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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郎——“神奇土地”之上的“罪与罚”

http://www.newdu.com 2022-12-09 同代人(微信公众号) newdu 参加讨论

    本期作者
    《看电影》杂志主编,影评人。著有《并指如刀:阿郎看电影》《肥梦》等。
    特邀嘉宾:夏烈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一级作家,博士生导师
    我是读完《铁锈新鲜》之后搜索作者信息才知道,那个当警察的青年似乎是阿郎小说里常态的人设。就像我们总是乐意看到一部警察故事或者侦探故事,这些特殊的职业和氛围允诺我们的不止是某种快感期待,也是逼近人性临界的探秘窥私——我们以正当的名义,让剧中的犯罪者演绎人性钢筋的寸寸扭裂以及电光火石的悖伦瞬间,神经和精神的运动是同时的,延长的部分则是文学与哲学媾和的巨大空间。
    《铁锈新鲜》因此在一种作者的均衡力与生命力的认识分配之中。它是故事的,也是探索的;它是生活的水滴石穿,也是人事的激情偶然;它是一桩桩旧事(千禧年来临前的末世癍疤),也是作者捕捉保护的生命感(文学性)的新鲜。所以它有比较丰富的意义场,有着诸多信息的纠缠。
    当然,风格化是做电影的阿郎的擅长,或者说该小说的风格化就是其浓烈的影像色彩。开头就如此,从青年警察我的视觉开始,摇曳生姿。然后又如类型电影那样,不虚妄地刻画风景,而将最末的悬念踅入开头的视觉细节。同样,悬疑、推理、凶杀、伦理纠葛也都是电影般的布局。所以说,今天的文学从影视中得到了很多“新鲜”,阿郎转型到小说创作的成功与叙事语言的成熟就是一次正面印证。
    然而值得捉摸的还在于,小说中1987年和1999年两起案件偶然性背后的循环结构,在让我们恍惚于人间伏脉的感喟中,也领略了东北文学地理的江湖美学。
    樊迎春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
    青年教师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破案故事,但在最通俗的叙事中,隐藏着涵义复杂的宗教线索;这是一个为父报仇的传统故事,但在一波三折的情节中,潜伏着东北衰落的伤心往事。被时代列车抛弃的工人失去了优势的阶级地位,但还保有看家本领,这本领可以艰难谋生,也可以轻松谋杀。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时刻,在“毁灭吧,我累了”还没有成为一种日常用语的二十多年前,这个东北小城的下岗工人因一本来自遥远时代与国度的预言书,企盼以“忏悔”(confession)获得“世界末日”后的“救赎”(redemption),如此合理,如此荒诞。在这样的意义上,这首先是一篇东北工人版的《罪与罚》。
    然而,曹局说《罪与罚》里的小拉不过是个“地痞无赖”,写出了“个人命运与社会变革深刻交织”的《死魂灵》才是真正的“划时代的巨著”,或许也正是因为“高屋建瓴”如曹局者太多,王志、关海舟才相继成为东北版的“小拉”。王志曾靠着八级钳工的手艺自制枪械轻松犯罪,关海舟却自小体弱多病浑浑噩噩,然而,王志和关海舟却“偶然”领受了救世主与恶魔的命运,两代人恩仇关系的戏剧化扭转似乎也在悄然提醒我们,社会变革同样要与“地痞无赖”的个人命运深刻交织,生了锈迹的这块巨大的钢铁,正在以新鲜的姿态向所有人宣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片土地上那被继承的与被摧毁的都在汹涌而来,无处可逃。
    温雅红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中国作协博士后
    《铁锈新鲜》小说扑面而来浑重、破败的老工业城市气息,夜晚的交通事故、百万富翁被杀,以及北钢厂家属院都将读者的视角拉回至1990年代的东北,一个曾经辉煌的中国重工业基地。小说讲述的是刑警队的故事,抽丝剥茧般拼凑还原出20年前后的两起交通事故,其间穿插关海舟的成长故事,武百万、王志和张雪娥的情感往事,以及女厂长关亚玲的故事,散射出东北小城市的社会图景和小人物生活实录。小说中诸如东北民间教会、《诸世纪》、“世界末日论”都时时复刻90年代的城市符号,那是发生在新世纪前夕的故事。若将小说放置在近年来新崛起的“新东北小说”系列中,或许更容易理解。
    但作者与“铁西三剑客”不同,他对年代的追忆更甚于对东北城市的怀恋,小说写的是1990年代东北的故事,但将东北作为故事的发生地点和背景,那个年代的人事才是作者致力于探寻的东西,借由两起深夜的交通事故,作者串联起新世纪和1990年代两个历史时空。因此,小说的形式意义高于内容,环环相扣和抽丝剥茧的讲述手法使小说拥有趣味性和侦探性,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新东北文学中常被质疑的“东北—阶级”的阐释框架,激活了小说多重解读空间,避免陷入情感创伤书写的套路。正如小说的题名所示:铁锈新鲜,它鲜活地存在于历史时空中,并化为一代人的情感寄托和时代记忆。
    高翔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铁锈新鲜》的特别之处,在于作者试图以类型小说来解构类型小说,甚至是反类型小说。因而在这部小说的叙述中,一桩案件的进展并非水到渠成,它不试图通过精巧的布局,或层层推理,或征用反转,来达成自身的目的,而是充满偶然与巧合。这些不确定性,如同现代生活本身,拥塞着大量逻辑与结构之外,难以被归为线索的心灵轨迹,是推理之外更深不可测的部分。它们的存在构成了生活真正的质地,“成就”了每个凡人的人生。
    阿郎将小说的背景置于世纪末,一个传言即将毁灭的世界性时间,而东北作为新近发现的文学地理,成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秩序之外,充满混乱、荒芜与叙事可能性的方位。经历过世纪末和新世纪的人,会对阿郎在其中设置的《诸世纪》会心一笑,坊间传播的种种关于“末日”的言论,言之凿凿犹如《圣经》的盗版书,预示着人类即将面临的危机。终极与新生、国王与乞丐、善与恶、罪与罚,在阿郎的书写中,凝汇在独特的世纪末。对世界末意义的征用,暗示了阿郎写作的意图,“断裂”在其中充当了一次契机、一个装置,正因此,我们得以观看人性在其间徐徐展开。
    张慧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不管什么题材与写法,上世纪末叶的改革开放及90年代下岗潮,作为东北老工业区的集体创伤记忆,已然成为当下东北写作不断回访、叩问甚至重临的历史起点。而对于所谓的心灵创伤或精神创伤,精神分析学着眼和强调的往往不是作为回忆性的“伤口”,而是具有生产性的“疤痕”。重新打开和参观“伤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而如何为那道重新参与了主体历史生成的“疤痕”不断赋形,则是作家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铁锈新鲜》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形式,将一本预告世界末日的书与甚嚣尘上的世纪末传言缝合于一个犯罪故事之中,在近乎荒诞的叙事与故作玩世不恭的语调里,我们听到了转轨的历史撞击心灵时的巨响。
    小说以两条叙事线索将文本内部的世界切割为阴阳两瓣,一面讲述灰色无聊亦不乏暖意的日常,另一面却充斥着残酷的犯罪、汹涌的爱恨与英雄主义真相,这彼此矛盾的两面,正是安城、伊春——这些在小说中被现代商业文明所抛弃的城市——独特的构型,它一面以其特有的原始、粗砺、快意恩仇,向现代理性豢养下的心灵发出粗暴的质询(与邀请),而转过身去,我们却发见它如此慈悲的面孔,沉默且低垂,将灼灼苦难涵容、吐纳,在历史的废墟中点燃一注人性的微光。
    靳庭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铁锈新鲜》提醒着我们“恶”的多种形式。在“为了获利的恶”与“纯粹的恶”(如巴塔耶认为纯粹的恶是杀人者真正享受犯罪的乐趣,而不考虑从中获得的利益)之外,还有广大的晦暗地带,“恶”在此是分裂、混乱、受压抑且不稳定的。就像《铁》中的罪行,既伴随着诅咒的激情和滑向更坏情况的死亡冲动,又并非无因之恶——他们“心里都有点让人睡不着觉的事儿”,或者说怀揣着生锈的心。在90年代中国的“铁锈带”,市场经济浪潮的洗刷下,置身其中者或闯荡淘金,或倒腾张罗,或奔波劳碌,不同的生活轨迹浸泡在不同的苦涩失意、失望打击或怨恨不甘里。在难以预见心灵发生何种反应的时刻,两本《诸世纪》和一个带有邪教色彩的松散组织,只是加快生锈反应的一撮盐。
    对此,小说强化了一种让人不安的力量,它在此的角色是揭示犯罪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与读者交流。具体来说,它以游刃有余、张弛有度的叙述,展现小人物在跨过“杀人之门”前后的遭际,写出了“附着在案件上的斑驳人性”。经由“我”(宣传科警察兼业余创作者)的目光,作者将叙述落实为一种揣摩审视周遭的敏感性,以及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了然于心的对人性的理解。同时,无论是补叙的对王志的怀疑,还是刑警们怀疑关海舟的第六感,都在旁逸斜出的反套路叙事中给人不断深入之感——剥离表面种种,一窥尘封旧事,类似于除锈。当这种刮擦、剥离、清理的过程结束时,读者看到了人心令人惊诧的洞孔,以及从中隐约透出的闪烁不定的微光。
    卢钿希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熟悉的“新东北”书写的元素:命案、魔幻民间神学、粗粝的工人阶层。救赎,或准确而言是所谓末日救赎,成为小说的一条基本脉络:王为了给爱情的结晶也即流产胎儿复仇,杀死了武,上演了一场工人反杀“资本家”的戏码,而后,他选用了民间宗教这一无从被官方承认的玄学作为救赎,又转而暗中关注并保护武的骨肉,既是某种程度的赎罪,也是一种情感代偿,即把关当成那个他不曾拥有的孩子。关认出王是杀父仇人,却又转而暗中观察,并送给他《诸世纪》,仿佛是将某种“隐喻”一并投掷:要王悔改赎罪。而王瘸子的命案,小说世界里习见的“偶然”,则将两人的命运最终绑定在一起。而“我”,竟然也在得知自己侥幸从死亡中逃脱后,在那新世纪钟声即将敲响时,从一位翩然而过的女子那,得到了某种神圣的“启示”。小说的独到之处,正在于将斑驳的社会现实与“世纪末”这一特殊的历史关节扭结在一起,从而跳出一般探案侦查小说的窠臼。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似乎过于执迷“宇宙幽默的尽头是东北”这一文艺定律,将某种轻佻、调侃、油滑的口吻无差别地贯穿于叙事者、警方官员和嫌疑人等人物中,如关母子和厂里工人交代案件时结尾都不忘来一句“我有违法吗”,警局队长和局长那顺滑宛若说相声的“台词”:“到底谁的枪”“到底谁开的枪”。也许,无处不在的幽默感,锻造了一种与双雪涛、班宇等人有所区别的叙事风格,然而,问题在于,这类台词的滥用,一方面可能与真实的警官形象脱节,与真实的现实场景脱节,甚至可能使得各式人物在同一副幽默气质的面具下趋于某种同质化,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观照历史和现实的严肃感。如何适度在小说中引入抓人眼球的东北地域元素,又不破坏小说的现实感,让正剧沦为轻薄的东北小品剧,也许是这类流行一时的“新东北”写作所应慎重思考的命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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