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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 阅读留痕 壬寅年在国人匆匆而行的背影中渐次远去，留给人们的，蓦然回首间，一片怅然，唯一手留余香的便是墨香了，腹有诗书气自华。 2022年好书很多，小说、诗歌、散文和报告文学，皆有佳作迭出，作为深耕报告文学多年的老人，阅读盘点自然要从报告文学开始。2022年前后，建党百年的de书写余波犹存，春兴秋实。围绕这一主题，印象较深的有《革命者》《红船启航》《望道》《靠山》《中国北斗》《南京1949》等，为红色百年的书写留下了一道新史诗的风景线。这几部建党百年的报告文学，既有别于权威党史、教科书之作，又与虚构类文学作品拉开了距离。以史家的严谨，春秋般笔法，将一串串珍珠的细节重现于世，将罩着光环的伟人、名人、幸存者、牺牲者重新拉回视野，叙述在那个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忠诚与背叛、激流与漩涡、自由与独立、时代与民族、个人与国家的天命、宿命，热血青史笔，世间浮生绘。可以说，是从文学、人性和命运角度，对第一个百年进行一场史诗的文学巡礼，对于主题出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当然，报告文学如何走出题材决定论的窠臼，是值得作家、评论家甚至是出版部门共同努力的。 小说也不乏有佳作面世。鲁敏的写作总是在不断地突破自我，寻找新的变化。《金色河流》是写给改革开放年代的致敬之书，以女性作家的视角，在生死兄弟、父子手足之间，冷眼时光之河，就像流沙一样消散后，怎么演绎人世间的儿女情长，留给一个大时代的新生与延绵，读者会找到答案。去年疫情期间读过邵丽的简版《金枝》，惊叹黄河女儿叙述父辈故事时的睿智、幽默和温润，甚至还有几分的刻薄，刚出版的全本《金枝》重新审视父亲的人生，会有怎样的突破？还有王跃文的《家山》，十年不鸣，会不会一鸣惊楚天，惊华山、岱岳，读者将拭目以待。 我一直将散文写作视为画家的小品练习，为大画运足底气、元气，做足准备，重在练笔墨和线条，宜天天画、月月画、年年画。《榆林道》出自一位摄影家与自由撰稿人胡成之手，有点让人意外。陕北塬上，本没有一条榆林道。这是他画在众生世相灵魂皱褶的古道，一如他的拍照，自然生成的画面感，行云流水般叙事，简略得当，写出了众生心灵古道的世间沧桑。 胡弦： 注视·变化·警惕 出了小区大门就是上山的磴道。磴道上有一道铁栅栏门，几年来，如果门是关着的，就说明疫情又有点吃紧。2022年，它大概有一小半时间是关着的，我也有两次被隔离在家里。几乎足不出户的日子里，我竟然加快了写作的速度，把断续写了几年的《水调歌头》完成了。这是一本由20余首与河流特别是运河有关的小长诗组成的诗集。与笔下要呈现的漫长岁月相比，当下的发生如同一瞬，但那漫长岁月又似乎无不受到当下的影响，虽然整部诗集里并无疫情二字。我像在一个需要时时控制住倾斜的心灵框架中工作，所以我在一首诗中说：“这正是我们的小镇：一直在/一头怪兽的注视下。”我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注视。生活，就是在这种注视下往前流动。而我也注视着自己的工作，带着不时能意识到的紧张感。 从写作观，病毒不是一个题材，也不是一个主题，它变成了我的写作本身再次面对的问题：当你写作时，你在担心什么？特别是回顾这两三年来，看到那么多同行写出了成千上万的诗，以及自己写出的那些带有宽慰别人也宽慰自己的话，我自问：你的写作，从一种严肃的意义上讲，是否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当我几乎整天困在屋子里时，我意识到，写作，看似所面对的是正在变化的世界，实际上，也许面对的是自己心灵的复杂性。所以，这第二个关键词应该是：变化。 疫情期间，让我认识并警惕到三种写作。一种是木偶式写作：模样可爱的木偶，并不关心人类，它没有肺，没有受到威胁，它像生活在一个乌托邦中。一个木偶的世界，近在身边，又遥不可及。一种是雄辩的写作：写作者被撒谎的欲望支配，那雄辩的谎言甚至有了回声，甚至会感动自己，直至把自己当成药。如果它进入到我们精神的内部，会把我们的肺推向歧途。一种是蝙蝠式写作：它的体温天然地比我们高出很多——那是我们发着高烧才能到达的体温。我们的问题，在它那里不是问题；或者，是它早已解决掉的问题。它倒挂着，把我们视野中的问题顺便颠倒过来，且全都处理得不成其为问题。 所以，我要说的第三个关键词是：警惕。 胡学文： 阅读 疫情阻步，2022年有了大块的时间，但写作不多，只在年初写过一个中篇，另有几篇随笔，主要精力用在阅读上。我读书有个习惯，当年发表、出版的作品多要放一放，尤其是长篇小说，一年或两年，因为评论甚多，不想受到影响，待凉却之后，集中读一批。这一年所读以历史社科类书籍为主，另有一些地方志，如费正清和刘广京编著的《中国晚清史》、宫崎市定《中国史》、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范成泰《黄淮运水利笔谈》、丹纳《艺术哲学》、科瓦列夫斯基《窥视紫禁城》、额勒和布《额勒和布日记》及《中国古代的江湖骗子和骗术》等。读的文学书籍多了，就想换换脑子。当然也有目的，我计划写一部小说，背景放在清末民初，因此想补补历史方面的知识。正史严谨，野史有趣，而个人记述又有着细节的真实。 如《窥视紫禁城》系科瓦列夫斯基作为监护官于1849年—1850年间伴送以巴拉弟为首的俄国东正教第十三届驻北京教士团来华所写的日记，其中有大半的篇幅记述了驼队在蒙古大漠上旅行的风景及沿途的历史、社会、风俗。额勒和布曾任察哈尔都统，其在日记中记述了审案捐官、迎来送往、家中进贼等诸多大事小事，是一本难得的了解彼时彼地的个体见闻和心理记录，因为私密，更具情趣。 文学作品读得少，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福克纳《八月之光》。这是我喜欢的两部作品，每次重读都有新收获。 张楚： 终结与开端 2022年，也许注定是每个中国公民都不会轻易忘却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踉踉跄跄，我们驻足观望，我们步履不停，如今，所有的迟疑、所有的痛楚貌似已终结，而更明朗的未来或许在黎明破晓时能让我们的眼神更坚毅一些，也更温柔一些。 这一年，我总算把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终结了。也只是终结而已，更艰巨的修缮遥遥无期。在五年的光阴里，我宛若一名懒散的建筑师，逼迫着自己断断续续修建着一座陌生之城，我常常因为缺少一根尺寸合适的房檩而停工数月，焦虑、自卑和越来越明显的麻木伴随着我的日常生活和无限延伸的梦境。我时常自嘲，为自己知识的浅薄、语言的匮乏、世界观的狭隘、故事的简陋和叙述的技术性障碍感到绝望，对于一个不自信的小说家而言，这简直是从未体验过的酷刑。这期间我硬着头皮重读了阿特伍德、托尔斯泰、格雷厄姆·格林和兰佩杜萨的一些小说。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没有更加沮丧，而是获得了某种可疑的宁静。我安慰自己，也许把小说写得糟糕透顶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呢。我时常想起舅舅说过的一句话：写长篇小说就像在大海里游泳，不用怕，游着游着，就游到了岸边……当然，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我也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快慰，在与那些眉眼逐渐明朗起来的陌生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彻底爱上了他们，并为他们的坦诚、善意、胆怯羞涩的爱感到自豪。“我的恨同我的爱一样卑鄙，”格雷厄姆在《恋情的终结》里说，“他的整个身体显得无名无姓……只是一个同我们自己一样的人。”这就够了。于我而言，她或许是个丑陋的女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她的父亲，她是和我一样的人。 终结通常也意味着新的开端，很多和我同年代的作家们如是自律、勤奋，并始终对世界怀有一种更殷切的诉说欲望，我由衷地羡慕他们——他们在终结与开端的轮回中不断印证着属于他们的才华和创造力：付秀莹的《野望》、鲁敏的《金色河流》、朱文颖的《深海夜航》、乔叶的《宝水》、魏微的《烟霞里》、常芳的《河图》、李凤群的《月下》、葛亮的《燕食记》、李浩的《灶王爷传奇》、石一枫的《入魂枪》、阿乙的《未婚妻》、李师江的《黄金海岸》、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这一年，他们让阅读者集中领略了属于70年代作家的小说美学和对世界的开阔热望。说实话，这真是很美好的事。我也盼望某天能像他们一样，在开端与终结的往复循环中，在痛苦和幸福的交叠缠绕中，寻到自己和这个世界连通的秘密方式。 弋舟： 蓄力 2022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在几个瞬间居然认为将要翻篇的这个年份，是2023年。当然，回过神来后，错愕是免不了的。如此倒错，视一年为两年，将日子过成了双份，足以说明时光在这300多个日子里承重几何。 在这一年，我结集出版了《辛丑故事集》，那是对于上一年的记录，依例，我还应该写一本《壬寅故事集》，但是前后数次、合计被关在楼里差不多有四个月之多的日子，我居然只写出了一篇不足万字的短篇小说。我的写作秩序紊乱了。奇怪的是，我又似乎并未感到格外的颓丧。我隐约觉得，仿佛有无穷的日子扩容着当下的这个年份，它好像永不过期，并且，随着时空富有韧力地拉伸，某种力量也在沉默地蓄积。我发现自己因此有了一种可贵的耐心，也因此，在这一年里，一切的“结果”，在我眼中都像是尚未完成的“过程”。 我的这种感受，更多地自然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学现场——这一年，端的是堪称“大年”，让人觉得，几乎所有的师友都拿出了重磅作品，但出版刊行了，又不像是惯常经验中的瓜熟蒂落，而是宛如一枚枚沉甸甸的硕果，悬于枝头，积蓄着饱满的态势。就是说，这一年是“蓄力”之年，其能量，也许要待到来年才会充分地释放出来。 岁末，传来了我获得首届“朱自清文学奖”的消息，那一刻，回旋于我脑际的，全是《匆匆》这一名篇中的句子：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而我，只觉得这去来匆匆的时日，并非弥散于无形，必定有什么东西在这一年中改造了我和我的文学，必定有某种力量蓄势待发，正酝酿出蓬勃的生机。 奥兹形容作家动笔前的困窘时说：“一张白纸实际上是一堵刷了白灰的墙，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此刻，预先设想自己在2023年将要写出的第一篇小说，我会以一种推开了白纸之门、凿开了白纸之窗的心情，如是开篇：你好，经过了2022年，我是蓄力来到了你的面前。 杨庆祥： 幻 2022年4月底的一个傍晚，我忙完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匆忙赶到北四环的一家餐厅，和几个朋友见面，这几个朋友分别来自传媒、影视和文学界。一见面他们就半严肃半诙谐地问我：“气氛如何？”我觉得很难用一个词来准确描述。正好朋友带了他新出的作品《三铜》，写的是道家四大门派参与景泰年间——一个虚构的历史时期，与正史上的两晋大概叠合——天下逐鹿的演义。此前我已经读过试读本，知道书中道家的主要力量来自于他们的幻术，幼鳞少都符、冢虎徐无鬼、卧龙任嚣城、凤雏支益生。我当时突然脑子里蹦出一个词“幻”。 幻，一个穿透历史和现实的关键词。它是茅盾意义上的，1928年，茅盾经由牯岭而至上海，写下对大革命反思的第一部经典《幻灭》；它是梦枕獏意义上的，盛唐不过是一场幻觉，电影《妖猫传》中的杨贵妃对李白说，“有了你，大唐才是大唐”，但这句话也不过如霓裳舞衣，稍纵即逝；它当然也是曹雪芹意义上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它如此确切地对位着2022年普通人的感受：不确定，变化无常，在事件呈现其本来面目之前依然抱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在接下来的5月份，我经历了内心的急剧重建，本来准备将“幻”作为研究生课程“当代写作与当代批评”的重要一讲，但因为内心重建消耗了太多能量而作罢，不过，在编选2022年北岳社的中短篇小说年选时，我依然将“幻”定为了主题。 在《三铜》的结尾，黑影说，“幼鳞天治的努力还是输了”，幼鳞沉默，隔了很久，“输了”。 林森： “躲避”与“迎合” 作为一个文学编辑，每天在来稿的汪洋里浮沉，总会发现某些痕迹、现象。在此时盘点2022年的某些文学关键词，我想到的，却并不是那么让人舒服的词——“躲避”与“迎合”。 先说“躲避”。我们一直强调作家要关注现实，可在“文学一线”的阅读中，却总是发现太多作品对现实的陌生与疏离。举一个最小的例子，疫情三年以来，全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强调“社交距离”的防疫方式，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相处方式，就更不用说，在这三年里，每一个人都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可奇怪的是，极少有作家书写这一切，作家们几乎达成了一个默契——“完美”地躲避着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作家们不断往前写，写那个人们相处方式还正常的世界，还根本没发现，这个世界已经改变、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们已经改变。在这里，并不是说作家们要马上去写疫情，而是说，对于当下现实里发生着的一切，作家们到底是感觉迟钝，还是说感觉到了却故意聪明地躲开？ 再说“迎合”。回顾这一年或者两三年，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作家都在做一件事——喜“大”而恶“小”。作家们跟风跟得太紧，热衷于迎向某些“大”的主题，却忽略了对“小”的关注、忽略了时代中人的气息与情感，作品中情感干涩、思想局促。这类创作最值得警惕的是，作家们在面对“大”时，是否还能坚持自己作为观察、书写、思考的主体？而如何通过“小”的细部来呈现“大”的样貌，如何在“大”的关照中展现“小”的丰盈，是需要作家们不断提醒自己的，而不是在“大”面前，彻底缴械。 这两个关键词，就是一体两面，就是一回事。当某个人走路的时候，有意避开某些障碍和磕绊，必定会迎向一条其认为“更顺畅”的道路，可问题是，在文学中，这到底是大道还是窄门，值得每一个写作者想一想。 徐刚： 乡村振兴 纵观202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乔叶的《宝水》和付秀莹的《野望》无疑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作品的重要收获。现在看来，《宝水》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新的题材、新的写法和新的人物这三个方面。首先就题材而言，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此真切、如此生动、如此充满生机的当下乡村形象；其次就叙述方式来看，这里别有意味的是“美丽乡村”中作为叙事中介的那个“我”，这种手法足以引出叙事中难得一见的不同层次；最后就最具新意的小说人物而言，《宝水》中的乡建项目总设计师“孟胡子”堪称当代文学中从未有过的人物，也是指向未来的具有时代精神的新人形象。与《宝水》相比，《野望》中的“芳村”更像是“宝水村”的前史，小说直到后半段才开始落实“产业区”，真正实施“乡村振兴”，所以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上而下的“乡村振兴”从“悬浮”到“嵌入”的完整过程。这种从“悬浮”到“嵌入”的过程，体现了作者对乡村的深入理解。一方面，乡村更加内在的是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这些迎来送往、婚丧嫁娶的活动，属于日常生活层面家长里短、人情世故的东西，乡村对于这类自上而下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隔阂和排斥。但另一方面，乡村的自然状态又存在着各种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小说背后包含着一种总体性的思考，即如何让乡村真正富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其实从侧面回答了乡村究竟为什么要振兴的问题，这一点尤其重要。因此，两部作品大概正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既多角度展现乡村时代变迁又散发着浓郁泥土芳香的新时代文学精品。 吴越： “延时到来的记忆” 如果说在今天，文学已经无法再强悍地介入现实、雄辩地预判或者指导现实，那么至少，小说作为一种延时到来的记忆，仍然能够复原某种特定的瞬间，逼近某种逻辑真实；而文学语言所特有的清澈和锋利的质地，将能抵御时代话语的形变。2022年问世的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完成了一次险峻的翻越，以世情工笔了真情，以人心皴化了人境，以先锋小说家的风雨况味，去填充孤峰与孤峰之间的烟水茫茫。孙甘露的成功“返场”，也许是2022年评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有些恍神的联想：在我们所知道的、但不曾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现场，那些涣散的、无主的人心是如何被收束与凝固起来的？或许这不难理解，一如稳定、坚毅与智性在小说家中的比例。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我想说的是孙甘露在其创作生涯中的“延时到来”，证明了英雄主义在任何一个领域中确然的存在。就写作的难度与真诚并存而言，这一年我所阅读的《金枝》（邵丽）、《月下》（李凤群）、《培训班》（傅星）等，都从特定的角度回溯、梳理了一段时代、地域与人心之间的交纵景别，值得推荐。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所有人都是生活的幸存者，幸存者之于逝者的唯一区别与任务将是：留下记忆——或进入文学，或进入历史，或进入哲学。我们的作家终将承担其中属于自身的工作。 相关阅读 2022，我的文学关键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