正的杰作。 写作时有时会希望听到有用的故事，或希望从某本书里得到启发，这十有八九会落空，远不如充分调动已有的生活靠谱。但阅读就像饮食一样重要，毕飞宇说，阅读的才华就是写作的才华。我不是为了印证这句话才阅读，而是因为不阅读就会感到恐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没有阅读，写作源泉将会很快枯竭。如果说一个人一生能写到哪个份上是命中注定，那么这种命中注定和他能读多少也紧密相关。有些书你永远遇不到，而遇到的那些又不全是你的食粮。正因为有差异化，所以才有“求不得”苦。 说起来，已经写了十几本书，最怕有人问哪本是你写的。全国各地的书架上，打起灯笼都找不到，它们早已被更好更有意义的书籍淹没，最终的命运是重新变成纸浆。不过需要特别指出，书里写了那么多人，他们各有姓名和性格，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是他们的全部，是他们中的所有人，他们的缺点就是我的缺点，他们的不堪就是我的不堪，他们的孤独就是我的孤独。 （摘自《乌人传》，冉正万著，作家出版社，202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