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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年前，我结识了一位喜欢收藏旧物的朋友，他在市郊一座山的脚下租了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个工作间，院子外面还有一个大仓库。他收了许多奇怪的东西，有老德式洋房的门、窗，报废汽车的车头、舰艇上的某些部件、火车的齿轮、公园里枯死的老树等等。这位朋友也喜欢音乐，所以他的收藏品里还有许多旧乐器，有露出钢板的旧钢琴、起了皮的提琴、吉他等等。他从这些旧物上拆下许多零件，做成造型奇特的衣橱、酒柜和桌椅。这种介乎于手作与装置艺术之间的活计，吸引了我，我多次到他的工作室去参观，打开一间仓库，就好像回到了一个我未曾经历过的旧时光里。 终于，我看到了一件陌生的乐器。它的造型像二胡，可是体积大得多，琴筒有水桶那么大，而且是有四根弦。为了这把怪琴，我专门找了几位退休前在文工团工作过的老师来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革胡，是当年代替大提琴的乐器。 许多年前，我曾经采访过一位音乐学学院的大提琴教授，他说自己学琴时根本见不着大提琴，就是用一种名为革胡的神秘乐器“开蒙”。我端详着这把神奇的乐器，我想，我怎么着也得为它写一个故事。 《连顿弓》的小说就是从这把革胡开始的。那时还是春天，山脚下开满了桃花与杏花。那把革胡寂寞地倒在窗边，光影无时不刻地变化，太阳升起又落下，灯光点亮又熄灭，音色饱满的岁月，呕哑嘲哳的岁月，都在这把奇特的胡琴上流过去了。 从那时起，这把革胡一直在我的眼前晃，终于有一天，存在于我脑海里的几个故事的残片组合在一起，成了《连顿弓》最初的模样。 按照我的构思，一对从小一起学琴的朋友，被岁月阻断了来往，一个成为了世界级的大提琴家，而另一个一直隐居山林。改革开放初期，那位名满天下的大提琴家一次次地回到中国，想找到他童年时的伙伴。可是那位他记忆里的音乐天才，踪迹全无。 整个的小说其实就是两个字，寻找。德裔大提琴家斯特因在寻找他的伙伴，寻找一种世间少见的演奏技巧，同时也在寻找自己失去的童年。“我”本来陪斯特因只是工作任务，但逐渐地也被历史这个巨大的能量坑所吸引，身不由己地开始了一次又一次地寻找。他们只是在寻找一个叫叶雅歌的人吗？我当然希望这个寻找能够被赋予更多的意义，希望他们是在寻找艺术和人生的真谛，寻找世间少有的金羊毛。但是，说实话，对此我也并无把握。 我从二十出头就开始做报纸的文化记者，花了许多时间研究音乐，十前年，我曾出版过一本音乐史方面的书。在为那本书采访和收集资料时，我了解到许多音乐史上有意思的片断。比如某一位国际知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早年的音乐教育完全是在中国完成的，教他拉琴的俄国音乐家，与小提琴大师海菲茨是同门。他们的乐团第一次访华时，由于机场的舷梯与专机不匹配，两位乐手刚到中国就摔伤了。现场乱作一团时，这位曾在中国成长的音乐家却在接机的人群里找到了他儿时学琴的伙伴。如此有趣的故事，在所有我看到的材料中都只是一带而过。这件事不重要吗？我觉得它很重要，可是在音乐史的叙述体系中恐怕真的也只是一个小插曲。 在青岛的历史上，曾经生活着几位音乐造诣较高的欧洲音乐家。许多前辈音乐家，像小提琴家谭抒真、作曲家茅沅、钢琴家刘诗昆、日本作曲家中村八大，都有早年在青岛同国外侨民音乐家学习的经历。我一直试图用当事人口述、场景和有限的文献把这些历史复活。2015年，我获得了一个工作机会，给一部反映青岛音乐文化的电视纪录片做撰稿。这部纪录片每集30分钟，一共有7集，说起来规模也算是不小了。但是我发现许多我感兴趣的历史细节仍然无法放到片子里。 作记者时，天天听到的都是离奇的事。在开始写小说之后，便想把这些离奇的事写进小说里，后来我发现这并不容易。现实生活有现实生活的逻辑，小说也有小说的逻辑，两者可以说有密切关系，也可以说全无关系。在现实中明明很有趣的故事，如果缺少小说的要素，写出来不仅干巴巴，甚至还特别没有动力。所以说，对于小说写作者来说，现实再精彩，也只是素材而已。 《连顿弓》是我第一次尝试把我了解到的离奇故事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希望它能获得行家与读者的认可，这样，我便有机会把更多的故事讲述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