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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毕业的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纷纷联系我，说他们想老师了，希望近期聚一次。“早年间”自是戏言，指我在北语教过的前几届毕业生而已。一名学生在短信中说：“我们都有些老了。”令我感慨良多，出了沧桑感。 我之一年老过一年不足为叹，到了该老的岁数啊，不明显见老反倒不寻常了。但我的那些学生，年龄最大的不过四十出头，他们觉得自己老了，令我内心酸楚。除了演艺界青年不论，再将家境优越者排除，那么对于外省市在京工作的青年，北京实在是催人老的大都市。 在北京打拼不易。人生况味，不言自明。 故我每次与学生们相聚，文学话题并不是主要话题，即使偶谈，也是他们问我对某些文学现象的看法，而我坦率回答。他们都已做了父母。我则常问他们的生活情况——买房没有？父母身体可好？儿女学习情况怎样？工作是否顺心？收入这事，虽是隐私，但我也每在饭桌上问。 我愿他们生活得都算幸福。 幸福这事儿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却有起码前提。若他们的话使我感到各自的生活正接近着那前提，我便欣慰。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是《论教育之诗性》——曾经，中文系是各大学的才子才女系。如今教育、新闻、文化出版界的主编、社长、教授、领导，大抵是过来人，是将自己的中文能力修成了正果的人。而我任教北语时，中文系已开始边缘化，风光不再，正如《中文桃李》中的李晓东和冉们所经历的那样。后来，一年比一年更边缘化了。像某些并不望子成龙的家长似的，我从不期望我教过的学生靠中文能力出人头地。我只祝愿他们生活得好。他们明明是别人家的儿女，因与我结下了师生缘，便仿佛是我所“植”的“桃李”了——教育之诗性，我觉得便体现于此点。 “中文”二字似乎与诗关系密切，然普遍的切实的人生，反而是诗意甚少的。所以，我曾告诉我的学生们——诗是诗，生活是生活，既成了中文学子，若不将中文能力储备一番，提高一番，别说追求诗性的生活了，只怕连生活中原本或有的点滴诗性也忽略了。 我一向认为，若论作为记者、中小学教师、公务员——中文系毕业者，普遍的工作水平大抵优于新闻系毕业者、师范院校毕业者、政思专业毕业者。这乃因为中文与史哲相通。文史哲知识会使人看问题更“文化”一些。所以我并不力主我的学生非从事与“中文”对口的工作。人生有时得顺其自然。我最大的愿望是看到他（她）们都生活得挺好。“教育之诗性”，在我这儿，如此已矣。 我那些学生中，一半似李晓东，人生仍需靠“中文这碗饭垫底儿”；一半如冉，所从事的工作并未与中文“长相厮守”——好在他们的人生都已先后稳定了。“中文”系因其边缘化而“痛”过，李晓东和冉们感受过那种“痛”；但李晓东和冉们在生活磨砺中重新整合了自己的中文能力，熬过了那“痛”，于是“痛”转化为“非痛”了，“中文”给予他（她）们的便不仅仅是从业能力，亦是关于人生的省思能力了。 我那些学生同样如此。 《中文桃李》是为了纪念我们的师生情而创作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